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日讯】从致力环保到关怀爱滋，剃着一个光头、生就一副菩萨心肠的胡佳，生活方式类似“现代苦行僧”，工作干劲活像“拚命三郎”，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现改名首都经贸大学)的胡佳，当他的同学香车美人一应俱全时，他不为金钱物欲所惑，忠于自己的理想世界，追求吃力不讨好的环保事业和为爱滋病患请命，选择一条充满风险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为的是“将青山绿水留给下一代”。尽管当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时，他的内心有过挣扎和动摇，但最终是理想压倒一切。
刚满30岁、已是“老资格”环保志愿者的胡佳，现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目前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正在美国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爱滋病考察访问活动，预定2003年8月24日自旧金山返回北京。
“爱知行”是由中国大陆爱滋病预防民间组织的先行者万延海（现为美国耶鲁大学“世界学者”）创办，是一个以企业性质私人研究所注册但从事非营利工作的民间机构，致力推动大陆爱滋病患的法律和人权知识、公众教育、社会调查及帮助爱滋孤儿等。“爱知”名称的由来，取自爱心的“爱”和知识的“知”，发音与“爱滋”接近，意义却在强调爱心关怀与知识教育的重要性。爱知行动网站（www.aizhi.org）已成为大陆独立报导爱滋病状况的重要渠道。
冰山一角爱滋孤儿境况堪怜
提到爱滋病在中国大陆的迅速蔓延，胡佳忧形于色。据指出，大陆目前有100万到600百万爱滋病带菌者，河南爱滋村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卖血、吸毒、卖淫、对爱滋病缺乏认识等问题，让大陆爱滋病恶化，日趋严重。联合国保守估计至2010年，大陆爱滋病带菌者，可能达到1000万人。目前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有数以万计的人经由卖血感染爱滋病毒，患者备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很多人死不瞑目，因身后留下太多的牵挂，遗下的子女成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儿，被人骂为“爱滋仔”，饱受社会歧视和白眼，处境堪怜。
胡佳多次走访河南爱滋病疫区，就像因关注爱滋病失去工作的河南籍记者喻尘（本名张继承）在穿行爱滋病疫区的感受一样，胡佳的眼泪也多次“砸向大地”，他服从心灵的召唤，为了献身自认“有价值”的事业，多次伤了父母的心，并在“忠爱不能两全”的挣扎中，失去心爱的女友。他希望有一天，像他这种“志愿者”，在大陆社会不再被视为“另类青年”，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加入他们的行列。
胡佳原为北京电视台编辑，负责环保节目，由于对环保一往情深，辞去令人羡慕的工作，以完全义务的方式，专职环保。从西藏到内蒙，从云南到印度，从神农架到武当山，从青海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到内蒙的恩格贝沙漠，到处留下他青春的踪影。
临危受命铁肩担道义
一个偶然的机遇，2000年7月，胡佳因好友、大陆作家王力雄的关系，认识了致力研究爱滋病的万延海，两人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就谈了六、七个小时，万延海希望他更加关注爱滋病事业。
在这之前，胡佳对爱滋病的认识非常有限，并视此为“一种恐怖的病”。万延海向他出示随身带来的一大袋厚厚的数据，包括河南省上蔡县文楼“爱滋村”的情况，全面介绍了政策、法律和村民卖血感染途径等。怵目惊心的事实，使他非常震惊。由于当时他的环保工作堆积如山，分身乏术，他向万延海表示，愿意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但只能将大约15％至20％的时间放在爱滋病的问题上，其余时间仍要投入环保。
可是，大概胡佳命中注定要跟爱滋病患结缘，去年7月1日，刚从美国归来的万延海，为了探讨未来工作计划，兴冲冲找胡佳午餐，告诉他爱知行动组织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拨款五万美元的消息，“这能做多少事情，帮助多少人啊！”两人正在商量如何将这笔资金用在刀口上、兴高采烈的时候，万延海手机响起，接听后脸色大变。
原来万延海因关注爱滋被北京卫生部开除后，1994年成立“爱知行动项目”，挂靠在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健康人类学系，但院方突然通知他说，由于顶不住“上级压力”，被迫取消健康人类学系，万延海也必须离职，“那一刻，我特别为他不平”。
