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从《梅兰芳》到《小城之春》

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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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2日讯】陈凯歌的《梅兰芳》相比《无极》来说,恶评相对要减少了不少,人们虽然也有对影片不满的,但还不像《无极》那样引来一片嘲笑声,影片虽没有达到《霸王别姬》的高度,但对传统京剧的推广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梅兰芳》,不少影评家都写出了非常精彩到位的影评,不再一一重复,这里只做一下思考的延伸。

一、陈凯歌与张艺谋

首先要说的是,陈凯歌不同于张艺谋,我个人一直较倾向于认为陈凯歌先生是内地导演中少数比较可敬的导演之一,之所以说他可敬,并非因为其他,仅仅是因为陈凯歌一直是一个在思考的导演。一个导演能够对人生、对世界进行认真的思考,而不是唯上令是从,这在自由国度来说只是基本品格,但在中国来说就是可贵的品格了。尽管我们对陈导思考出来的影片不一定完全认同或欣赏,但一个人能够保持独立的思考,这本身就是可敬的。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当年《霸王别姬》获大奖之后,陈导傲气冲天,不把任何人放到眼里,国内媒体没少这方面的冷嘲热讽,而在《无极》受到批评之后,等到梅片的时候,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陈导居然显得谦和近人,令人吃了一惊,这种转变真非一般人所能为,非身边有高人“软语商量”难以做到。

当然,如果陈导当年的傲气是像关公一样的傲上,是不向权贵、低俗势力折腰,那么这种傲骨之气不改也罢。这样的傲骨之气改掉的同时,常常伴随着才华的流失。当然,傲上是高贵的品质,傲下就是势利的别称了,无论是否傲上,谦和近人都是一种境界。

比较一下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影片是非常有趣味的,陈凯歌的影片,即使内容激烈如《霸王别姬》,也总有一种内在的优雅;而张艺谋的影片,即使当年大红大紫的《红高粱》,也无法摆脱一种内在的粗俗。

“电影《梅兰芳》有着陈凯歌先生的一贯签名:优雅、美丽而有力的视听语言,复杂而顺畅的镜头内部调度,镶嵌在故事里的杂耍蒙太奇、富於哲理意味的台词。”(郝建语)这种评价是非常准确、细腻的。

二、《小城之春》与“纸枷锁”

陈凯歌导演的影片是优雅的,还有一部影片同样是优雅的,这就是1948年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

《小城之春》四八年在上海初上映时反应平平,四十年后复映时却被海外评为中国电影的巅峰。现在更是被海内外一致认为是中国百年电影经典中的经典。

“我住在一个小城里,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早晨买完菜总喜欢到城头上走一趟,这在我已成了习惯。人在城头上走着,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眼睛里不看见什么,心里也不想着什么,要不是手里拿着菜篮子和我先生生病吃的药,也许就整天不回家……《小城之春》就这样开始叙述九十分钟的故事,小城里一片死寂,只有五个人一只鸡是活的生物。短短十天十夜,旧情人章志忱的突然造访拨乱了周玉纹积淀心中十年的春心,丈夫戴礼言沉屙缠身六年,本以为已成灰烬的情感竟复燃起来。妹妹戴秀暗恋章志忱,哥哥亦有心促成一段姻缘,无奈章周两人旧情未泯,藕断丝连,内心的情欲和道德的迷茫互为交织……戴礼言决定服毒自尽以成全志忱和玉纹,被玉纹和志忱发现救活……影片的结尾青年医生章志忱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周玉纹和丈夫戴礼言站在城墙上挥手送别……”

故事非常的简单,但影片拍的非常的唯美。为何这么简单的故事,能被公认为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因为影片完美的艺术形式是建立在令人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伦理之上的。

“孔子的人生哲学,伦理原则,一切做人的道德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宗教,支配着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精神生活。(费穆)”影片《小城之春》正是表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发乎情止乎礼”。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这种礼仪不是指繁文缛礼,更不是程朱解释走样变形的三纲五常(把孔孟所提倡的双向互相尊重歪解成了单向绝对服从),而是指一些应该持守的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相处的社会道德伦理。比如作为当权者的“礼贤下士”,比如夫妻间的“相敬如宾”,比如不同年龄间的“尊老爱幼”等。

这些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虽经千年,依旧能够引起人内心的敬意。《小城之春》为何能使西方评论家惊叹,除了影片完美纯净的艺术形式外,更是对我中华优秀文化伦理道德的叹服。

此前分析的《倩女幽魂》,为何能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至今依旧称为经典,也是因为《倩女幽魂》中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形象地再现了传统文化中“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美色不能诱”等优秀高贵的一面。

志忱和玉纹之间的感情是压抑的,但他们压抑的是不合礼仪伦理的一面。人性中有向善向好的一面,也有动物性冲动的一面。礼仪、伦理就是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圣人设定的区别于原始人的行为准则。礼仪、伦理都是纸枷锁,如果志忱和玉纹想挣脱,那很容易。影片的背景是战乱下的小城,他们如果私奔甚至不会面临任何舆论的批评,但他们没有。

