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2日讯】毛思想在文革时期，几乎像蝗虫一样席卷中国大地，达到专制独裁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洗脑运动，且收效甚大，影响甚大，生命力甚大——因为，毛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式，迄今，人们还是众说不一，黑白各执，几乎达到天地之区别，魔鬼和上帝之区别。何以如此，其中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人们没有剖析毛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内涵。用一句现代哲学家的话说，就是，没有澄清毛下结论时候的判断句，口号和语录的思想实质。其实，一旦毛的语言画皮和他的神话被揭示，被澄清，毛的伟大思想，也就只剩下区区佝偻和低矮的丑陋裸体，连那件皇帝的新衣（如果一定要虚拟定做），也是破绽百纳，千疮百孔。
有一种观念说，上帝创造人类，首先是从他的语言创造开始的。但是，他未提供人类统一的语言，使得人类建造巴别塔的努力，付之东流。这个判断，其实也是人类自身的判断。上帝语言的不可分析性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圣经提供的理性和逻辑分析，造成了人们判断最高”指示”的历史和现实分歧。这个分歧带来的，却不是毛时代语言和思维的一统天下，而是有限度引发的，关乎与此的经学大讨论。
法国的秃头查理皇帝给予圣经学者们极大的治学和争执空间，一时间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复兴——思维活跃程度和真理探讨可能性，大为增加。毛的问题，不在于他制造了一种类似伪经宣传的方式，而在于，他杜绝了关于教条的讨论。即便，人们首先面对的，不是真教条，而是假货。
于是，在区分何种语言是指令性语言，何种语言是交流性语言的课题上，毛，似乎直觉到这个哲学课题。他从他前期的交流和蛊惑性语言，慢慢转化为指令性语言。他好像自身梦魇于偌大的一个信徒国度，对他们发出无需讨论的指令——”要斗私批修”，”不须放屁”，”就是好，就是好”……于是，逻辑的判断和奇迹语言的附会，造就了文革后期岂有此理的毛式思维，及其国人接受此思维强奸的荒唐而可悲的局面。这个局面，与毛前期装腔作势地炮制他的理论，已经有所不同。于是，我们面对了两个时期的毛式思维方式和思维内涵。
其一，就是他试图造成和读者，人群，党员交流的，那种不乏强制性和欺诈性的毛选式文字；其二，就是”不须放屁”，要天地翻覆的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其语势的倾向性，就是从上述强词夺理，发展到一锤定音，不许质疑和质疑有罪。
语言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是语言的替代性力量。这个力量，很快转变成为毛式暴力。在早期的苏区和延安，这种语言暴力和暴力本身，已经萌芽；或者说，语言本身，成为暴力的先导和序曲；暴力，究竟是不是语言，语言，究竟是不是暴力，已经被冲破界限，合而为一。一言定生死，一言折狱，一言罹罪，已经非常多见，成为那种文化乡的家常便饭。人们的思维，学习，生活，婚嫁及其升迁，跌落，生死，已经产生整套文化禁锢和文化涂鸦。人们的本能和智商，开始在毛思维的熏陶下，一步步变得异化和扭曲。他们的党性服从和强制命令，双重出现在中国亘古未有的延安文化和1949年文化里。
我们曾经温习1949年文化的暴力倾向。这个倾向，成为文革的最早实践。其中，强制者发出的政治指令，服从者产生的屈从思维，文字，转变成为检讨文化，告密文化，批判文化，等等，让你看到中华文化的大面积堕落。你会看到，一方面，是党报党刊的暴力语言，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连篇累牍地宣导人众；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国人忏悔文字，见载于昨天的大公报今天的人民日报。国人，不知所云地，按照毛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原则，宣示自己人将不人，或者，已经成为毛式动物园里的一种非人类。