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日讯】2007年3月11日上午，我买了晚上8：20扬州－北京的火车票，准备到北京上访。我这次去北京上访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我所在的单位－－江都市公安局龙川中心派出所自我2003年由江都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安排过去上班后，一直到现在整整四年都没有加过工资，多少次反映都说在研究，研究了几年也没有一个答复。二是关于去年9月30日我曾到中纪委上访的事，反映江都市交警大队长期违抗中央规定，不施行罚缴分离，当时中纪委的接待同志说会转给江苏省纪委，到时会给我一个答复，但近半年过去了也没有音讯。由于当时还早，我就到到扬州城里的古玩市场去买几支毛笔给女儿练字，那里有个卖毛笔的人曾上过扬州电视台，做的毛笔很好。买完毛笔后，刚出古玩市场的西门，就有个小伙子拦住了我，让我等一下。正疑惑间，他指了指我后面的人，我掉过头一看，原来是我们单位的一位民警，曾做过一个镇的派出所所长，我们都叫他王所长，和我关系也不错。这时我才知道是来截访的，以前也有过，不过都是本单位里的人，这一次是我不认识的人，我倒有点意外。王所长跟我说，早上他还在锻练身体，就被电话通知到扬州来找我，连鞋子都没来得及换，说是因为在所里他和我关系不错，并且一再向我打招呼，说他其实根本不想来。我一看说正好有人要去北京，就给那人用他穿的果然是在家锻练的衣服，我说没关系，谁来我都会跟他回去的，我上北京上访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他又问我是不是真的要去北京，我拿出刚买的车票，他拿过去看了以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后来对我说，就不退了，正好有人要去北京，将车票给那个人用，到时车票钱还给我，。于是，我就和他们五个人分乘两辆车一起回到了江都。一辆是苏oko998,一辆是苏ks0315。
到了江都已是中午，车子直接到了镇政府，我们教导员在等着。在信访办等了好长时间后，教导员带着我们一起到江都体育场西门对面的一家饭店吃饭。吃饭前，又来了一个人，说做个材料，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江都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二中队的民警，其中一人是教导员。做完后，他们让我签字，我说事情没有解决前我不可能签字的。二中队的教导员又去找我们所里的教导员，我知道他是想让他劝我，但是我也知道我们教导员知道我的脾气。果然，他们没再强求，于是八个人一起吃了午饭。吃过以后出来，二中队的人就先走了，我们教导员说马上带我去到镇政府谈，当时已是下午2点多钟了。
教导员让王所长和司机将说送到镇政府，后来路上又说是去运成饭店南二楼。几分钟后，他们将我带到了运成饭店，到了二楼东面门朝南的第二个房间，里面坐了许多人，我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原江都镇（现改名为仙女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张明安同志，跟他打了个招呼，他没理我。王所长跟我说：“那我就先走了”，我说好的。他们走后，只见房间里的一个半秃老头说：“先把他送到隔壁房间”，于是我被人带到了最东面一个房间。这里被隔成两间，中间的门没有，里面有两个人看着我，他们让我到里面，里面有两张床，一张东西向靠北墙，另一张南北向靠西墙。我就坐在了南北向的床上。有两个穿便装的男子，一个人坐在里面的门口，一个坐在外面的房间里。我知道我又被非法拘禁了，2003年我也曾因准备到北京上访被张明安等人带到江都市张纲镇的一个叫“小小旅社”的私人旅馆关了5天，也是在北京“两会”期间。当时，他们每天有十二个人分三班24小时轮流陪我聊天打牌看电视。事后，他们终于将我安排到当时的江都镇城南派出所上班，但至今工资一直未曾加过。而今天这里除了两张床，什么也没有。我点了一根香烟在抽，不一会儿，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个矮胖子拿着一张纸坐在了东西向的床上，对我说：“王文龙，现在向你宣读市政府的文件。”我说：“你们是什么人，先告诉我你们的单位、姓名。”旁边一个说读完了告诉你，我不同意思，在争吵中，那个胖子读了起来，我只听到什么对我“进行三个讲清楚学习班”，其余什么也没有听到。读完后，那三个人就走了，单位姓名也没有说。又过了一会儿，三人又进来，要我交出手机、汽车钥匙和圆珠笔。几分钟后，三个人再次进来，要我交出打火机，我说“你们先把收条打给我。”刚才说读完告诉我单位姓名的那个高个中年男子说打火机给他们后，他们到那边打个收条给我。