玉纹还要照顾生病的礼言,比爱情更大的是责任,是当初的一份承诺,而志忱同样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好朋友的痛苦之上,礼言对他不薄;而且礼言不是坏人,虽然他有病在身,不能履行丈夫的责任,但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礼言人虽软弱,但他是善良的,他不想伤害任何人。同样,一个善良的人,他也不应当受到伤害,这就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伦理。

你有你的精彩世界,我有我的平静生活,影片在撞击之下很快归于平静,不同的生活方式碰撞之后各自回到原来轨迹,这是一种相互尊重,是一种价值多元。

影片的背景是战乱下的小城,在更深的寓意上,战争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道德沦丧,是世道人心的败坏,世道人心的败坏“可比什么强盗,什么瘟疫,什么荒年、火灾、兵灾更可怕”(罗生门1950)。在战乱之下能够坚守伦理道德,坚守礼仪(子路临逝正衣冠),这种风雨飘摇下的坚守,就像在枪口下坚守正义,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小城之春》正是表现了这样几个人,虽在战乱之中,依旧持守礼仪,这样的影片是让西方人不能不对中华文化心生敬意的。

《小城之春》演绎了礼仪伦理纸枷锁下的几个人,并对这种纸枷锁给予了诗意的肯定。

自由从来都不是无限制的,一个人只有对礼仪、伦理有所敬畏,才能区别于原始人,那种打破一切,破坏一切(如马斯毛文化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摧毁),看似无限豪情,其实只是一种原始人野蛮人的冲动。

阮籍说,“礼法其为我辈而设?”并不是不要礼法,而是对自上而下的单项礼法要求的一种反叛,其内心憧憬的恰恰是先秦时期的双向尊重。其“非暴力不合作”,“只畏天地不畏君”,以放诞反抗专制、鄙睨维护专制的奴性文人,而非下层普通百姓,毅然撕破专制者的纸枷锁而只顺从自己内心道德律的纸枷锁,更是一种古时的高士情怀。

比较一下阮籍和钱钟书,钱钟书虽也称为名士,敢对其他相同级别的文化名人不屑一顾(钱的《围城》讽刺的对象是其他知识份子,而不是对弱势群体、下层群众,相比较那些搞精英联盟、讽刺的矛头只会指向普通百姓的人还是更值得肯定的),但一遇专制官僚,也难免立刻笑脸堆欢,而阮籍、嵇康等人却能坚守非暴力不合作,对权贵大翻白眼,这种古之名士相比于今之名士,其气节、风骨不能不说更高一个级别。古人风骨在现代知识分子中的软骨病化,也是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传承衰落的一个表现。

所以,纸枷锁假如是礼仪、伦理、道德律的纸枷锁,那么就是值得肯定的,戴着它是有正面意义的。相反,假如是专制的纸枷锁,那么撕破它才是积极的。

三、“温柔地抵抗”与“温柔者也抵抗”

电影《梅兰芳》人们提到的最多的就是“纸枷锁”和温柔地抵抗。前面对纸枷锁进行了一下思考上的延伸,下面再简单的说一下温柔地抵抗。

简单的比较一下两个词语:“温柔地抵抗”与“温柔者也抵抗”,会发现“温柔地抵抗”强调的是抵抗的温柔,而“温柔者也抵抗”强调的则是抵抗。“温柔地抵抗”显得多少有些压抑,而“温柔者也抵抗”给人的感觉则是积极的。

现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分裂,很多一向“温柔”的人也加入了反抗专制的洪流之中,“温柔者也抵抗”,连温柔者都忍不住起来抵抗了,可见专制的日子真是不多了。

至于抵抗是不是一定要温柔?这主要取决于压迫是不是温柔,假如不去讨论压迫是不是温柔,而只片面强调抵抗要温柔,那么这显然是无意中被马斯毛文化病毒感染了。

陈凯歌导演是一个不断思考的导演,但中共动辄以数百亿的资金四处扩散马斯毛文化病毒,所以任何人被无意中感染都不奇怪了。

比较一下《梅兰芳》和《霸王别姬》,《霸王别姬》中国民党没有日本人尊重传统京剧,共产党没有国民党尊重传统京剧,具有非常鲜明的批判意识,而《梅兰芳》“蓄须明志”一段则退回到民族主义,这在陈导的思想历程上,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从而也限制了影片能够达到的高度,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梅兰芳》虽没有达到《霸王别姬》的高度,但对京剧的推广,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挽救,或多或少的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梅兰芳》也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梅兰芳》虽然票房不算特别高,但比一些毫无意义的低俗影片如《非诚勿扰》等显然更具有文化品味,而陈凯歌导演经常致力于推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或者也使他应该获得比其他导演更多的人们的尊敬?

转自《自由圣火》◇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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