尊严，信念和思维，完全被自身放弃，继而，彻底沦落为一种亚人类，准人类——人类自古已然的某种公民权利和顺民权利，被尽数剥夺。人们不是向上帝忏悔原罪和世俗罪孽，而是向党忏悔政治之间的不同身份和不同见解之罪，反动派罪和反革命罪。这种忏悔，持续在整个1949年以后的历史时期。从周恩来，邓小平，一直到所谓民主党派中人，知识分子中人，工农群众，当然包括地富反坏右，自然，统统成为这种暴力裹胁下，暴力服从文字的载体。更有人，现在还在以不同的方式，试图恢复这种检讨文化和忏悔文化。固然，这种忏悔，面对的不是牧师，上帝和老天爷，而是一个个道貌岸然的什么书记等等小人物。他们，却强行成为中国各级忏悔的地方牧师，且产生他们就是上帝的某种现实。这个可悲和可笑的现实的最高负责者，当然是毛。在毛这个阶层，大人物，向他们的教主也行忏悔，如，周，邓等人，甚至彭，刘等人。
那么，毛，是如何诱导和强迫这些人做此一举呢？
这就要看我们前此讲到的语言与权利问题。
二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最早，毛的语言，不无世世代代中外政治赌徒一贯享有的，乌托邦蛊惑性和颠覆性。五四时代，毛式语言的湖南独立等等言论，和当时五四新文化语言杂处一世，真假难别。他们的蛊惑性，无外是把自己上升到几乎是耶稣和苏格拉底的高度，说，我们的言说，几乎就是真理，几乎就是圣经和拯救之道了。在众多的拯救之道里，就看谁的拯救之道最为直接，最为现实和最为简单。口号，成为直接深入人心，人性的便捷方式——他依靠的是群氓和暴民。
其间，词汇之含义的政治转化，成为他们一群人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之间，宣导哲学的最大不同。这个不同，也如上述所讲之交流艺术之落地化和实用化。比如，毛式哲学，一开始就把痞子运动，说成”好得很”，他们要到某某女人的床上去滚一滚，要分田分地，要共产公妻（延安的女性其实就是这些党棍的公产，可以随时挑选）。而自由主义者的哲学，对于当时的劳苦大众，就显得不知所云，没有寄托，过于高深。你，不可以和农民讲积极自由或者消极自由。你，也不可能和工人讲，对于资方的宽容。你，不可能和军人讲，监督班长和排长，或者，要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不可能和知识分子讲，取消”人民当家作主”的期望——虽然，已经有外国哲学家早就这样说过——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见卡尔·波普）。于是，话语权，在政治权利和军事格斗的全过程里，被毛式政治集团顺利掌控，成为不说自明的类似绝对律令，降服了国人。
他们开始在一切阶段，玩弄这些绝对命令——一种掏空具体含义和歪曲真实内涵的意识形态语汇游戏。
这个游戏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看到的敌友说。敌友说的推广，首先是定义”人民”这个概念。在建立逻辑命题的语言判断句中，人民——革命：成为一个绝对命令句。毛们，可以任意解释这个几乎和圣经一样可以任意解释的游戏规则。
我们尝试做出几种玩法。如次：一，毛说的人民，不是一种先验的概念。他既没有古代对奴隶的定性判断，也没有任何与财产挂钩的近现代民主和自由式判断。人民，只是一种随时可以改变的政治范畴。人民，可以随着毛式政治需求的推演而完全本末倒置和意义全无。
也就是说，这个类似中世纪共象概念的讨论，不须和任何具体的名词内涵关联，甚至根本不指涉实际存在（实体）；他纯粹是一种政治杜撰，没有确定不变的准确涵义。
从时间段上说，毛式在民主的”先声”时期，是把人民和西方意义上的公民和选民，相提并论的——因为，他们鼓吹美欧的宪政社会，欧美法系，民主监督，多党制，新闻自由。他们鼓吹杰弗逊，林肯和”民主周期律”.这样一来，人们觉得，他们期待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中之人民，当然，就是西方意义，西方报纸，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人民了。
老百姓不明就里，跟着欢呼雀跃，不为其怪；一大批从欧美留学，专门学习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学者，也跟在这些人民后面，接受了毛式恩典——这个现象，是极为怪异的。（我们前此提到过，苏俄反对派的人民观念。他们也许是民粹主义或者斯拉夫主义，不是自由主义，像妥斯托耶夫斯基，就反对和矮化自由主义，在其著作中，但是，说他们是列宁主义改革派，就成为天大的笑话。）
