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7日讯】(亚洲时报 Kent Ewing香港撰文/寸草心编译) 劳动力成本低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一本万利发展模式，在中国或许快走到尽头了。至少对于数以万计在大陆设厂的港商而言，“流金岁月”很快就会结束了。
中国本周开始实施新措施，加紧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制造商必须要先预付至少50%的进口税押金，以及必须采用价格高昂的环保技术。新措施显然是为了缓和因中国的外贸顺差持续扩大、所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阻止环境进一步恶化，并提升国内的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
大陆整个制造业所吸纳的投资，近半来自香港企业，新措施带来的冲击自然对港企最沉重。虽然这些港企不甘坐以待毙，不过营商环境恶化已成定局，没人能改变事实。
在解释北京的外贸新政时，商务部产业司司长王琴华说，“新政策将增加成本，影响出口商的现金流量，尤其是行业中那些从事劳动密集型的部分。我们计算过，这些影响将迫使出口商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升自己的技术”。
王琴华指出，政策调整对于企业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她希望相关企业借着大环境的改变，也尽快改变自己的产品结构，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增值环节和自主品牌方向发展，向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发展。
毫无疑问，中央政府希望王琴华的话，能清晰无误地传到华盛顿的耳朵里。须知，美国会一众议员长久以来批评人民币升值步伐过慢，又指北京故意操纵汇率，导致美中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云云，甚至扬言要对中国抡起贸易制裁大棒。
不过，新措施实在来得太突然，令在大陆投资的港企瘁不及防。无奈之下，他们正纷纷要求特区政府伸出援手。
根据新规定，厂商要引入价格高昂的环保技术，这将使出口产品成本增加至少10亿美元。此外，产业分析人士还预计，预付进口税押金的规定，会令厂商的流动资金减少20至30亿美元，而这部分资金本来可用于生产玩具、电子、服装等廉价产品。
从8月23日开始，公司但凡进口1800多种货品，包括塑料、金属和纺织品等货物，必须要先预付至少50%的进口税押金。未来此类货品将增至约5000种。
港企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加工贸易，将成为受新规定冲击的重灾区。分子人士估计，港企的出口成本将上升三成之多。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大陆有9万多家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当中港企占了半壁江山，为57,500家。受雇于这些企业的工人多达960万，相信部分人将因为新措施而失业。
不过，北京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为了使制造业向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发展，净化环境，同时通过收窄外贸顺差来向国际社会示好，北京似乎认为，以失业为代价换取这些目标值得一搏。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外贸盈余飙升至1125亿美元，比前一年高出84%。
香港工业总会指出，共有4.5万家港资工厂受是次政策调整的影响。而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一份报告，当中14,500家厂商将遭受严重打击，1,500家甚至遭遇停产关门的厄运；37.5万大陆工人和1万名香港工人，会因此饭碗不保。
中国经济的规模能在短短25年内，取得增容40倍的彪炳成绩，香港投资者功不可没。如今，他们都为前景感到茫然。
“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一直敦促特区政府伸出援手，该会主席刘达邦表示，“整体形势不太好，受新规定影响，估计将有30亿美元（进口税押金）不能动。中小企业的边际利润本来就较微薄，对它们而言，情况尤其不妙。”
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正在向政府施压，要求它说服北京押后实施外贸新政、对涉及的1853种商品分阶段收保证金，以及授权香港的银行，为出口商向海关开具台账保证金担保函（目前仅有中国银行获此授权）。刘达邦还建议，香港政府可以补贴形式，为制造业厂商减轻负担。
代表工业界利益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君彦透露，特区政府正同北京“紧密合作”，试图减少新政对港企的冲击。梁君彦预计，若北京拒绝收回成命，约10-15% 的港资工厂会被迫关门大吉。但无论如何，他认为北京已通过外贸新政，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不再是一个生产廉价低端产品的地方，港企应当想想如何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了。
官媒《中国日报》上周刊出了一个故事，讲述两家在大陆设厂的港企面，对外贸新政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打算认命，关门走人；另一个则不向命运低头，做好在价值链上往上爬的准备。
故事回顾了港商Victor Ho的营商历程。Victor七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广东一家玩具厂的管理大权。七年后的今天，他却在考虑解散150名雇员，关门大吉。“在我父亲管理的年代，赚钱十分容易。那时，人人都会对在港资企业工作的人投以艳羡目光。”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群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赵振邦。赵振邦于上1950年代创立群邦实业，并在“好几年前”将这个生产手套的低端企业，成功转型为高端的“环保产品厂商”。 赵振邦对记者说：“商业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则──深谋远虑，高瞻远瞩。”
1950年代，香江是低端制造业中心。后来，厂商陆续迁移到大陆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珠三角及近海的福建和江苏尤受青睐。如今，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环境，因一些厂商违规操作而日益恶化，中央政府已经发出要大力治理环境的讯号。
其实，厂商也并非无路可走，他们可以选择把工厂，再迁至中部或西部地区，例如新疆、甘肃等自治地区，以规避外贸新政带来的冲击。外贸新政之所以给厂商提供这个选择，想必是为了缩小沿海和内陆省市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可是，对于上面提到的那个港商Victor Ho的低端制造企业而言，搬迁费用是个大问题。
随着大陆经济列车驶进第三个高速前行的十年，内地的劳动力成本也水涨船高。在这种大背景下，有意扩大业务规模的港企有两条路走：要么把手触伸到内陆，要么走出国门，投资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成本低廉、监管不严的国家。(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