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3日讯】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越界对执行边境巡逻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动血腥袭击。当天，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得到了以军总参谋长哈卢兹的战争建议书和打赢战争的口头保障，拍板决定开战。
然而奥尔默特在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忘了一件事情，他忘了看看军方的作战计划。总参谋长没给，他也没要。第一次当总理不到一年的奥尔默特从未指挥过战争，或许他根本不知道总理在决定开战前应该审查一下军队的作战计划，或许他知道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如果是英雄世代的沙龙拉宾当总理，审议军事计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规则显然不适用于“后英雄世代”的平民政治家们，所以他干脆省了这道麻烦。参与战争决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国防部长佩雷兹对军事政治都毫无阅历，也没多大兴趣学习，当了几个月的国防部长，对军队情况的了解仍然是聊胜于无，唯一的长处还是领导工会闹罢工。他自然也想不起来要什么军事计划，一切都交给总参谋长这位大军事家了。
按照常理，建议开战的总参谋长手中至少应该有两套详细的、事先得到军方批准的作战计划，以便在第一方案失效时实行补救方案。然而总理和国防部长做梦都没想到，这位拍胸脯保证没问题的总参谋长手中连一份详细作战计划都没有。对于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到底只是常规安全行动还是一场全面战争谁都没底，仗就这样稀里糊涂打了起来。没有任何计划的总参谋长按照他的“空军制胜论”构想对这场以色列几十年一遇的大战进行了即兴指挥。陆军准备不足？他连提都懒得提，谁用得着他们？提前征召陆军预备役进行训练？没必要，陆军到时候的任务不过是行军。开展大规模地面战？根本不在考虑之中。
政治领导人的虚弱导致了军事领导人的自我膨胀。哈卢兹不仅没有向总理国防部长汇报所有的情况，而且根本不许政治领导人过问战争进程。当老资格的政治家佩雷斯向他询问军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时，他竟然羞辱他说：“这是总参谋长应该谈论的事情。”这种膨胀和傲慢也同样体现在哈卢兹对军中同事和下属的态度。当他的不当指挥遭到其他将领的批评时，他的对策是下了一道“闭嘴令”，禁止军官们发表不同意见。这是连英雄世代的拉宾沙龙都不敢做的事情。
英雄独断，原也难免。糟糕的是哈卢兹并不是一位有全局把握能力的将领。当初总参谋长一职出缺，按顺序应该由副总参谋长阿什肯纳兹接任。但阿什肯纳兹对沙龙的单边撤退计划及其使用军队对付犹太定居者的意图持保留态度。结果一心要执行单边撤离计划的沙龙对他不放心，越级提拔了听话的哈卢兹。阿什肯纳兹因为受到羞辱而退出了现役（战后又取代哈卢兹出任总参谋长，这是后话）。沙龙提拔哈卢兹并不是因为他的军事才干，而是看中他能胜任“单边撤退参谋长”的角色。沙龙大概从来也没想到过有朝一日这位总参谋长会成为以色列的实际三军统帅，打一场大规模战争。沙龙健康的时候总参谋长作用有限，并不需要太强的人物，若说打仗沙龙自己就有用不完的本事。当然这位对沙龙合适的总参谋长对奥尔默特其实并不合适，但不懂军事的奥尔默特没参透这一点，反而给了哈卢兹无边的权力。
以上这一幕并非天方夜谭里的故事，而是以色列负责调查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问题的“文诺格拉德委员会”中期报告披露的惊人细节之一。该报告指出总理奥尔默特应对该次战争中出现的问题负全部的责任，同时对以色列大多数主要军政领导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关于战争的结果，该报告的结论是：“如果奥尔默特、佩雷兹和哈卢兹三人能够采取不同的行动，那么战争的结局将会好得多。”虽然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还要两个月才问世，但中期报告的公布已经在以色列引起轩然大波，奥尔默特政府的前景极不乐观。
综观文诺格拉德委员会的报告，以色列领导层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和平主义的多年侵蚀导致以军战争准备严重不足。从2000年以色列撤到联合国认可的国际边界起，真主党就不断对以色列发动越界恐怖攻击。以色列不但没有对此做出应有的正当反击，甚至连一份冲突扩大时的大规模作战计划都没有制定，以至临阵手忙脚乱，作战不力。从这一点上说，从巴拉克起的历任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包括沙龙在内，都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很显然，对和平的虚假幻想让不少以色列人忘记了现实的严酷，即使是最出色的以色列人也没能逃过这种错误。这一点目前抗议中的以色列民众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主要还是在追究具体的领导人责任。事实上，和平主义的影响才是问题的根本，不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人迟早还得吃亏。
第二、“后英雄世代”平民政治家的非军事化问题。2006年当选上台的“以色列第三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以非军事化为特色，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这三巨头无一人是军事专家。特别是肩负军方与政府沟通使命的国防部长一职形同虚设，严重影响了战争状态下政府与军方的良性互动。与六日战争前紧急召唤摩西‧达扬回任国防部长的艾希克尔相比，现任总理奥尔默特的军事意识和应变能力显然都有不少差距。
第三、“第三共和国”军政脱节问题。由于“英雄世代”领导人的超凡军事能力，以色列的“文人治军”民主体制一向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能力，而缺少一套完整的、保证政治领导人能专业化地评估军方意图的有效制度。而当军事天才们从政治领导层消失之后，政军之间便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象，从而严重影响了政府对军队的领导能力。考虑到平民政治家在目前“后英雄世代”中的绝对优势以及“新英雄世代”（如果能形成的话）的崛起尚需时日，以色列急需制定一套完整的制度，以帮助政治领导人做出专业化的军事评估，可供选择的方案包括在政府内设立专业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为主要领导人配备专门军事顾问。
在以上三个问题中，第三项属于操作性问题，有文诺格拉德委员会的报告在，解决起来估计不会太困难。第二个问题无法直接解决，只能等新领导人逐步成长起来。而第一个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需要以色列的知识分子承担起民族的责任。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结束近九个月来，以色列北部边境风平浪静，真主党再不敢搞越界袭击，这是自巴拉克以来历任总理都不曾做到的。因此总体来说，黎巴嫩战争开战的政治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问题主要出现在领导层的军事指挥上。如果奥尔默特当时看一下军方的详细计划，即使看不懂，也会发现军方的严重准备不足问题。这样开战时间可以推迟一到两个星期，一方面让军方做出计划，另一方面给国际社会一个斡旋的机会。真主党反正是不会买国际社会的帐，那么两周后开战，以色列在军事和外交上都会主动得多。因此文诺格拉德委员会对总理奥尔默特“仓促决定开战”的批评是正确的。
文诺格拉德委员会报告出台后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意，甚至连真主党头目纳斯鲁拉都破天荒地赞扬说以色列人改正错误的能力不能不让人尊敬。“见善思齐”，阿拉伯世界如果能够效仿以色列的民主批评体制，中东的局面将大不一样。设想一下，如果黎巴嫩有一天能够设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真主党私立武装，擅开边衅，用民房作战壕，给黎巴嫩人民招来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的责任和罪行；如果叙利亚能够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一下阿萨德政权谋杀黎巴嫩前总理因而给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的罪行；如果巴勒斯坦人能够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追究一下哈马斯、吉哈德等恐怖组织用恐怖活动破坏中东和平进程，使巴勒斯坦人再次错失建国良机的罪行；如果沙特阿拉伯能够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反思一下为什么丧尽天良的911恐怖分子一大半出自自己的国家；那么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东将不再是一场永远无法变现的政治赌博，而将是地平线上的新现实！
－－原载：《张平Blog》，2007-05-05(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