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3日讯】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不幸的人，人生三大不幸都被我赶上了。才刚三岁，最疼爱我的父亲被共产党杀害了。父亲被害后，原本殷实的家道逐渐败落，母亲改嫁，我被送给了一户人家抚养。长大后，共产党闹上山下乡，我和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一起被赶到农村当苦力，被称作“知青”。
好不容易文革结束，知青回城，我回到合肥。可丈夫拈花惹草，追求名利，不久和我闹离婚，三十多岁我的头发就白了，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女拉扯大，可二儿子正当人生的黄金年华时，因故离世。种种的打击使得我精神萎靡不振，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晚上常常失眠。
精神上的痛苦直接带给我很多健康问题，我一身是病，去医院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也改变不了我日渐恶化的健康状况，疾病又让我更加觉得人生无望，生不如死。
97年的时候，有个朋友告诉我，让我试试炼法轮功。我从来也没有练过气功，当时也就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找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炼功点，借了一本《转法轮》。我看了两遍，虽然书里讲的都是我从来不曾知道的，但就是觉得“真善忍”很好，于是就开始学习炼功，没多久，身体状况大有起色，身上的病好像都没了，自己的脾气也好多了，生活也感到有滋味了。
女婿说：“不是你怕它，是因为它怕你们！”
99年4月25日之前的一个月，我到北京探望女儿。那时，我已经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大法给我带来的益处。我慢慢缓解了多年来对前夫和他家庭的深刻怨恨，自己的性情越来越平和，整个人显得年轻和有朝气。到北京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女儿帮我在附近的公园找法轮功炼功点。
4月24日，听说天津非法抓捕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我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就和其他炼功点上的学员说，我虽然不熟悉北京，既不会骑车，也不会搭公共汽车，但我走也要走到府右街去上访。学员们都笑了，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府右街很远。
第二天（4月25日）一早，我就和几个学员去了府右街，到了那里一看，已经有很多学员在那里了。我们本来是站在街对面，后来警察来了，把我们引导到中南海的围墙边。我们就静静的站在人行道边，给行人让出了一条通道。
尽管，当时朱镕基出来，并和几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谈话，但并没有答应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那些条件看起来是那么简单：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允许法轮功学员公开炼功，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可中共就是不答应。
我们决定一直等下去，到了晚上九点，我告诉周围的年轻学员说，你们都要上班，就先回去吧，我们老头儿老太太们在这里坚持吧。可没过一会，听说天津学员已经被放了，我们大家就陆陆续续散开了，走的时候，大家把周围的的烟头垃圾都捡干净了。回家的路上，我觉得有点不安，这辈子吃中共的亏太多了，这样的结果，中共说不定会报复。
我刚回家，女婿因为担心我，冲我大声嚷嚷：“你干嘛要去中南海呀!那地方是咱老百姓去的吗？！共产党绝饶不了你们!”我嘟囔一句：“我这个老太婆还怕什么？”女婿气的大叫：“不是你怕它，是因为它怕你们！”
我这个女婿不修炼法轮功，对中共的了解也算挺透彻的。中共就是害怕老百姓，尤其是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老百姓。
我变成了全国通缉犯
果然不出所料，中共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中央电视台天天播放诽谤法轮功的节目，大有又要“运动”的架势。7月20日左右，我们炼功点的辅导员陆续被抓。我和很多法轮功学员一样试图去府佑街信访办上访，每次还没有到达，就被警察盘问是否是法轮功学员，然后直接被抓上等在现场的大公共汽车，7月20日那日，成千的学员被关在石景山体育场。