可打火机交给他们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到了晚上，吃完送来的快餐，我对看守我的三个人中的那个高个子（后来知道每班有三个人，两个是保安，一个是民警）说：“请你转告一下，第一弄台电视机，第二我要抽烟，第三将收条打给我。否则，每过十分钟我就喊救命。”高个子就出去请示了，过了一会儿进来告诉我，香烟可以让保安为我出去买，电视机现在晚了，弄不到了，收条明天上班后打给我，并且他还问我收条给我后，还不还给他们了，我说就是手机等东西不要了，我那个打火机还是二三百块钱买的，我也不会将收条还给他们。三个要求只答应了一个，我自然有理由大叫救命了。高个子见我每过十分钟就叫，于是告诉我他和我的一个同学是朋友，说给他个面子，喊“救命”的间隔时间稍微长一点，我就答应了每过十五分钟咸一次。到了十一点多，累了，我睡觉了。
第二天醒来，已是六点多钟了。看守的三个人我不认识，洗完脸后，我就又站在了关着的窗户前喊了起来，刚叫了一声，一个戴眼镜的冲我嚷起来：“我们一夜还没有睡，你喊什么东西啊，再喊你今晚就别想睡觉。”我说：“你敢吗？你不睡那是你的职责。”眼镜没有再说什么，于是我就每隔十五分钟喊三声。吃过早饭，我继续喊。不知什么时候，透过窗户，我看到楼下来了一辆110警车，过了一会儿，敲门进来两个警察，其中一人是城区仙女庙派出所副所长，我们认识。他一见到我就说：“王文龙啊，原来是你在喊啊。”和看守我的人打完招呼就走了。八点钟，看守我的三个人被另外三人换了。我一看，保安还是昨晚的那两个，民警换了。我就和这个民警说了昨晚的事，让他将我的意思向相关领导请示。他请示后告诉我电视机不可能有，收条也不打。于是，我又开始每隔十五分钟喊三声“救命”。他们说，你喊也没有用的，110也不会再来了。果然，在2007年3月12日，这一个白天，我不停地喊，虽然见到楼下不时有群众朝我住的房间张望、议论，但再也没有110民警来过一次。到了晚上，来了四个治安大队的民警（有几个是昨天中午一起吃饭的），连同看守我的三个人，把我架上一辆面包车，我笑着说我不会跑的，但他们还是架着我，到了楼下，我才知道外面已经下雨了。七个人连同一个司机将我带到江都市委党校院子里的最后一排楼房前下了车。从运城饭店到党校有两三公里的路程，可以有三条路，最近的一条经过我家楼下，稍远一点的经过江都市里最繁华的路段，最远的从豪华的市政府门前经过，但没有什么人，他们选择的就是最远的这条路。下了车后，其中一个人说这里人多，就不架着你的胳膊了，但你要老实点。我这时才知道这里楼上是党校学生的宿舍，当时正有不少学生进进出出，也见到不少像领导模样的人在等着我的到来，其中还有一个是我高中的同学，现在某乡镇是司法助理，我只和他相对一笑，就被一个人领着到了第一层最东面朝南的房间里，房号是101。进入里面一看，四周是用厚厚的黑色海绵包着的，没有窗户，左上角有闭路电视探头，中间有个喇叭，四张萤光灯，照得如同白昼。左下靠墙放了一张床，床上有张席梦思，一条薄被，其它什么也没有了。北面的墙上有几道不规则的缝，后来才知道放下来就拼成一张床（构思确实很巧妙，在我住进来的第三天还有纪委的人来拍照，说是仪征市要学习我们这里的做法），也知道了这是对干部进行“双规”的地方。我就在这“双规”的地方住了下来，依然是每八小时有三个人没日没夜地坐在我的房间里看守着我，对面房间里还有领导通过闭路电视监视着我，所以房间里的四张灯一天24小时地开着。每天早上是稀饭，中午和晚上是盒饭。次日刚起床，就听见隔壁有人在大喊：“小狗日的，你不要跑，你以为脱了狗皮老子就不认得你了吗？老子举报偷税漏税犯法啊，你们这样对我非法拘禁，老子出去告你们。”后来我才知道隔壁关的是宜陵镇的老上访户杨子龙（音）。就这样，我在这里又被关了七天。
3月16日，在有关人员的指示下，看守我的人员全部撤出房间，从外面将门反扣，只通过闭路电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由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门被关上的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感觉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不断请求看守的民警找领导来谈，并表示不再上访了，但他们不予理睬。一遍一遍控制情绪无效的情况下，我将床和上面的席梦思分开，抵住了门，并试图将探头遮住，但没有成功。外面的人不断敲门，我没有理睬。后来，外面的三个人强行将门冲开。在修好门后，他们将床拿走了，只留下了席梦思，并且告诉我，再这样，连席梦思也拿走，让我睡在水泥地上。从这一天开始，每天晚上就换成了一两稀饭，由看守人员放进来，吃完再叫门让他们拿出去。从这一天开始，我也就只有在上厕所的时候，才能敲门，让看守人员放我出去方便。从这一天开始，我就真正见不到外面的世界了，连囚犯放风的时间也没有了。只在一次小便的时候，听到一个领导嘱咐手下：要注意他们，只要不致死致残就行了。由于下午5点多一点就吃晚饭了，不到晚上9点，一两稀饭就消化掉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也没有人理你，夜里十二点换班的看守却都有夜餐。至4月4日出来，我总共廋了12斤，见到的人都说我廋了许多。
