【大纪元9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吴英编译报导)中共近几年的经济崛起，带动其在全球各方面的影响力，包括左右联合国的运作及功能。《纽约时报杂志》登出特约撰述James Traub九月三日专文，论述中共近几年参与联合国运作，以下为该文的摘译。
早期以苏联为马首是瞻，阻挠台湾
回顾历史，中共于1971年取代台湾成为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初期这个封闭的共产政权在安理会一切以苏联为马首是瞻，只在讨论涉及与承认台湾主权国家有关的维和任务时，发言阻挠议案的通过。
以前，中共更不会派人担任联合国派在各国哨站的观察员，也不会付出太大心力关注有关提案，但现在的中共，有心在全球舞台扮演活跃角色，才会派人担任联合国派驻黎南哨站的观察员。但相对地，联合国也因此产生一些困扰，因为中共对“国际秩序”的解读显然与美国或西方国家不同，并且因此影响联合国处理相关案件的方向。
近年用狡猾外交手段影响安理会的运作
中共在联合国已不再是沉默的羔羊，此系衍生自其惊人的经济成长及连带提高的全球影响力。此外，由于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也促使中共与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建立新的关系。
中共积极的加入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区域组织如倡议安全的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及双边协议，派遣提供医疗或工程服务部队以及参与联合国维和作业的警察任务。中共到目前为止尚未派遣部队参与前线作战的任务。
在此发展趋势下，很自然地，中共改派熟稔外交谋略的资深外交官王亚光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其运用狡猾熟练的外交手段影响安理会的运作，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曾如此形容中共的策略：“中共在联合国通常不会长篇大论，他们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发表声明，他们总是先听，在抓住开发中国家的目标后才发言。”然而中共这种游戏规则确实达到了削弱联合国处理人道危机事件的能力，著名的案例为1994年的卢安达群体灭绝以及2004年的苏丹达尔福尔群体灭绝等事件，由于中共的刻意阻挠及运用否决权力，致联合国对此二事件作出毫无强制力的决议。
中共的外交策略大多数是基于经济利益等目的，一旦目的消失，他们立即改弦更张。数年前，中共支持印度，反对蒙特娄议定书强制削减氟氯碳化合物使用量的规定，然而在蒙特娄议定书同意提供削减排放量的技术后，中共立即背叛印度，转而主张该议定书的削减规定并未侵犯各国主权。
使用否决权保护违反人权国家
中共擅用其安理会成员所拥有的否决权，保护与其友好的违反人权国家，包括苏丹、辛巴威、厄立特里亚、缅甸、北韩及伊朗。在最近有关伊朗核武讨论中，中共保护伊朗的立场，已严重影响安理会的功能，以致安理会无法通过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决议。
目前使联合国会员国意见分歧的导因已不再是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国家主权。近几年自从波士尼亚及卢安达的人道危机后，联合国被赋予的期望有所转变，西方国家希望联合国能介入、以制裁或谴责的方式，捍卫群体的利益，对抗人权滥用的国家。
然而这只是西方国家一厢情愿的想法，历经殖民统治的开发中国家，通常是主张外人不能干涉其迫害人民人权的内政，反对其他国家侵犯其国家主权，深切记取西方帝国主义耻辱的中共更是如此，强烈主张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在此原则下，中共曾在1990年代阻挠或公开批评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包括强制驱离海珊离开科威特，以及派遣维和部队到索马利亚、波士尼亚、卢安达及海地。
对于中共与美国就缅甸政府不愿释放反对党领袖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苏姬的立场明显不同，王光亚在接受Traub访问时表示，他仍将依来自北京的指示，坚决反对美国建议谴责及威胁制裁缅甸政府的提案，并且主张这不属于联合国安理会的职权，中共认为美国提出此提案的理由－缅甸有人权、毒品及爱滋病问题，是不成立的，因为美国内部也有同样的问题。