胡佳一向的为人宗旨是，“宁愿雪中送炭，不愿锦上添花，只要朋友处在风险关头，我一定不会离开他。”万延海被迫离开学院，爱知行动项目办公室被迫关闭。万延海与胡佳、李丹等人商量，开始在工商部门着手登记注册新的小型独立法人机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
但在8月26日，胡佳接到万延海“失踪”两天的消息，他冒着风险，调查他的下落，不但向当地警方报案，并向国际社会呼救。后来确定万延海是因创办爱知行动组织和网站，将大陆数百万农民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真相公诸于世，而当局认为“爱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故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名将他拘留。
胡佳临危受命，以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义不容辞挑起万延海的工作。万延海被拘禁27天后，在胡佳等人奔走和国际社会压力下获释，按照预定安排前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做访问学者。留守大陆的胡佳，顺理成章成了“爱知行”的“第二号人物”，“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想着如何与他一起承担风险”。
凡事感恩拨开云雾见青天
凡事感恩、知足，是胡佳为人的另一特性。2003年8月4日晚，胡佳自华盛顿DC搭乘巴士返回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宿舍，当晚他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就谈到对食物不能用“消灭”的语句，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享用食物。
他还提到，当他坐在巴士上，沿途欣赏美国高速公路的风景时，内心同样充满感恩之情，一来他感谢开辟这条巴士路线服务的华人业者，以如此低廉的价钱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务，二来他感谢美国的先驱们，开山劈石修建成如此现代化的高速公路。
胡佳的父母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当时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分别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一夜之间却变成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臭老九”，此后天南地北各散东西20多年，分别被下放河北、甘肃及湖南等地。胡佳的父母因此一直不敢要孩子，直到母亲成为高龄产妇，1973年36岁时，剖腹产下那个年代被视为“老来子”的胡佳。
胡佳的童年孤独寂寞，没有玩伴，在饱受歧视的环境长大成人。小朋友们从大人不屑的眼神和蔑视的语言中，知道他是个“右派的儿子”、“狗崽子”，都跟他“划清界线”。由于父母被迫分居两地，小小年纪的胡佳，由父亲抚养，小他四岁的妹妹由母亲照顾。由于胡佳没人帮忙照看，当时处在“下放劳动”状态的父亲，父兼母职，只好背着他工作。在湖南湘潭钢铁厂“劳动”期间，父亲背着他，吃力地攀爬上高达60公尺的铁架，生命系于一线间。
他最难忘的一幕是，有次他在父亲背上，小孩子跟在后面向他们父子俩扔石头，父亲最担心的是石子砸穿胡佳的小脑袋，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8年邓小平为右派“改正”，胡佳父母得以“落实政策”，拨开云雾见青天，全家才能生活在一起。
孤寂童年以青蛙树木为伴
胡佳童年最亲密的玩伴是小青蛙、小蝌蚪、甲虫等，父亲“劳动改造”时，他坐在河边看着小青蛙一蹦一跳的，自己也跟在后面学着蹦蹦跳跳。他还喜欢看蚂蚁搬家，自言自语跟它们说话，直到夕阳西下才依依不舍回家。
他喜欢亲近大自然，与日月星辰为伴，跟花草树木为友，好像草木有情，花乌解语，日月能知他的心。“我觉得彼此的心意是相通的，它们跟我的生命有某种联系。我独自品尝着心灵的快乐。听到风吹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我仿佛听到树木在跟我打招呼说‘嗨’！”
刚长得跟铁锹一样高的时候，胡佳就坚持要跟大人一起去植树造林，从早干到晚，挖坑、填土、植苗、浇水，这种别人视为枯燥无味、又苦又累的活儿，他却干得特别起劲，甚至不知疲倦和饥渴。
他说：“不知为什么，我天生喜欢种树，觉得种树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享受扶助生命的快乐。每种一棵树，就像交了一个新朋友，特别开心。我能在一大片树木中，认得每一棵自己种的树。干别的活，我会觉得累，但种树种到黄昏还不想走，累得汗水哗哗地流，心情却无比舒畅。我跟树有某种心灵交流，感觉它们懂得我的心。”
