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在上海成都路一所房子里召开。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正式代表是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尚德、包惠僧、施存统等。张太雷、向警予作为非正式代表列席。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会议没有作出什么重大决定。是年八月初，中共在杭州西湖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共产国际”派来的番鬼佬马林作为太上皇主持会议。会议专门讨论发展壮大中共的组织问题。中共成立一年多，党员仅增加六十四人。照这样发展，再过十年也只是增加六百多人，太缓慢了。马林传达“共产国际”的“训令”，要中共作为“独立组织”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的亲共分子分化出来，同时用国民党的旗帜号召群众加入中共。换句话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就是打着“青天白日”的旗号去扩大自己的势力。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统一意见，执行“共产国际”的“训令”。
一九二二年也是国民党内多事的一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率兵攻入广西。两广甫定。忽接“非常大总统”孙文来电，令陈率得胜之师挥戈北伐，与奉系张作霖合作，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用兵，把直系赶出北京。陈炯明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神态傲慢，看人从不正视。他文武兼备，却胸无大志。他平定两广，心愿已足，想拥兵自重。他对孙文说：“两广甫定，后方匪患尚多，应保境息民稳定根基，后图进取。”陈私下和滇湘两省军阀约定，搞联省自治。陈炯明按兵不动。孙文三番四次地催逼。陈被逼急了，干脆宣布辞去广东省省长及粤军总司令职务。孙文就下坡顺势，颁令准陈辞职，免去陈炯明的职务。陈炯明辞职，本是想做做样子给孙文看的，以为孙文定会挽留他。孰知孙文真的免了他的职。陈氏大忿：“老子统一两广，苦大功高。孙文折弓烹狗。我于心不甘！”陈炯明潜回老家惠州托病不出，却暗令部将叶举带领人马杀回广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清晨，四千叛军包围孙文的总统府，炮轰孙文的住地观音山。孙文祸起萧墙，由几个卫士保护着跑到珠江长堤，登上停在天字码头的宝璧舰，随后又移驻永翔舰。孙文的爱妻宋庆龄在十六日下午冒着枪林弹雨冲出总统府，次日晨转赴黄埔与孙文会合。十七日，孙文夫妻转登永丰舰。十八日，孙文电令蒋中正火速赴粤。蒋中正当时丁忧在籍。蒋母王采玉于上一年六月十四日去世。他正在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居丧。惊闻孙总统有难，自知忠孝不能两全，立即打点行装上路。六月二十九日，蒋中正只身登上永丰舰。孙文大喜：“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此后一个多月，蒋中正每日侍奉孙文身旁。永丰舰在珠江及海上游弋。孙文缺衣乏食。蒋中正趁黑夜凫水登岸，取衣取食物以救孙文。蒋氏之忠勇博得孙文的称赞与感激：“陈逆之变，介石赴难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孙文信任蒋中正自此始。孙文在舰上漂泊了五十五天。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孙文离开永丰舰，转乘英舰“摩轩号”离开广州，经香港，十三日到上海。
孙文在上海住了几日，忽然有人求见。宾主寒暄过后，对方直言来意：“我们是共产党的代表，深知孙先生忧国忧民，不屈不挠。今我党也以三民主义为纲领，拟全体加入国民党，在革命中愿效前驱。”孙文遇陈炯明叛变，穷途末路之时，竟然有人投奔麾下，不禁大喜。孙文不假思索，一口应允。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这样草草实行了。一九二二年八、九月间，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人由张继作介绍人，个个都举起拳头宣誓：“本人拥护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愿为革命犯难蹈险，视死如归。”
孙先生上当了。因为共产党和任何政治团体的“合作”都是没有诚意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这样写着：“推动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孙文的“联俄联共”政策无异是开门缉盗，饮鸩止渴。
一九二三年六月下旬，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十七人，代表四百多位共产党员。共产党尝到甜头了。他们加入国民党不足一年，就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发展了三百多个党员。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已有党员近一千人。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流域。中共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已有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它寄生国民党内，捞到了发家的本钱。
中共在北伐开始时采取消极抵制态度，等到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快要攻克武汉时，才如梦初醒匆忙行动。中共一方面在城市组织工会，发动工人、职员罢工罢市，要求加工薪减工时。形同聚众要挟。条件苛刻致企业家被迫破产，商店老板被迫关门。另一面在农村尤其是湖南省的农村煽动农民运动。农会组织遍地皆是。贫穷农民聚集一起，捉拿富裕农民去斗争，然后杀害，瓜分他们的财产。很多富裕农民的妻女被奸占，老幼丁口被屠杀。中共刻意制造阶级仇恨，煽动贫民越闹越凶。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苏联代表鲍罗庭与中共密谋，策动亲共的第二第六两军占领南京，又暗令周恩来赶在国民革命军之前到上海煽起暴动，建立共产政权，企图操控局势。
蒋中正对共产党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蒋受孙文重托赴苏联考察，至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回国。蒋归国后写信对廖仲恺说：“……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蒋又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共产党的图谋被蒋中正一眼看破了。加上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在前线慷慨激昂地陈词：“共产党在后方作祟，扰乱治安，搞得人心惶惶，百业萧条，致使我军无粮无饷。匪类不除，则败亡立至。”蒋中正于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宣布清共，驱逐共党分子。国民党很快就控制了南京上海一带。这时候，鲍罗庭对共党要员说：“共产党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他指使共党核心分子捧出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声言宁汉分流，借此与蒋中正分庭抗礼。鲍罗庭知道，共产党在两湖有根基，在武汉更占有舆论宣传阵地。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一份“训令”。内容大略是：共产党马上组织新军队，武装三万共产党员及从两湖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贫民，逮捕并处死现有的不可靠的国民党将领，把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来的委员。“共产国际”的代表鲁易把汪精卫当作自己人，拿这份印有“绝密”字样的“训令”给他看。汪看后，心里大惊，但是仪态安详地说：“好主意！请先生复制几份，给我一份副本。”汪后来叹道：“共产党采用的是孙行者钻入猪精肚子里的办法。他们处心积虑要消灭国民党，践踏三民主义。一个共产党徒就是一条毒蛇，一只猛兽，是决不能让它们留种于世间的。蒋中正的观察殊为深刻，吾不如也！”汪精卫拿到这份“训令”的副本后，立即传送给所有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看。国民党要人个个义愤填膺，齐声斥责共产党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去宣传“共产”谬论，实行明火执仗的抢劫，打着“革命”的旗号去干杀人越货的勾当。七月十五日，武汉也宣布清共。共党分子几乎无立足之地。他们有的宣布退党不干了，有的逃亡了，有的则潜伏国民党内伺机作祟。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潜伏国民党内的共产党终于在江西南昌作乱。但是他们受到全国军民的唾弃。一夜之间便被打败，落荒而逃，如鸟兽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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