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9日讯】我一向孤陋寡闻，有些东西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些虽然听说了，但不知其意，比如这“幸福指数”吧，近来看到国内不少媒体都在说这件事。本人好像对“幸福”这个词还有些理解，而“幸福指数”为何物就有些懵懵懂懂了，想着和自己很遥远。但今天电视上说国家发改委已经把它列入国家发展的考核指标了，我顿时如坠五里雾中。考核指标不就是ＧＤＰ嘛？怎么又添了个“幸福指数”？既然是指数，就要有个量化的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如何定下来？如何按照指标来定各省市的幸福指数？我马上就想起这会不会是中央最近反对的“恶搞”？看来又不像，中央电视台怎么能恶搞？国家发改委怎么能恶搞？于是上网去查一查，不查不要紧，一查不仅没有使我茅塞顿开，反而使我越来越糊涂了，甚至连幸福指数的定义、如何计算等等问题都不知所云。
一、
幸福指数当然跟幸福有关。有的专家说，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就是幸福感吧。一个专门研究社会学的具有博士后学位的专家邢占军先生为此专门研究了中国社会的八大社会群体，发现在当下中国幸福感最强的是国家干部。这个结论当然不会错，也符合中国的现实。首先，国家干部有权，而且官越高权越大。其次，国家干部钱多，除了白色收入、灰色收入外，还有黑色收入，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补助、津贴，行有公家的小轿车，食有公款吃喝（报纸披露，现在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已达9,000亿元了，短短几年已经翻了几番）。如果是大官就更舒服，赌资有出处，嫖资能报销，幸福无比也！当然幸福感就很强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有个关于幸福的公式，即幸福﹦效用／欲望，这里的效用大概可理解为消费或者享用某种物品（事物）所得到的满足程度。如此说来，对官员来说他们消费的满足程度，也就是公式中的分子肯定是很高的。然而却还有个分母，即欲望。一个农民可能欲望并不高，但官员们的欲望可就高了，他们要想方设法向上爬，以便获得更大的权势；他们要获得更多更多的钱，于是就到处去抓钱，去寻租，去贪污；他们要满足性欲，于是去嫖、去包二奶、去养小蜜。如果从享用物品或者事物的角度来看，官员们的幸福指数肯定很高，这与那位专家调查、分析的结论是以致的。然而要从他们的欲望来说，钱呀，权呀等等来看，他们的幸福指数可能不一定高，何况那些贪腐分子还整日处于怕被曝光的惊恐之中，那幸福指数就不一定高了。然而另一方面来看，官员们大都包养情妇，而且不少官员包养了一批情妇，充分满足了他们的性的欲望，或者说他们的“性福指数”是很高的。
总之，在咱中国，官员们，尤其是高官们，他们的幸福指数和“性福指数”都是很高的，不然为什么每年招聘公务员时大家挤破头皮去应聘，那还不是为了挤进官员的队伍，以便去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
二、
邢占军先生还发现，知识分子和新兴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幸福感仅次于国家干部。然而，排在最后的却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农民。这就有着极大的讽刺意味了，曾几何时，他们虽然只是被我党吹捧为领导阶级，但现实境况下，工人以及广大农民阶层已经成了社会最底层，他们中的失业、下岗职工以及失去土地的农民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医疗、孩子教育等更让他们忧心如焚，生了病无钱去医，孩子上学无钱交各种各样的高昂费用，每年都有贫困家庭的孩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但无钱交出天价的学费而致父亲自杀以求解脱的案件发生。如此以来，还要对他们谈什么幸福感！谁还去关心他们的幸福指数？
而且，幸福不仅是对物质生活的满意程度，幸福感应该是多方面的，多元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没有民主、自由的环境下，即使每天吃饱了，喝足了，但精神处于极度压抑之下，那还有什么幸福感吗？也就是说，在现实的中国，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人们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力，没有享受自由民主的权利，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幸福感，看看那些仅仅发表了自己对民主自由的渴望而被关进监狱的人们，看看那些维权人士以及维权律师的遭遇，看看那些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徒们，看看那些为了自己的土地被侵占而抗争的农民，看看那些房屋被强行拆除的城市市民，他们哪里还有什么幸福？！他们的幸福指数早已是负值。
三、
我不知道中央发改委定下中国发展的幸福指数之后还要作些什么。可能是欲望这么多年来在所谓的发展中一味追求ＧＤＰ，从而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以及由此引起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包括自然资源以及矿难等造成的人员的大量死亡。另一方面，盲目追求ＧＤＰ的结果使得官商勾结、权钱勾结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官场腐败、社会风气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大概因此而想起了不仅用ＧＤＰ，而且用幸福指数来考察各地政府与官员。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ＧＤＰ都可以造假虚报，那么幸福指数怎就不能编造，可以专门划定那些幸福感强的人群去统计嘛，这是比ＧＤＰ更容易编造的。我们就等着看政府官员如何借助那些体制内的那些专家们如何去哄骗上一级的官僚吧。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