他给小树浇水时，就跟它们说：“喝水吧，喝得饱饱的。我似乎听到它们高兴得哈哈笑的声音。我每天都跑去跟小树打招呼，摸着树身，就像摸着小伙伴的肩膀。”
凡事有偶然就有必然，大自然的山川灵秀孕育了胡佳，他对植物、动物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从而使他对环境保护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从喜爱自然发展成保护自然。他认为，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人们之所以提倡环境保护，是因为地球生了病。而关怀爱滋病人，同样是基于人生了病的原理。童年苦难的经历，使他过早知道人间有丑恶和痛苦，生活使他早熟，也培养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
1996年2月9日，官方人民日报发表《一位日本老人与中国汉子的沙漠奇缘》一文，报导日本九旬老人远山正瑛连续六年，长期待在中国内蒙的恩格贝沙漠上植树造林，而每年从日本都有上千名志愿者分批来恩格贝种树。胡佳觉得这篇报导写得很感人，辗转找到当地的联络地址，寄了100元人民币。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唯一的捐款，“我觉得这个反差太大了，因为人民日报是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而且这篇文章写得很有震撼力，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人去关心呢？而日本每年都有上千人来来回回来帮助我们，这真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令人汗颜。”
惺惺相惜与梁从诫成忘年交
从那时开始，胡佳开始关注动植物、河流和城市污染等问题，并实地到恩格贝跑了一趟。返京后，他加入北京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为一位环保志愿者，并与该会会长、国际知名自然保育学者梁从诫结为忘年之交，共同为保护藏羚羊奔走呼号。
胡佳非常推崇梁从诫教授致力环境及野生动物的卓越贡献，梁从诫先后获得日本“亚洲环境奖”、中国“地球奖”和“大熊猫奖”，所得的奖金全部捐献回馈。身为梁启超的孙子，梁从诫承袭家族深厚学养，在历史学术、自然环保领域取得非凡成就，被誉为“对21世纪的中国最有影响的25位民间人士”之一。
梁从诫与胡佳因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惺惺相惜，提起胡佳也是赞不绝口。他在北京清华大学一个有关《志愿者:人类进步的火炬》的学术讨论会中，就公开称赞说：“胡佳身上的精神，确实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志愿者的情操，事无钜细，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别人的事情都是有求必应，而且不仅是做大事，还有小事。”
梁从诫举了其中一个事例，胡佳在北京电视台工作时，电视台的车子在圣诞节之夜发生车祸，压倒一名外地来京的女子，因那女子违反交通规则，横跳防护栏时，车子躲避不及，胡佳与那女子素昧平生，也不是他闯的祸，但那晚他一直守护在病房内，直到那女子抢救无效去世，这种精神感动了所有的人。
梁从诫由此谈到以德治国的问题，他说：“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缺少的正是一种利他主义者的精神。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尊重别人的利他主义精神，要培养这种精神，才能有真正的志愿者精神。现在社会风气是，你在社会上作一件好事，有人就会瞪你一眼，说你神经病。这种事我本身也遇到过，我们这帮人(环保义工)到外边去，有时候作一些公益的事情，看见人家扔垃圾，我们跟着捡，别人认为我们是一帮怪物，或者是作秀给别人看的，所以我觉得培养公德心非常重要。”
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补充梁从诫的讲话说，胡佳本身特别感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行为，以前像雷锋、白求恩都能做到这一点，他做到了毛泽东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致力环保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自投身环保以来，胡佳默默做了许多工作，如开办拯救藏羚羊网站同盟（www.taic.org）等，他不分日夜把来自可可西里的最新消息，通过电子邮件传到关心藏羚羊的人们的电子邮箱。他还参与组织联合大学生环保的“绿色大学生论坛”，向大陆高校学生广泛宣传环保意识。期间，他自费去了不少偏远、环境问题严重的地方。为保护藏羚羊，三度踏足青藏高原，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两次参与野犛牛队反盗猎行动。
