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7日讯】（美国之音香港记者东方报导）中国海南省感城镇发生民众烧毁镇政府办公楼和边防派出所的群体性事件并没有平息，日前感城再次发生大规模械斗，造成一死多人受伤。海南省有关当局已经增派上千警力前往该地区控制局面。
分析人士指出，群体性事件频发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日益加剧，民众对基层腐败官员不满的直接反映。当局出动警力弹压，归咎境外敌对势力，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专家建议改革“吏制”，实行民主选举，让官员对民众负责，接受民众的监督，疏解民怨，才是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之道。
中国海南省感城镇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当局增派一千余名警力前往冲突地区。海南省高层领导目前正在坐镇指挥，力图控制局面。
*学生打架演变成暴民对镇政府打砸烧*
据报导，这次海南感城镇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起因仅仅是3月23号下午两名分别来自感城村和宝上村的学生打架，家长前往镇政府要求处理。然而这颗小小的火星，后来却燃起冲天的大火。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当天晚上七点左右，别有用心的不法份子开始对镇政府办公大楼进行打砸并纵火，导致政府办公楼4间办公室着火，1辆公务用车及部分文件资料被烧，事态在一瞬间迅速升级。随后，不法份子又冲到镇政府大院对面的感城边防派出所，对该所进行打、砸、烧，导致4间官兵宿舍及部分档案资料被烧，1 辆警车、1辆涉案扣押的小汽车及10部摩托车被砸烂烧毁。”
*“干柴烈火遍地藏”?*
观察家指出，两个学生打架这样的小事，竟发展成火烧镇政府和派出所，形象地说明中国社会中官民矛盾尖锐程度，整个社会已如干柴烈火，一颗火星就能迅速演变成燎原之势。
据香港媒体报导，在感城镇村民火烧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事件平息两天之后，冲突再度死灰复燃。3月25日中午12时30分，上千名感城镇感城村和宝上村村民，在两村交界的公路桥头又发生械斗，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并烧毁卡车1辆。12时50分，警方强力驱散械斗群众。
3月26日下午，海南省公安厅厅长贾东军在海南“感城事件”新闻通气会上说，海南省公安部门已调集上千警力，进驻发生村民大规模械斗的东方市感城镇，以恢复维持当地社会治安秩序。
贾东军告诉记者，近千警力进驻感城后，当地治安局面趋于好转，目前公安部门首先要维持当地治安稳定，避免发生新的冲突，最终会根据调查情况，根据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置。
*图穷匕见 民穷祸现*
《南风窗》最近发表廖海青的文章，对中国进入群体性事件多发期提出警告。
文章分析说，中国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掩盖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包括机会不公，权钱交易等。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日益上升的失业率可能与累积下来尚未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构成出现社会动荡的危险。
中国社科院在去年12月发表的2009年的社会蓝皮书中警告说，中国失业率将上升，收入差距拉大，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张平亦表示，影响全球的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日益加深。“过多的破产和减产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引发社会动乱。”
*失业农民工考验治安*
中国海南两个学生打架酿成大规模群体性暴力事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海南感城镇事件的出现绝非偶然。据中国媒体报导，两千多万农民工返乡后找不着工作，给当地治安的治理形成极大考验。
据《南风窗》报导，在广西贺州市，新年期间从广州等地返乡的6万多外出务工人员中目前有1/3留在了本地，给治安带来问题。今年以来，贺州发生的10起命案中有7起涉及返乡人员。在安徽肥东县，村干部杨其平说，年后全村有600多返乡农民工不再外出。他担心近期村里民事纠纷如赌博、小偷、打架等会多起来，矛盾会凸现。
*阴谋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内部矛盾空前尖锐。毛泽东的法宝之一就是把注意力引向海外。“海外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南风窗》报导说，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在谈到失业和社会安定等问题时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这样的措辞，本来常出现在诸如民族、宗教等敏感领域，现在连农民工队伍里也出现了“境外敌对势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有些地方官员为了摆脱责任，随便给民众扣政治化的帽子，动不动以社会黑恶势力甚至外国势力操纵为由，对参与事件的民众进行打压。这种阴谋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符，掩盖了事态的严重性和政治性，会误导决策。
*公权打压 激化矛盾*
专家指出，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失业农民工、找不着工作的大学生等群体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政府部门又从“稳定压倒一切”出发，利用公权对一些被侵害、被压抑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进行打压，结果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于建嵘：事件都指向吏治腐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地方腐败官员和民众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现在，利益冲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农民，农民的利益冲突主要是耕地。 最能够触发农村土地纠纷的就是县一级的政府。比如讲，现在社会上其他老百姓的怨恨，也主要是在县一级政府。去年，以及这几年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都是在县一级表现出来。”
于建嵘教授在他撰写的相关论文中分析说，贵州瓮安事件与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6年的浙江瑞安事件、2007年的四川大竹事件，在起因、过程、后果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是典型的“社会泄愤事件”，其共同特点就是因民事纠纷最后演变成了官民冲突。
于建嵘教授认为，尽管这个演变过程在具体事件中因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而显得复杂多变，但其中的原因和指向却是一样的，这就是吏治腐败。而以群体性事件为外在形式的官民冲突就是这种因吏治腐败而造成执政地位的降低和动摇的最直接表现。
*改制才能治吏*
《后汉书》有“治乱之要，其本在吏”之说。可是怎样“治吏”呢？于建嵘认为，关键则不在重典，而在改制。也就是要改变目前的干部制度，让官员由民众选举、对民众负责、受民众监督。
除了政府官员民选之外，有关专家还指出，开放言论自由，让公民不满情绪有渲泄的渠道，实现司法独立，让利益冲突能够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公正的解决，三权分立，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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