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8日讯】中国治理范式变迁
学术性的概括︰中国治理体系的演进，在毛时代（1949-1978，其中也包括华国锋过渡的两年）是以“运动政治”为最鲜明的特征。邓时代（1979-1992年）可叫做“试验政治”；江泽明时代（1993-2002年十六大召开）是“工程政治”。胡温时代（2003至今）还有待命名，尽管他们二人一会提出“协商政治”和“和谐社会”，一会由提出“以人为本”和“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但我希望他们能够采纳“磨合政治”的范式，从而在共产党尚存一命之际，主动跳出东方专制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诅咒，转型到可持续性发展的民主政体路径上。
1．毛时代的“运动政治”
毛通过发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即便在经济领域，他也热衷政治运动，例如，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出生产”），推行强制性的政治参与，将整个社会民众动员起来，建立起一个永久型的“动员型体制”。在毛泽东期盼文革似的政治运动三五年就该来一次的心态控制下，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了“职业政治运动员，”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最初通过以游击战为特征的军事运动夺取政权，建国后他又试图以同样的运动战略来动员民众去发展经济。一旦经济目标失败后，毛不得不面对他个人和整个党的合法性丧失的现实，最后完全是为了政治权力目的来发动政治运动。毛在折腾百姓的运动中保全自己的权力位置，真可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当政治权力完全变成了目的后，此类“革命目标偃息的运动政权”必然为野心家、阴谋家和政治流氓无赖提供机会。二流戏子江青和王洪文的青云直上便是佐证。
2．邓时代的“试验政治”
毛泽东把邓小平作为一个“运动员”折腾，是因为毛最了解邓，他认定了邓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没有看错。一旦邓接上毛和华留下的烂摊子后，崩溃的经济和失序的社会迫使他用实用主义态度面对现实。邓自己的三句话概括了他的时代精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所谓的“摸论”）。“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谓的“三个有利于”）。通过这三个跳跃，或如中国老百姓说的“一个石头、两只猫、三条鱼”，邓把中国带进了“试验政治”的新阶段，并最终引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
在邓试验政治的早期，除了把经济搞上去的想法外，邓并没有明晰确定的目标和手段。如果我们来分析归功于邓的两大改革措施︰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沿海经济特区（主要是深圳特区最具重要意义）的建立，邓的角色都只是“助产士”，而不是“总设计师”。但1989年对北京及外省市学生和平民的暴力镇压标志着试验政治的终结。中国政治经历三年的彷徨和死寂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标志着中国政治已找到了新的范式。如果我们仔细分析89天安门事件和92南巡，我们可以看到邓承担了“怪异思想的杀手”角色。从此，“稳定压倒一切”成为邓氏路线的第一条路轨。邓奉行的是“发展的专制主义”（或“专制发展论”或“新权威主义”）。但邓的接班人就没有前任的政治智商高，所以没能看管好前人留下的政治遗产。江泽民和李鹏等人抓紧了邓遗产“专制”的一端，却没能顾上“发展”的一头。中国政治走向保守，中国经济陷入倒退。六‧四后就声称退隐的邓小平不得不于1992年再次出山“南巡”，实乃邓给江—李班子上的一堂小课，其核心思想是︰“不许吵，要团结”。他利用深圳这一平台，重申了他原来试验政治的重要目标︰经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成为邓氏路线的第二条路轨。
3．江时代的“工程政治”
九十年代后，邓指定的接班人江泽民很快给自己找到了定位︰如果邓是“总设计师”，那江就自称“总工程师”——“把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顺利完成。”这里不仅涉及工程施工，还有新设计，还要“维修”。
中国的工程政治可以说具有如下几项特征︰第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形式出现。第二︰既然是政治工程，社会政治就可也确定在明晰的疆界以内，任何一个社会政治问题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客观而科学的解决办法。第三︰以历史决定论为指引，以生产力论为中心的压路机政治，在三峡工程和奥运工程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表现。第四︰工程建设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和全部，政权的合法性建筑在了标志性建筑上。“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一把手工程”、“民心工程”、“世纪工程”、“德政工程”等等应运而生。第五︰形成“工程师治国”或“技术官僚统治”。“清华帮”成为中国政治的最大派系。例如，1997年产生的中共十五大常委班子，除了李岚清拿的是科学管理学位外，其余六名最高领导（江、李鹏、朱**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建行）全部拥有工程师技术职称。到了2002年，十六大产生的“第四代领导”政治局常委中，九人全部有工程师职称。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技术官僚是在甦式高教体制下、中国最封闭年代培养出来的。他们的技术背景往往带有反科学的导向，胡锦涛两次（1989和2008）武力镇压西藏僧人，江泽民动员全部国家镇压机器弹压法轮功，他们用持续高压迫害地下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他们对中国人精神信仰追求的漠视和压制，也都容易理解了。
“人吃人的政治”与政治败血症
