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国和美国人的末日心态，会发现两者既遥远、又接近。说起来，东西方的末日情结还很有联系，有些西方人甚至认为，结束他们的文明、给西方带来末日的，就是东方人甚至汉人。
菲利普‧诺兰(Philip Nowlan)六十年代出了一本书叫“2419年的阿玛吉多顿”(Armageddon 2419 A.D.)，后来又出版了续集“空中霸王的汉人”(The Airlords of Han)。后来两本书合并了起来平装再版，书名还叫“2419年的阿玛吉多顿”。
这本有趣的书讲的是25世纪的美国人。2109年美国被汉人征服，三百年后反抗开始。亚洲侵略者有先进的科技和飞机，上面有具有分解能力的射线武器，射线打到什么东西上面，这东西就被分解、消弥于无形。占领者的汉人经常袭击丛林中美国人的栖息地，让这些“野蛮的”美国佬疲于奔命，使之不能成为汉文明的威胁。
当然了，就像任何不辱民族使命的作家都会做的，最后诺兰说，在丛林中躲着的美国人悄悄的又重建了他们的文明，并开发出“超子”(ultron)和“惰子”(inertron)的新技术进行反抗。超子是隐形、不反射任何东西的物质，光、电、和热量都能穿透它﹔惰子呢，是一种能抵御重力的物质。如果一个人携带接近体重的惰子，他就可以飞快的大幅跳跃、奔跑。大概像袋鼠那样吧，作者的想像力是蛮丰富的。估计中国的愤青会喜欢这样的小说，至少是前半部分。
中国人的末日情怀应该说是从最近五十年开始的，因为以前我们普遍的相信人们死后或者去西天极乐世界、或再度转世投胎、或去丰都鬼域。人们把死亡看成是“红白喜事”中的白喜，没有那么恐惧的。
为什么当代中国“末日”一词会如此讳莫如深、让人唯恐避之不及呢﹖看来是有人害怕末日，或有关末日的讨论、警世预言、及有关末日的准备。末日和救世是紧密相联的，因为末日的存在，人们需要被救度，而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人，自然要极力否定末世的可能，也造成社会对“末日”的恐惧和拒绝。
红朝镇压正信时，曾用“世界末日”做为镇压的借口。且不论这个指控是否属实，即使是这样，就如基督教等正教所传播的那样，宣扬世界末日、警醒世人、要求人们自我节制、回顾传统，对社会都是有益的。忌讳末日的人们，倒是整天在干着走向末日、在环境、生态上走向自我毁灭的行为。
中国的“普法日”被访民改成“申冤节”，也很说明社会的普遍心理。访民把天安门上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作为理由，要求把冤情向外国记者陈诉，也是古今奇观。伸冤不理，充耳不闻，任由怨气聚集，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也是权贵层缺乏智慧、缺乏战略眼光的末日心态。
中国高层新一届组成不到两个月就感到了“危机意识”，警告各地诸侯针对出现的“管治危机”，要增强执政的自觉性。可惜的是，官方学者开出的药方不能对症下药，认为“管治危机”不同于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这就让人更加担心。社会危机归根结底，都是经济利益冲突的危机﹔而在中国，经济危机的肇因，则是政治危机。否认危机的存在，和否定末日的存在一样，只能让人们陷于准备不足的窘迫境地。
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挂在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里，五百年来在时刻提醒着西方人末日的到来。如果国人也听得进类似的提醒，在危难真正到来之前，我们也许会有更好的心理准备。不知观赏西斯汀壁画的人们，是否知道审判也许已经到来﹔当有人问你是否赞同普世价值，比方说真诚、善良、忍让的时候，审判在那一瞬间可能就完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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