第九天（3月19日），信访局的徐小龙（音）（女）副局长来到我的房间，说要来给我上课，上午向我读了部分国家的信访条例，下午读了部分江苏省的信访条例。我问他我上访犯了条例上的哪一条，她说我是无理上访，我说我进派出所四年，一分钱工资没有增加过，我要求涨工资，是无理要求吗？找上面的领导，他们说研究研究，研究了三年多也没有一个结果，你觉得正常吗？江都市公安局几百个保安多年来一直没有缴养老、医疗等保险，但我在局里的一份上报材料中却发现“都缴了”，这正常吗？交警大队长期对抗中央规定，不实行罚缴分离，这正常吗？你觉得我的这些上访理由无理吗？她无话可说，只是说：“我们是上面要求来给你上课的，你的要求可以学习完了和他们协商解决。”我说就这些腐败的领导，要解决他们早就解决了，他们违法乱纪，不顾我的死活，现在反而又把我非法拘禁在这里，我出去以后，知道是哪个干的，肯定不会放过他。她说我越级上访是违法的，我就问她：信访条例中哪一条说越级上访是违法的？既然是违法的，那么为什么中央还设那些信访机构，我去反映问题为什么还有人接待。她同样无话可说。她告诉我说这一次是省里的部署，不是市里某个领导的意思，我当然不信。
第十天（3月20日）来了一个司法局的小姑娘给我上课，我没有和她啰嗦什么。第十一天来了一个法院的中年妇女，自称王院长，她告诉我这不属于非法拘禁。我说我也学的是法律专业，看来不是你们给我上课，而是我要给你们上课。第十二、三天，来了一个公安局的男子，年龄和我差不多，他说知道我，但我不认识他，给我上了两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课，并说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的。第十三天凌晨3：30左右，被隔壁的一阵打砸和叫骂声惊醒，只听见隔壁在大声叫骂：“你们这些狗日的，早晚一两粥，中午二两饭，你们想把我饿死啊，”并且伴随着一些打砸声。在这期间，有一名看守有时会进来和我聊天，告诉我只是他的言论，不代表政府，他说仪征有个上访的人被关了六个月，出来以后变成了精神病，跟政府斗的人，没有好下场的。像你隔壁的杨子龙，以前就被送到过精神病院，后来，他到镇江找了个医院做鉴定，说是没有精神病，还要告我们。这一次如果不老实，还要把他送过去。
从第十六天（3月26日）开始，专门针对我的工作组开始正式对我工作了。成员是江都市公安局“610”办公室副主任王建国、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嵇桂明和队员左岑。在这以后的十天里，王建国和我交流了许多许多。首先，他说我向中纪委等各级部门反映江都交警罚缴不分离，是有我工资要求达不到的原因，不是纯粹为国为民之心，我承认有这个因素。其次，他告诉我交警罚缴分不分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原因，每年国家都规定各地方上缴财政的数目，余下来的才是各个地方的收入，能保证发完工资的都已经算不错了，其余的各项开支只能靠各地方各显神通了，全国只有少数城市能自给自足。你就是反映上去也没有用的，上面也知道这样情况。他说我的行为不像过了而立之年的人所为，像现在网上的许多年青的“愤青”，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没有看到许多现象后的本质。由于我到处寄信，这种行为给江都在全国的形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让江都市委书记倪世俊被上面的领导一顿臭骂，让江都市公安局被省公安厅一顿狠批。总而言之，让江都市的形象遭到了破坏，让某些领导丢了脸。这纯粹是拿鸡蛋碰石头。最后，我觉得他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对我而言，触动很深，就是：“鲁迅活到现在，就这样的社会现实，他要么闭嘴，要么去蹲监狱”。这句话，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面对当时我的处境，我相信他的话，这可能是他五十多年生活得出的真知灼见；但就我见到的社会现实，我还是很疑惑，国家的法治建设正不断完善，惩腐力度正不断加大，怎么可能任这些蛀虫胡作非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每天要求我写一篇感受，说等从中看出我思想认识确实提高后，就放我回去。由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加上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这么多天我人究竟在哪里，我按他们的指示一步一步写了感受直到最后的辞职报告。