针对去年九月联合国第六十届高峰会通过之“保护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中共虽然持保留态度，但王光亚承认其为具拘束力的国际法，惟辩称联合国必须决定适用本原则的方式，认为本项新义务仅适用于群体灭绝或大规模系统性违反人权的案件，并不适用于苏丹的违反人权个案。针对苏丹的问题，中共的一贯主张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应在取得该国政府同意前才能进驻部署。
对西方国家所关切的问题漠不关心
中共参与国际社会是依其主张行事，风格与关切重点和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回异，例如其甚为关切“领土完整性”的问题，对于西方国家所关切的改革问题漠不关心。其参与开发中国家G77集团的运作，支持G77的主张，认为联合国应重视经济及社会问题，而不是和平及安全问题。
中共采用的策略是顺势而为。例如中共不支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改革提案，并且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对抗有关的改革提案，毫不客气地反对秘书长安南的提案－建议成立一个更为严格的机构，以取代没有强制力的人权委员会。
在去年九月的激烈讨论后，中共由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大使释出善意，提出一项有助于打破僵局的模糊提案，另一方面，中共仍维持反对任何改革提案。最后，总理事会通过新的人权委员会及加入成员标准的松散规定，依该规定，中共、古巴、俄罗斯及中共均能经选举成为该委员会成员。
中共的外交策略可从另一事件窥探。2005年4月日本、德国、印度及巴西正式提出竞选安理会扩大的席次后，中国境内出现反日示威，日本驻中共的使馆及日营企业遭到攻击，日本人对于示威规模以及日本高层的容忍感到吃惊。王光亚与驻馆人员在此同时，积极运作立场摇摆的各国驻联合国大使。
根据约旦大使Zeid Ra’ad Zeid al-Hussein亲王的回忆，王光亚十分生气地表示日本怎么能一方面拒绝接受历史真相，另一方面自豪于对全球的贡献？（日本在联合国负担的经费比例为19％，仅次于于美国，而中共只有2％，俄罗斯则为1％）。
依据王光亚的说法，中共主张联合国安理会目前的五席常驻代表席次的产生，是因为该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并不是以经济势力为选任标准。不过中共或许忘记，当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友共同作战的政权，现在是在台北，而不是北京。
虽然中共无法说服非洲国家反对安理会扩大席次，其仍运用策略巧妙地影响非洲联盟。在八月初非洲联盟会议之前数周，中共热情招待到访的辛巴威独裁暴君穆加比（Robert Mugabe）。穆加比返回非洲时公开宣布非洲国家不仅要坚持安理会常驻代表的席次，同时也要争取否决权。此举将弄巧成拙，因为一旦非洲国家配套争取在安理会的否决权，由于无法获得安理会目前五个常任国家的同意，而致安理会的扩大案势必终止。中共的计谋也将得逞。
八月联合国展开下任秘书长的选举作业，多数亚洲国家认为应该轮由亚洲国家担任，中共也同意支持。不论是谁参与竞选，势必难逃美国与中共的检视。美国将反对任何拥护第三世界的候选人，中共则将拒绝与美国盟国友好的候选人。此外，中共可能会支持印度推派的候选人，但也会考虑此举对盟友巴基斯坦的影响。虽然中共一向极力避免与G77国家立场不同，但这次恐怕无法如愿。由此可知，本次秘书长的选任情况十分复杂。
中共与美国在联合国的立场极为不同，美国积极号召各国并肩作战，中共则拒绝任何损害其国家利益的提案。美国鼓吹道德主义，中共则支持重商主义，二者都敢于公开批评联合国的共识决议。
虽然二国立场有着一百八十度的不同，然而中共在处理二国关系的手法上十分微妙。例如中共与俄罗斯对某些涉及国家主权的议题持有相同立场，然而二国所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俄罗斯倾向重击美国，希望不破坏与美国关系的中共，则寻求与美国的共同论点。因此中共有可能在俄罗斯公开威胁否决联合国授权出兵伊拉克的提案之同时，极尽克制地表达反对立场。
在最近的伊朗核子计划案中，俄罗斯与中共都反对安理会谴责伊朗，但中共尽可能以美国能接受的方式表达立场，俄罗斯用了45分钟说明协商的立意，王光亚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说协商很好。
如果中共持续在联合国阻挠西方国家的提案，事情将更为棘手，并且迫使各国放弃联合国，另寻其他机制解决问题。近几年已有部分国家为避免继续发生像苏丹达弗的群体灭绝案件，倡议成立新的机构，而且不接受具破坏力的国家中共及俄罗斯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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