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丽灵在信中，迎平康的父亲叫平杰指旺。
仲维光和刘青没回信，今年我才从王友琴那儿得知，维光没收到我的书，维光因为在德国，情有可原，可刘青也说他没收到。
“刘青，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不是原来那个女朋友？”
“还是。”
我看过那个女孩子给他写的信，称他为“牛虻。”这次开会，进一步了解到刘青的情况，更感到刘青是个好丈夫。
“刘青，非常对不起，我没能把你在狱中写的九万字交给［争鸣］。”
“交了会连累你。”
手稿最后由王克平交给法新社，倒没听说王克平有什么麻烦。
“你怎么样？你好吗？”他问，语气中是令我感动的关切。
我想哭，声音里尽量不要哽咽。“我很好。”
难道我要告诉他，我的离婚，我的独闯澳大利亚，我为了获得居留权与人同居；我给别人当情妇，为了生活的稳定——他在革命，他从不停息地对国内人权状况的关注，我怎么好意思用我私人奋斗史来打扰他，占用他宝贵的生命？
我们谈论我们共同的朋友，我的许多老朋友当时都聚集到十三条七十六号民主运动的旗帜之下，七八、七九、八零那几年被称之为的民主墙运动，赵振开（北岛）是地下诗刊［今天］的主要负责人，姜世伟（芝克）是主要的编辑与撰稿人。栗世征与他们以另一种形式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六九年一月份去白洋淀插队的这批人与［今天］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七十六号为我提供了许多新朋友，毛毛（芝克的女友）栗世征当时美丽的女友张宏媛，后来因写“十六号病房”一文一炮打响的乔雪竹，乔雪竹又介绍了一堆她当时就读的《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同学给我，其中的张谆，后一制造了很轰动的新闻，她是军人，与一个法国人恋爱，被军事法庭逮捕，被开除军籍，后来去了法国。还有黄锐，赵楠，徐文立，马德升——等等，等等。
这次开会我才知道，［民主墙］运动的序幕是由一个贵州黄翔与他的伙伴拉开的。同来开会，［民主墙］时小字辈的活跃份子贝岭好像也是与我同时才知道这个事实。贝岭还说：“我们北京人总是有种大北京主义，认为什么运动都是我们首先开创的。”
我记得当时刘青，刘念春让出的作为民主活动基地的两间带前廊的青砖大瓦房里住过不止一个贵州人，其中一个带着贵州音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是大喊大叫地死去，就是默默地死去。”
黄翔的诗歌自有他独特的力量。
前些时日，好友罗娜，皮特夫妇送给过我一个黄翔专集的光碟，对他那句诗：“即使我变成一根骨头也要卡住这个时代的咽喉。”欣赏备至。当时我只听过他的名字，对他不甚了解，但这一句诗令我产生对他许多遐想，肯定是个遭受无穷磨难而誓死不屈要斗争到底的诗人。
此次见到真佛之面，黑色齐耳长发随着他朗诵诗时不停飘浮，他的动作像太极，像舞蹈，又像空中的雷鸣电闪，令我每次听罢哭得无法自制，尤其是听他朗诵“野兽。”
“野兽，我是一只野兽，我是一只被人追赶的野兽——”凄厉、悲怆、雄壮。
黄翔是贵州的，刘青好像也不是纯正的北京人，他的口音总带点南方腔。
那天深里，我们谈了三个多小时，从夜里两点到五点多钟，从漆黑的夜到东方发白。我在悉尼，地球南端，他在纽约，西半球北部。
没多久，“星岛日报”头版刊登中国法学教授袁红冰与他的助手赵晶从贵州逃亡悉尼的新闻。我想起在电话里刘青告诉我XXX逃往哪儿哪儿哪儿，XXX又逃到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如报家门，如数家珍，想必这袁赵二人来澳亦是他的杰作之一，他在这时候给我三个小时的电话，必是对我的一个暗示，希望我能出手相助，给了我一个弥补过失的好机会。
袁红冰出逃事件使我精神为之一振。我前面已经说过，任何大事到我这儿都可以简化为私人感情，老袁的来到一是可以弥补一下对刘青的歉意，二是对袁感到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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