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9日讯】自从煲呔曾的“文革民主论”出炉，惹起轩然大波，泛民、亲共都群起而攻之。亲共阵营尴尬之时，乘机强调“加强国情教育”。
只是不知这个“国情教育”会不会包括什么忌讳，不能提的，或是有没有什么政治敏感的，不能照实讲的？或者为了遮掩错误，干脆颠倒一下黑白的？
在中国大陆生活过读过书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只有共产党才抗日”，所以就算历史书上提到了两场共产党与日本人打过的仗，也并不知道那两场是共产党唯一可以炫耀的“抗日战斗”。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但事实上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而建政后的历史，更是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能够说的，而且对各类批斗和运动，均一带而过，文革也让“四人帮”“食死猫”算数。更后面的，就只提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也不提了。
香港的“国情教育”会不会沦落如此，要看港人自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对香港的宣传政策都是“温水煮青蛙”。
Twins拣错戏
最近上画的卡通片〈孩子的天空——闪闪的红星〉找来了香港导演林超贤，又找来Twins做配音。港人大都不清楚故事背景，但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这部〈闪闪的红星〉拍成的电影是家喻户晓，学生更被集体组织观看。〈闪闪的红星〉原来是文革电影，王愿坚编剧、陆柱国执笔导演出来的。故事发生在1931年到1938的中国江西农村，主角潘冬子的爸爸是红军军人，妈妈被地主胡汉三杀害，潘冬子一心想当红军，发誓要杀“白狗子”为他妈妈报仇。无论这部新上画的卡通片着重于描写哪一方面，都是源于那部中共“仇杀”文化的电影作品〈闪闪的红星〉。
一九三几年的江西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傅国涌先生在2005年出版的《发现廿八都》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长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932年4月间，方志敏领导的红军乘江西衰娜妮赣剧团在廿八都水星庙做戏一个月的机会，派暗探来侦察驻镇民团和自卫队人数、武器、行动规律，同时也摸清了当地富户情况。红军暗探化装成卖水果、剧团工作人员或观众，见楼上两边坐的女眷，手上带亮闪闪金镯子的，就留心打听。一个多月后的6月28日，红军广丰独立团由团长周良瑞、政委吴光丕亲自率领，会同游击队、花枪连五百多人，还有大批挑夫，星夜奔袭廿八都。由于民团和自卫队不堪一击，红军很快便攻下了廿八都。这一仗除了枪支弹药，红军还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中午时分，红军又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少共二百多人统统当作‘财神’绑架到江西去，让家人拿钱去赎，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则被撕票，有些人更人财两失。……”
“同年9月5日，红军广丰独立团和闽北独立团又带着赤卫队、花枪连第二次攻打廿八都。这次除打死守军三十多人外，再绑架士兵、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肉票’。繁华了几个世纪的富饶古镇从此萧条、冷落。1933年慕名而来的郁达夫便目睹了这个‘鸡鸣三省’古镇的一派衰败景象。”
廿八都故老对当时“过红军”的浩劫记忆犹新，《衢州文史资料》对此亦有记载：
“街上贴满了‘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兵联合起来！’‘列宁主义万岁！’等标语。杨益丰、隆兴源南货店和杨元亨、金同顺布店等二十多家大的商号店堂，全被砸开，门板七零八落，柜台东倒西歪，箩筐队忙着装货待用。有几个地主的家眷正在哭爹喊娘。
中共的历史说，方志敏的红军叫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在狱中写了本《我爱中国》，还做了首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所以很赚了些当年青少年的热泪，原来也仍然是杀人越货、破坏稳定、破坏抗战的土匪。……”
“国情教育”的神奇在于，它可以是，也应该是时事，但是在中共的笔下，便可以成为美化恶行颠倒是非的工具。如果Twins在选择配音之前就看到傅国涌先生的这段纪实文学，大概也不会犯这样的错，问题就是，我们的国情教育是否都能把史实包括进去。如果真的实话实说，港人必定不会对“温水煮蛙”逆来顺受，曾先生也不会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擦中共的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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