不久，我就从北京回到了家乡。家乡的警察虽然从来没有见过我，但却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听说我修炼法轮功。我们家的电话一直被监控，甚至我不修炼儿子的私人电子邮箱也被他们随时检查，我女儿给我从海外发来关于海外法轮功的情况的邮件，甚至我们在邮件里给我孙女起的小名，警察后来在抓到我以后都提起过。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监控下，也没有想到警察要监控我这个老太太。
一天晚上，突然楼下有人按我家门铃，说是看我在不在家，要来收小区管理费。我很奇怪怎么会在晚上收管理费呢？我就下楼问邻居家是不是也要交管理费。走在楼梯间里，遇到四五个膀大腰圆的人上楼，和我擦肩而过。我在邻居家往家里打电话，家里人很紧张地告诉我：“你别回来了！他们来了！”我这才知道是警察来我家抓我，他们不敢说是来抓人，却冒充是收物业费的，也不知道他们怕什么。
我当时就穿着家居便服，脚蹬一双拖鞋就出了门，不得已向邻居借了十元钱，从此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因为在我家抄到了大量的法轮大法书籍和资料，警察没抓到我很紧张，就把我那不修炼的儿子抓去审讯，儿子后来告诉我，那审讯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警察用炙热的大灯照着他眼睛，威胁要关他四十八小时，我儿子告诉警察他什么也不知道，即便知道也不能出卖自己的老妈。审讯没到二十四小时，那个审讯的警察突然拉肚子站不起来，不得不把我儿子放了。儿子亲眼见证了善恶有报，告诉我说：“坏人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你看老天让那个满肚子坏水的警察拉肚子，把我给救了”。
由于修炼法轮功，我从一个普通老太太忽然间变成了重要人物，被全国通缉。听说原单位的人整天守在火车站，试图抓到我。我不得不在外飘泊，住过农村，吃过菜帮，历尽艰辛。后来我又回到北京，不过因为女儿已经移民去了加拿大，我无家可归，只能暂时住在那些还没有被警察抓走的学员家里。
那时候，为了让中国老百姓明白事实真相，而不是被共产党的一言堂的恶毒宣传所影响，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印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我住的那个家在北京郊区的学员自己掏钱，买了最好的复印机，有半人多高，印起资料来速度很快。我就留在那里，不顾危险，和他们一起印发真相资料。后来，这个学员夫妻俩最终被警察抓走，女学员被判五年非法监禁，男学员被判三年。
我在他们被抓之前，就被这个学员送走了，所以又一次躲过了非法绑架。后来我向朋友借了一笔钱，买了小型复印机，打算回到老家继续印发真相资料。回到老家后，当天我也没有敢直接回家，就住在学员家里，但是听说当天晚上，我儿子就又被警察带走了。我是有家又不能回了。
走投无路，我只有去一直和我很亲近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家里，很巧我的亲生母亲也住在他们家。一天之后，我妹妹就叫我去公安局自首，表示她们家也不能让我呆下去了。我答应她第二天就走，不会连累她的。第二天，母亲连中饭都不让我吃，就要我离开。我当时心里难受极了，眼泪哗哗的流，这不是文革事件的重现吗？这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能使亲人变仇人。在老家，一直没有人敢收留我。我只好又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碰到几个同样在外流离失所的学员，我们就租了房子住在一起。后来，其中一个学员被警察抓住了，从她身上找到我们租房的合约。一天夜里，大慨两点左右，一群持枪警察闯入我们的临时栖身之所，把我们九个学员全部抓走。
人间地狱 生不如死
我们一到拘留所，警察就搜身，把每个人身上的钱全都搜走了。我当时身上刚好有女儿从海外托人带给我的一万多元。后来，我们要求警察归还我们的钱，他们让我们报钱数，我们哪能报的那么准确的数字。那警察得意地说：“你们报的总数不对，看来这钱不是你们的，予以没收！”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只有借钱买被子和洗漱用品。
有人说，北京的拘留所很“文明”，不打人，可去过那里的人都说，呆在那里比挨打都难受。我们被关在铁笼子里，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和我一起被关进去的一个炼法轮功的小伙子被警察用大皮鞋把十个脚趾都踩得黑紫黑紫的，他右腿很久都无法弯曲，走路只能一瘸一拐的横着挪。他是个善良的人，从来也没有打过人，更没有被别人这样打过。他疼得满头大汗，对我说：“阿姨，真是生不如死呀！”
2001年5月中，我被非法判了劳教，送进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调遣处的房子很小，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地方要住十几个人，平时站着都嫌挤，吸毒卖淫的人可以睡床上，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只能睡在地上很小的一块地方。我这个老太太没力气，他们不让出去干体力活儿，就在屋里干活，可剩下的人都必须每天出去，他们有的种庄稼，有的扛大包，一天下来满身臭汗，身上往下直掉灰土。监室里的所有人都不让洗澡。大夏天一个多月下来，身上的衣服都硬了，连内裤都不让洗，每个人身上都臭哄哄的。每天早晨规定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洗漱和上厕所的时间，因为时间紧，那些吸毒人员都抢在前面，像我这样的老人根本没有时间洗漱上厕所，长时间下来，牙也坏了，好多天不能大解。我向来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简直是痛不欲生。