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软弱，甚至觉得如果在战争年代，自己肯定会是个叛徒。往日的正直、不畏强暴，是不是都是一种虚幻，一种自欺欺人。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认为我不适合再在公安部门工作，我“自愿”辞去现在龙川中心派出所的工作，补偿我一万元钱，让我自谋出路，但政府会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给予我扶持和帮助。还有人对我说，出去之后，不要再上访了，反正你的家还在江都。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其实，我知道：威胁，本身就是害怕。
于是，在我被关了25天后的2007年4月4日下午，在请示了江都市常务副市长张永庭和仙女镇王华荣书记，在由江都市信访局王义兵（音）、副局长徐小龙（音）、江都市仙女镇王洪林副镇长、司法科、政法委相关领导和工作组成员构成的领导小组开会并录音录像后，我终于可以出去了。他们让我在一张《代为保存》上签字后，将手机、钥匙、打火机等物品还给了我，但直到所有的事结束，他们没有留任何一份书面材料给我。王局长还说：“我们把你弄来学习，省里是有文件的，这个你不要怀疑，但这个文件要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见到。我们还是很人道的，在清明的前一天放你回去。”最后还有一道程序，就是必须要我妻子将我领回去，听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上面的要求。通知妻子到场后，妻子不肯签字。她气愤地质问他们：当初你们抓他的时候，怎么不通知我。后来，在我的劝下，她签字后，我们一起回了家。最终，我的那张扬州－北京的火车票钱也没有还给我。
到家后，才从妻子口中知道，在我被抓走后，有一天一名男子用江都市公安局门口的公用电话打给她，说我去“学习”了，但对方不敢透露姓名单位。我妻子立即打110报警称我被绑架了，我所在的龙川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后赶到我家，才知道是关于我的事，那个出警民警将随来的保安臭骂了一顿。后来，我老家的残疾母亲和几个亲戚去市政府、镇政府找相关领导，居然有两天他们都没有敢去上班，派大批警察保安将我的家人围在中间。更有甚者，一次我母亲一个人在的时候，他们让四五个人把我母亲抬起来，准备弄到停在一旁的面包车上，不知想弄到哪里去，还好我妻子带亲戚及时赶到。最后，王华荣书记答应等我出来后，就增加我的工资。妻子在与他们交涉的过程中，用录音笔记下了相关人员的谈话内容。妻子得知他们居然逼我辞职，气愤不已：“本来只是为了加工资，现在不但被他们无缘无故地关了二十多天，还丢了工作，这不是硬逼着你再去上访吗？”
2007年4月29日，在我表示如果这个月底一万元钱还不兑现，我就不要的情况下，4月30日下午，这一万元钱终于到手了。我将用这一万元钱作邮费，将此信和上封信寄到全国的每一个城市的相关部门和新闻媒体。现在，我已不愿再看今日说法，不愿看那些体现所谓正义和公平的影视剧，不愿看一些人模人样的领导在媒体大谈法治社会要如何如何。
以上所述，均为平铺直叙，未带个人感情色彩。如有疑问，请致电13338148998，不过，提醒各位，电话可能已被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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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队(城区)………………8653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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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队(昌松)………………8648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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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旺 江都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委610办公室主任
江都市委政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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