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成都，父母是机关工作人员。六十到七十年代，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当时有名的刘文彩的手枪连的旧址，房子全木建材优良，冬暖夏凉，布局有格，给人一种舒雅庭院的感觉。庭院内住了七户人家，人们貌似平静，却在生活里苦苦挣扎，不时发泄着愤愤不平的无声的怨气，展现出扭曲的心灵。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当时才上小学一年级，我拿着一份桌子上的人民日报在翻阅。由于当时刚刚发表毛泽东的一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我随口就读了一句“水掉锅头是什么意思？是水掉到锅头了吗？”我是想让父母给我一个解释，因为我并不懂何为是词牌格律。身为共产党的父母，一改平时对我和蔼的态度，两人怒发冲冠，而且我父亲脸红脖子粗的对着我骂“这是毛主席的诗词！你怎么能随便乱解释呢？这是政治问题！要坐牢的！犯法的！”我吓得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犯了这么大个错误，感到十分委屈。又无人可以理解。其实我当时只是想有人给我解释解释这首诗的意思。没想到就因为这样，一向宠爱我的父母把我当阶级敌人那样批评。此后父母一直在不停的给我洗脑，讲了很多他们机关单位里的一些文人干部们因评价或不小心惹上了口祸而招上的厄运，这一晚上我记得是一个初秋的晚上，门外的桑树被风吹得哗啦啦的响着。我却感到好像是我在哭，共产党领袖毛主席的一句诗被他们看得如此神圣。回想起当时父母指责我的态度一副要与我划清界线断绝亲戚的感觉。至今让我不寒而栗（虽然我现在知道他们是出于好心，怕全家因此招来牢狱之灾）由此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红卫兵小将公开批斗自己亲生父母的情景，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届运动中，使人们疯狂到没有人性，夫妻反目为仇，父子相斗，都是为了表现自己是跟毛主席站在一起的。是革命的一员，这些灭绝人性的运动，是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这使我想起《九评》上曾经说过（原话记不清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灭绝人性的，使得善良的人们不得不做出灭绝人性的事情。”
当时，父母机关组织所有的机关人员及其家属参观“四川大地主”军阀刘文彩的泥塑收租院和水牢，我至今记得那个地方在四川大邑县。我那时才五六岁左右，大家坐在几个巴士上一起开到那里去，讲解员义愤填膺的讲述着地主是如何叫佃农收租的，并且逼死那些不交租的人，随后我们去参观水牢，一个黑洞望过去只看到水。阴森恐怖，回家后我心情非常难过，多年以后当我长大成人无意当中在单位上认识了一位曾经在大邑县居住的老师，他告诉我那些水牢是解放后修的。原本大邑县并没有水牢，而且他还告诉我就是当时一些出来揭发刘文彩的人都是共产党组织宣传部请大邑县的居民来扮演的，可是他们却讲的有神有色，催人泪下，让我难过了好几天。却没想到这些都是一场演的如此逼真的“真人秀”，来美国后，我一次无意当中在缅街的一个中文书店里，看到一本刘文彩传记，让我大吃一惊，此书不仅证实了当年那个老师讲的是正确的（作者我忘了，此书的作者以历史学家讲述了刘文彩和刘文辉的一生，他们都为抗战做出了贡献）这才使我感到《九评》中讲述的共产党的欺诈手段确实的“世界一绝，无人可比”这使我想到他们对法轮功的污蔑诽谤也一定也用尽了心思表演到位，因为那场经历使我感到共产党犹如一个品行不端的流氓，他走到哪里对谁都会欺骗，因为这是他的本性。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每一次这些魔头们的死都使我有难以忘掉的经历。记得周恩来去世时，父母亲每晚忙到九、十点才回家，忙着到各地去挂大字报，做花圈，我们几个兄妹就得饿到九十点钟才能吃晚饭，另外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班主任王老师对我们宣布消息，全班多数人开始泣不成声，我因当时流不出眼泪而感到有点与当时悲哀气氛格格不入，为了不被人们误会，我只好在桌子上把头埋着不敢抬起来，我记得班上有位叫廖萍的同学可谓当时的哭泣领头羊，但我却怕被同学批斗为对伟大领袖无感情，只好幻想着父母离家出走或离婚的情景，希望能由此挤出来几滴眼泪，这一招果然有点管用，这一次终于没有被扣上对“领袖无感情”的帽子。
一九八一年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父母的工作单位开始建设新的公寓楼，我们全家离开那个我居住四年的忠孝巷新三号，搬进了三房一厅的新公寓楼，据说是刘文彩的小老婆公馆内，这给我解决了个晚上怕上公共厕所大问题，但是至今，这个优雅的七家人小庭院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样留在我心中。在我脑海里那一间漂亮的小洋楼里还住着当年留学日本而回国的总工程师以及被我父母隐瞒了七八年的他的妻子是日本人的李婆婆，仍然在我脑海里。这位省级机关厅局总工程师李德全，早年留学日本，并娶了日本妻子，怀着一腔报国热血回到了中国，遭遇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务郁郁终生，他的儿子与儿媳因此离婚，孙子李列是我童年时的伙伴之一，最后年纪轻轻就得上了忧郁症，这里有着讲不尽的故事，而我至今才明白共产党对他们的迫害延及三代。
我们的邻居保卫科的王叔叔，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没有笑脸的严肃好人，但是这样一个温顺的干部却把他的唯一儿子吊在树子上用粗大的麻绳鞭打，我父母及时赶到才免于他儿子遭到更严重的窒息，他包办结婚的妻子在他面前不敢说半句“不”字，当王叔叔打他儿子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这不是我心目中和蔼可亲的王叔叔，而是一人在发泄他内心多年的压抑和不平，才会表现得如此歇斯底里，我现在回忆起来那是王叔叔长期被扭曲的心灵和无法向人倾诉的苦导致他那样，而我的左邻，是一位叫李宗白的工程师，文革刚刚结束恢复高考时，他把他的女儿李德林，一位漂亮而善良的姐姐整日关在小屋里学习数理化，只有她上公共厕所才能见到她的身影。最后把他女儿逼成了神经衰弱失眠症，他的妻子杨老师因此而精神受到刺激，另外一家地主出生的谭阿姨因出生不好长期没有工作，但她在我印象当中却总是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洁洁，很有气质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平时跟院子里任何人讲话不敢多言，小心谨慎。确仍然不失她特有的小家碧玉的书卷气息，是共产党的家庭出生和阶级划分的政策，使这样一个妇女和她的丈夫终日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当我离开这七家人的小院庭住进崭新的现代公寓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走进我童年生活过的这个地方，它使我看到在共产主义迫害下的人们貌似平静，却在生活里苦苦挣扎和愤愤不平的无声的怨气和扭曲的心灵。以及每到夏天我们隔壁忠孝巷的老三号院的凄凉的二胡声，都在声声不息的倾述着一个有才艺的报考音乐学院的学生因出生不达标而郁郁不得志的凄凉经历，他的二胡声荡漾在夏天的傍晚，我用草席铺在楼板上静静地坐在那听着，这个哀戚的二胡声传神的诉说着在共产党的制度下一个被扭曲和受伤心灵的哭泣。事隔多年，这个二胡声仍然回荡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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