共产党说劳教不是判刑，被劳教的人没有犯罪，可是我们在这里却连一个犯人应该具备的基本人格尊严都没有，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打饭的时候被要求向只有二十多岁、甚至十几岁的警察单腿下跪，向警察报告自己是“劳教人员”，求警察给盛饭，报告的声音小一点儿也要挨打。在那里，站着要抱着手，低着头，头低得不够深，就会有警察指使的吸毒犯从后面冲上来打你的脖子和头。那种无时不在的精神折磨和人格侮辱，比肉体上的痛苦更加摧残人的心灵，这样的痛苦是没有语言可以描述的。
一个多月后，我又被转送到了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五大队，那里的生活条件似乎有一些改善，但对人的洗脑却是软硬兼施，对心理的冲击更大。第一关就是不准睡觉。不“转化”的人不许进寝室，我被迫站在水房里，一站就是6、7天，困得直打哈欠。
经过看守所和调遣处的折磨，我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肉，下颌骨的链接很弱。因为过于困倦，一次打哈欠，下颌骨就脱臼了，整个下巴掉了下来，那个负责转化我的人也不向警察报告。就这样，我在疼痛中度过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找来了一个不懂行的医生，给我接了半天，把我的嘴里都抠烂了，也没有把我的下颌骨装上。后来他又找来另一个大夫，才把下颌骨给我接上，可能他用力气太大，把我的韧带都给拉伤了，所以他告诉我一天都不准动，只要一动下巴还会掉下来。
在劳教所里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比我经受了更多的折磨。我这种情况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我随身携带着海外女儿给我的一封信，叙说加拿大民主自由社会的美好，五大队的警察们都看到了。劳教所对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不敢太用酷刑，怕他们海外的亲人追究。可对没有海外关系的人，他们就十分凶恶，甚至给送到“沙漠里的集中营”里永远消失。
有的时候，警察假装对你很好，利用人性脆弱的一面从精神上折磨人。从我被抓开始，因为拒绝洗脑，警察从来没有通知家里有关我的任何消息。我惦念家人，警察就给我讲她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位东北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被抓，因为拒绝洗脑，很长时间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他的丈夫听说法轮功学员都被劳教了，就从东北赶到北京，一家劳教所一家劳教所的找，他在劳教所大墙外一边绕着走，一边喊着妻子的名字：“XX啊！你在哪里呀！”当一年多以后最终他终于能够在劳教所见到妻子的时候，他们抱头痛哭。警察的故事勾起了我对家人的思念，让我倍加想念他们，可警察告诉我，只有转化了才能给家里打电话。任何事情经过警察的嘴的扭曲都能变成个转化工具。
我虽然不认同他们说的那些歪理，但是实在是受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就想：唉，看来我这个人很不成器，不配当师父的弟子。我受不了折磨，也不要再用法轮功学员的名义出现在社会上，给法轮功抹黑吧。于是我就抄写了一个保证书，说自己不配当法轮功学员，就不再炼功了。保证书刚签了字，马上那些被洗脑后的学员就上来，拉着我的手，排成一排摇摇晃晃地唱《同一首歌》，我听着他们唱的一点都不好听，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歌，看到那些昔日的同修被“转化”后像疯子一样不正常，那感觉痛彻心肺。
劳教所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得到一份《保证书》，他们最想得到的是污蔑法轮功。我不会骂人，说不会写，劳教所就给了我一份写好的，逼着我签字，那上面的字句不堪入目，现在想起来都让我的心感到战栗。
这以后，警察才允许我给儿子打电话，我儿子一直在到处找我，忧心如焚，在电话里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我也忍不住哭了。我出狱后，才知道儿子为我承受了很多，三番五次被警察抓走审讯，警察明明打了他，还厚颜无耻的说：“谁打你了？谁看到了？”警察动辄就去儿子的公司里找他，弄得儿子不得已到处躲藏，连工作都丢了。儿子的新的手提电脑也被他们无理抢走，至今也没有归还。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谎言是说我们炼功人不要家庭，甚至残害我们的亲人。可事实上正是中共对我们的迫害造成的我们多少家庭的不幸！给我们以及我们所爱的家人们造成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