中国治理体系已经经历了“运动政治”、“试验政治”、和“工程政治”三个阶段。就执政目标、手段和结果来看，三者都有些差异，但其相同点更要多得多。首先，无论在任何范式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机器都没有摆脱“吃人利维坦”的嗜血性。最早，共产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吃掉了自己的敌人；建国后，在抗美援朝运动的掩饰下，吃掉了“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旧政权遗留分子”和“会道门道受和道徒”。据官方透露，在1952年结束的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二百四十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一百二十七万，管制二十三万，杀掉七十一万。真可谓“神州处处是法场”。在1950年开始的土改中，有2、3百万的地主被处决。随后的“反右斗争”中，共产党昔日的盟友——55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大跃进失败后造成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至少3000万人（共产党政权基础的革命人民群众）成为饿殍。1966年，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了生吞自己的战友︰从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到党的总书记、元帅大将、和全国百分之十（近一亿）的人口遭到浩劫。接着，这个政权开始吃自己的儿女︰三千多万城市少男少女被赶到农村，接收炼狱般的洗礼。在4‧5天安门运动中和1989的天安门屠城中，众多的革命的儿女再次遭到吞噬。2008年四川地震中被压死在跨踏校舍下的学童和被毒奶粉夺去生命的婴孩又是国家罪错的最新牺牲品。过去的十来年，共产党政权为了保存自己的大脑、开始牺牲自己的手脚；大批失去价值的贪官污吏人头落地，“人吃人的政治”（Politicalself-cannibalism）开始了。
其次，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患上了同样的政治败血症。共产党政权的失败不是一时一地的特例，而是根源于政权本身的性质。记得我曾经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参观过当地的民主博物馆。首先看到的是三幅画像︰在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像前挂着林肯和丘吉尔的画像。无论马来西亚的民主多么不完善，但他们的模仿对象一个提出了“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并摧毁了奴隶制、营卫了历史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另一位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并在“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敬拜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的旗号下摧毁了法西斯极权政府、営卫了西方民主。而每逢重大节日，中国挂出的是马、恩、列、斯、毛。政治学和历史学界对斯大林、毛泽东与希特勒并列为二十世纪独夫民贼基本没有异议。如果中国领导人不刮骨疗毒、而是企盼在专制暴君的血脉里一脉相承，那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所有的三个范式都否认人性的多元性。它们都只看重人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人的本体价值。人不仅仅是生物体或动物体，“吃饭”不是生命的全部，也不是政治的全部。它只是生命和政治的基础。中国历代专制政体通常把中国人的“命价”等同于吃饱肚子，开明点的允许躯体下部再寻求点满足，但很少给人自由往上走到心灵和头脑，追求精神和信仰层面的满足。我们只有承认人性的多元性，亦即，我们是“经济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同时也是“宗教的人”，我们才会让“命价”升值，让人的价值不只停留在“工具价值”的层面，而是上升到“本体价值”层面。
探索建立“磨合政治”的新范式
2004年到位的胡温班子显然看到了“工程政治”的一些弊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一些列口号。有人乐观的把这些政策称为“胡温新政”，它会把中国引入新的范式吗？有学者提出“协商政治”和“和谐社会”两大目标。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公平的、公开的、竞争性的自由选举”，“协商政治”只会停留在既得利益和权势集团内部的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上。群体性事件仍无从解决，“刀客”杨佳们的愤懑仍然没有制度化的渠道得以化解。结果，“和谐社会”这一执政目标被用作执政手段，来窒息人民伸冤和反抗的呼声。为此，我提出“磨合政治”的概念，希望能为中国治理体系的演进发展理出新思路。“磨合”就是通过“磨擦”求得和谐。政治生活中，低强度的磨擦和冲突具有建设性的制度功能，它可以让社会各集团在磨擦中慢慢互相调试、和平共处。利益集团政治、政党竞争、多级选举竞争、媒体监督和市民社会发挥独立功能都是健康摩擦的一部分。
如果中国的政治精英还想在未来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就需做两件事︰扔掉“共产党”的名号，发还老百姓的选票。如此起步，中国还有望通过和平、渐进、有序的方式转型到民主体制。如果这两点做不到，中国政治前景的灾变系数会急剧升高，转型的路径和模式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天佑中华！
如果把中国未来的政治命运放到钻石四边形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精英正在加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联盟，以求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但从横向看，“全球主义”的浪潮正在登陆中国，奥巴马执政后的美国只会强化“全球主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击。从纵向看，中国个人价值的提升（生活水平提高、独生子女家庭和教育水平提高都与此有关）推动着个人主义的复苏，自下而上个人主义对国家主义也发起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的政体试图拒绝全球主义、压制个人主义，是没有可持续性发展可能的。中国政治精英必须权衡，与其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不如主动走上历史舞台，导演出中国民主化的历史大剧。但如果中国政治精英仍然逆流而动、并以绑架中国、扣留人民为人质，那留给他们的就只能是墨索里尼、齐奥塞斯库和萨达姆‧侯赛因的下场了。有人说，历史总是不断重复，这正是历史的残酷。
（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08年12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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