野犛牛队的灵魂人物扎巴多杰书记跟胡佳讲述，在一次打击盗猎者的行动中，亲眼看到一只涷死的小羊，依偎在被打死后已剥皮的母羊身边，嘴里还含着羊妈妈的乳头，睁着纯洁善良的眼睛。从不打人的扎巴多杰，那次目睹小羊的惨状，愤怒得把一个盗猎者一把揪起来摔得远远的。“你不在现场目睹，你永远感受不到，这是刺在心灵上的东西，刻骨铭心永远忘不了。”
有人认为人生在世，追求金钱才能快乐，胡佳则认为有能力帮助别人，才是快乐的源泉。他资助的河南爱滋孤儿石贺良，最近考上东北大学，他从中获得的快乐比石贺良本人更多。他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应该让别人的生活因为有了你的生存而更加美好。你若要喜爱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他现在每月支薪2500元人民币，自己仅拿五、六百元（折合美金约70元），其余全部捐给爱滋病人和希望工程。“太多人需要帮忙了，我的能力实在有限。”五、六百元，以北京的生活水平如何生活？他说，幸亏他住的是父母的房子，不用交房租，而且吃也是父母的，为此他对辛劳大半生的父母挺内疚的。
胡佳惭愧地说，活了30年，父母养育之恩丝毫未报，还让父母有操不完的心，可怜父母被政治运动搞怕了，看他平日接触的都是“敏感”的人，做的都是“敏感”的事情，从环保、保钓、西藏宗教问题到六四及爱滋病，那一样都不为当局所喜，整天为他担惊受怕，他自觉对父母“不孝”，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说，父母不但要在经济上支持他，还经常担忧他的身体健康，心痛他透支生命，经常不吃不喝，不休不眠。他焦急自己每天的事情多得做不完，寻求帮助的人太多，他恨不能有三头六臂，一天36小时，他经常整夜不睡觉，父母为此常跟他有小冲突，母亲语重心长劝他：“儿呀，蜡烛可不能两头烧呀！”然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正是胡佳奉行的人生信条。
六四血案奉行素食至今
胡佳为何要吃素？原来与1989年“六四”事件有关。他回忆，6月3日晚上，与中共打了一辈子交道、高度政治敏感的父亲，意识到当局一定会开枪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时为中学生、年仅15岁的胡佳，执意要去天安门广场，父亲爱子心切，拚命堵在大门口，“死活不肯让我走，当时，我真恨不得一头撞在父亲身上。”
北京东西长安街的枪声，虽然没有打在胡佳的身上，但似乎击碎了他的心。多少个日日夜夜，那一幕幕血腥的镜头，在他脑海中一直浮现。以前他比较爱吃肉，“六四”后，他不希望再看到任何血腥，眼前经常出现那些倒卧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难者，从此，他不再吃肉，一心想与所有的杀戮绝缘。
他吃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他的母亲买了一袋田鸡回家，做了一道色香味的“红烧田鸡”，以为儿子一定爱吃。谁知从小视青蛙为好朋友的胡佳，当即脸色大变，他仿佛“看到锅子里都是我儿时的玩伴，听到它们哭泣的声音”，当时他的激烈反应，几乎吓坏了母亲，因他自小与母亲分开生活，母亲并不知道他童年的这段经历。
这两件事，改变了胡佳的饮食习惯。“六四”事件至今已超过14周年，胡佳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素食主义者。
胡佳与大陆作家、政论家余杰是同龄人，他以此为荣。两人在访美期间，先后应邀在纽约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发表演讲。与他们接触的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国际信息中心资深图书馆员李江琳表示，许多人以为“六四”已被遗忘，但她惊喜地发现，“六四”事件对胡佳与余杰当年同为15岁的这一代年轻人，却产生深远影响。1989年北京的枪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的六四情意结仍在。
胡佳对这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人不可能忘掉“六四”，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热血沸腾，变成一种内在的沉淀，“中国人绝不会再走过去的老路，火把可能暂时熄灭，但火种仍在，只要风一吹会再度燃烧，六四将在人们的记忆中长存，十年内六四问题一定会见分晓，届时将会出现史诗般的电影。”
忠爱难全剃掉三千烦恼丝
那么，年纪轻轻的胡佳为何要剃个光头呢？
他说，他不希望别人以为他剃光头是“前卫”或“标新立异”，事实上，此举隐藏了他一段伤逝的爱情，也是他对那段刻骨铭心却时不我予的初恋的纪念方式。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咀嚼着失恋的痛楚和苦涩，胡佳越能体会当初爱情的甜蜜。他与女友1997年相识于西藏“绿色夏令营”，女友当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五年级学生。胡佳在绿色营，就像他的生肖属牛一样，总是不声不响、不辞劳苦为大伙儿服务，有时为了赶路，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总是第一个起床，把每一个人的东西准备好，让人们怀疑他晚上睡了没有。