温暖的回归
在我结束了劳教后，女儿怀孕了。她一直担心我在国内的处境，就借此机会给我发邀请信请我出国。2002年12月15，我来到了加拿大，女儿看到我有了安全的生活，感到很高兴。
过去在国内的时候我一直劝女儿要修炼，她虽然知道大法好，一直对我很支持，但并没有真正开始修炼。可能也是机缘到了，女儿来到海外后，没有我这个妈在后面催促她，她却自己决定修炼了。
在她印象中，我可能还是那个天天天不亮就打坐炼功的妈妈。但她不知道，那时候我和以前完全是两个人，我心里觉得冷的像冰窖，不愿和别人沟通，想起自己曾写过所谓的保证书，想起那份签过字的揭批材料，我不知道我怎么面对这里的法轮功学员，怎么面对师父，那种背叛自己恩师和亲人的痛苦无以言表。
女儿现在反过来开始劝我修炼了，我一听她说这些就烦，心里想，你是我养大的，还敢教训我，你妈妈在国内干过什么你知道吗？像我这样背叛师父和大法的人就是犹大了。做了那样的事还怎么修炼，我想师父不会原谅我了，历朝历代，各种修炼，一旦背叛师门，都几乎不会再有机会修炼了。我的身体也是一落千丈，各种老毛病又回来了，体重只有七十几斤。我内心不为人知的苦楚和身体的病痛一次又一次折磨着我，我又变得无比暴躁，动辄生气。
可是，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并没有歧视我。很多同修听说有个大陆曾遭受迫害的学员来到了加拿大，也都主动来看望我。我记得那一年，下很大的雪，很多同修依然不辞辛苦，从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赶来我家，和我交流。但那时我看着他们就来气，心想，你们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下修炼，怎么知道我在大陆所遭受的痛苦。你们说的什么那些做好人提高心性的体会我早就有，不用你们和我讲！
我反过来把自己在劳教所里洗脑的那些东西讲给这些来看我的同修听，让他们也尝尝那种滋味。那滋味谁都会觉得不好受，尤其那《揭批》材料和劳教所洗脑的邪理歪说的内容，对师父和大法的诽谤更是不堪入耳。看的出来，那些同修对我的执迷不悟感到很痛惜，但他们依然很有诚意的和我交流，听我宣泄我的痛苦往事。
有一次学员邀请大陆刚来到海外的学员们一起去摘樱桃，帮他们适应海外生活。女儿给我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女儿家住的比较远，为了怕我耽误了第二天的活动，就把我送到一个住在多伦多的学员家里，说是这样的话，肯定耽误不了了。可是第二天，等我们赶到要集合的停车场时，居然发现车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们回到学员家里，听到一个留言让她无论如何要把我送去和大家一起摘樱桃。这个学员回电话说，“好，我这就飞过去”。
等到了车上一看，就差我一个，整车人等了我几个小时。我心里感到很内疚，但大家都笑呵呵地等着我，没有人抱怨，反倒都给我鼓掌，欢迎我，我真觉得又回到家了，终于像一名大法弟子那样向大家合十，行礼。那感觉现在想想我都会流泪。
那天回来后，我做了个梦，我的包丢了，有个人捡到后，给我送回来，我告诉他，那包里其它的东西都不重要，我就要那本《转法轮》！
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又重新开始了修炼的道路，开始像过去一样每天天不亮就开始炼功，日渐虚弱的身体很快又慢慢恢复了。我毫不费力地帮女儿打理所有的家务，并帮助她照顾好两个年幼的孩子，让女儿女婿安心工作。另外，我还帮助一个邻居照看她的两个孩子，她支付给我的工资，我就都捐给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做资料。
六年来，回想起这些，我常常感动的落泪，我从内心里感激所有帮助过我的学员，我觉得能修炼法轮功，能和这样一群人在一起，这辈子真是太幸运了。
在加拿大，我过着很平静的生活，但我怎么能够忘记有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还在中国遭罪，那么多中国人还在被共产党欺骗。
所以不管任何时候，只要碰到中国人，我就和他们讲我受过的迫害，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劝他们退出中共。这里的华人很多。他们很多人因为受中共诬蔑宣传的影响，并不相信法轮功在大陆受到那么残酷的迫害，有的一开始还骂我。但当听到我的亲身经历后，很多人都哭了。有些人还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安慰我说：“阿姨，别难过了，都过去了。”当看到我的同胞们的善心的流露时，我真是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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