人民概念，在民主人士，或者说，所谓民主人士跑到中南海以后不久，事情就开始起变化。1954年宪法，不再是欧美法系；人民，也不再是西方意义上的，天赋人权的选民，而是毛式公民——说，这是”共和国”公民——其实，共和国原意，是主权国家的有限联合，像美国的无主权法系前提下的联合——人民共和国，是哪门子联合，与谁共！与谁和！一塌糊涂概念！
——于是，1954年的人民概念和以前的概念比较，开始起变化。
56年，人民一词，又产生变化了。众所周知，资本家们，开始被逐出富裕地位，忍受工农的人民羞辱。他们早上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
57年，那些本来要和工农联合监督政府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开始变成毛的敌人。
反右最后，毛对周恩来说，你，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周，开始检讨。
59年，他的人民阵线里，排除了彭黄等人。
66年，1954年宪法规定之人民，开始出现分化。本来的人民民主专政，转化为不断革命论。于是，人民阵线里的人员变化，表出现令人惊讶的格局。刘邓，不再是人民了。
……
那么，毛式人民这个概念，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毛式玩弄的，一个类似妓女的浓饰粉黛之辈。人民，是毛心中的一个随时可以替换的玩物，且在他高兴的时候会，高呼其万岁，但是，他不高兴的时候，一切，就被弃之如敝屣。没有人可以和他争执，说，根据你过去的原则，我，还是一个人民中分子啊！
毛会如何回答你呢？——不须放屁！现在，你，不是人民了！试看天地翻覆！
从理论上讲，这个人民共象和某某具体人群，具体个人，有何关系呢？只有负面的关系。就是说，他在词语的内涵上，只有限定和否定的意义。你，不是人民，比较你还在队伍中，在毛看来，更加重要；不然，他的斗争哲学如何继续！
再就是，人民这个大词本身，是没有内涵的，被掏空的，虚位以待的，做为填房的，无足轻重的。按照西方学人的解释，就是，意识形态大词本身的所指意义是随时变化，千变万化的；他只剩下一种不具意义的发声能指——人民如何，如何——他们一开口就这样说。甚至说，我代表之，云云。
你要问他，人民的权责，意义和地位，他会告诉你，去吧，学学毛选！——于是，一个同义反复，循环论证，出现在语言的恶性游戏中间——加上你不可以再思索——这个潜规则，毛式人民，就成为一个鸡蛋泡沫了。
因为，一旦你开始较真，枪杆子，就要用在你的身，心之上了。
我们看到，其实，毛式真理，就是他这个人民老大的意图。有人说到中世纪自由意志和上帝恩典的关系课题。简而言之是，自由意志冲突于恩典；而恩典，其实是人民实现自由的一个前提。其间的困惑是，上帝，是不是可以自由地行驶其自由意志而不受束服。
也就是说，上帝，是不是可以排除遵守人间道德之约法，之规范，任意所为。现在看来，毛，给出了一个解决之道。这个方法是，你，不要设想你心中和实际上的无与伦比了——俺老毛，就是无与伦比！（关乎于此的讨论，见诸中世纪安瑟莫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著名论述——
“大前提：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不仅在思想中也在实际中存在。
小前提：上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东西。
结论：所以上帝存在。”
（见“基督教哲学1500年” 赵敦华着））
这样一来，思维的奥卡姆剃刀变得锋利无比。毛时代一切思想方式的简单化和庸俗化，达到极致。思想，其实，已经被取消了，取笑了，成为一种多余和累赘。红卫兵呼喊着类似畜生嚎叫的毛式口号，冲到大街小巷，杀戮和凌辱，变得日常化和普遍化。究竟他们怎么想？答案非常简单，那个”无与伦比”教导我们……简陋，草率，无端和残暴，成为那个时期的共识——一个博大精深的郭沫若，不是也岌岌可危地，开始崇尚那种无与伦比之下的苟简和粗鄙吗！全国如此。
这个简陋，比起中世纪的西方，包括我们中国的中世纪（如，理学争执，等等），都处在无法比较的无知状态和无耻状态中。这个文化灭绝的无与伦比之罪首，是毛。(待续)
──原载《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