胡佳对女友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她是个称职、有爱心及医术高明的好大夫，对病人非常温柔亲切，许多人有高山反应，她整天为病人熬药按摩忙个不停。”在绿色营结束时举行的最佳服务评比中，胡佳与女友分获第一、第二名。
胡佳认识女友差不多两年后，都25岁的大小伙子了，才鼓起勇气说：“我可能爱上了你。”没想到女友也有同感，两颗心共同撞击迸出了爱情火花，双双坠入爱河，“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意识到了，但一直若即若离，因为大家都是初恋，很难有勇气说破”。女友一度追随他出生入死，他牵着女友的纤纤玉手，深入青藏高原探险，共同经历和感受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可贵。
胡佳从青藏高原返回北京后，仍继续夜以继日工作，他发现过去一直引以为傲的运动健将的身子，经常容易疲劳，女友凭着职业敏感，强迫他作检查，证实他因过度疲劳，患了乙型肝炎。
女友为了照顾他，搬来他的公寓，白天为他熬好药，端到他跟前，晚上回来一看，药好端端的仍在，胡佳居然忙得连喝药的时间都腾不出来。女友最初还耐着性子哄他喝，后来屡劝不听，就跟他急了。胡佳太忘我的投入，使女友既心痛他的身体健康，又气他不听话，她的一位医学院教授就断言：“胡佳这样的生活及工作方式，如不改变恐活不过40岁。”女友“一辈子的眼泪都为胡佳流光了”，最后失望地离他而去。
人往往是在失去后，才想起曾经拥有，但想珍惜为时已晚，胡佳直到女友走后，才知自己有多爱她。为了挽回这段感情，最初他找过女友很多次，但每次女友见到他就哭成泪人儿，令他特别难受，他不忍心看女友哭，下决心治好病后，再去找女友，请求她的原谅，让她回到自己的身边。
可是，胡佳实在太忙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他没有时间治病，只能大约一个月给女友发个电子邮件，告诉她一些爱滋病的讯息。去年8月万延海被秘密拘捕，他废寝忘食投入营救工作，忙上加忙，每天都超负荷工作，更顾不上去找女友了。
曾经沧海九一一周年他失恋
去年九一一，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一周年纪念日，胡佳照常打开计算机查看电子邮件，当时他心里就在默祷，“今天千万不要再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结果他赫然发现女友一封回邮，告诉他已婚的消息，叫他以后不要再给她E－Mail。
那一刻，胡佳如遭雷殛，痛不欲生，当晚夜深人静趁父母熟睡时，身为虔诚佛教徒的他，决定剪断“三千烦恼丝”，对着镜子拿着剃刀将自己剃了个大光头，由于“笨手笨脚”的，而且是生平第一次自己动手剃头，将脑瓜割了许多道伤口。为免父母受惊，第二天，他戴上帽子掩盖自己满脑袋的伤口，最终仍是被父母发现了，他一直不肯告知所为何事。
“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实在太伤她的心，让她太失望了。”胡佳仿佛已接受女友结婚，新郎不是他的事实，他不愠不火地回忆这件足以改变他一生（至少从发型来看如此）的伤心事，痛苦中不无欣慰地说：“目前她正在中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她将来会成为一位很好的医学人材，她的丈夫经济环境不错，有房子有车子，可以让她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发展事业，而且，最重要的是听说她丈夫人品很好。”
在胡佳纯洁无瑕的心灵中，他认为，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为她的幸福而高兴，为使她能更加幸福而去做需要的一切，并从这当中得到快乐。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平静地吟出这句诗，表达他内心的感受。“此时此刻，我心中立即又萌生了对父母久已沉淀在心的歉疚之情。恐怕在这世界上，不但忠孝不能两全，忠爱亦不能两全。”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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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NCNEditor于4/30/200812:05:00上午在新世纪NewCenturyNet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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