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9日讯】我之所以选择中国科技大学(简称:中科大、科大)上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和 其它隶属高教部的大学不同，它还兼属中国科学研究院。它建校时的企图之一便是由科学院的资深科学家院士和研究员来培养中国最高级科研人才。我的老师之一便是当年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后称：院士）方励之教授。
其实，方教授在天体物理教研室，专攻宇宙学，研究这个最大尺度的物质空间。 而我则在近代物理系（4系）学核物理，相比较可算是在和世界最小尺度打交道。当然，这两个具有极端对立尺度的领域并不矛盾，其相关知识甚至有所重合。高等数学复变函数里描述：当负与正各自趋向于无穷大时，它们连到了一起。而社会和生活竟也如核物理和宇宙学的关系相彷，既相近，又相远。回顾我与方教授之间的关系，竟也是这种既相近，又遥远的感觉。
记得我第一次有机会听方励之讲课并近距离地观察他，是在5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科大校园里的玫瑰正盛情开放。方教授的课为我描绘了一个美丽的玫瑰园，一个在中国以外、理想天地里类似仙境的地方才可能出现的玫瑰园。三十年过去了，那堂生动的物理课仍然记忆犹新—-方教授以他特有的自信步伐走进101教室，他挺胸昂首，直视前方，和同一学期教我们的那位老兮兮病歪歪的着 名等离子物理研究员教授有天壤之别。方教授说话充满活力，生动无比。那次讲 课是在 101大教室，我们150个学生竟没有一个学生在中途悄悄逃课，这真是个 奇例。当年我那帮骄傲的、经常自以为是的同学们，对老师们是很不留情面的。对于那些上课的效果还不如自学的老师，逃课是我们自然的选择。我本人就常常 逃课。（当然，有时候也不是老师们的错，不过是为了睡懒觉而逃课。）
我还记得方教授如何给我们讲授相对论。他能够把研究生院才讲授的复杂理论，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讲授给我们这些大学生。从伽利略的时空发展到爱因斯坦 -闵可夫斯基时空。我至今还记得他开始介绍四维时空，在黑板上画出的那个光锥，就像核物理里著名的费曼图解释量子场论一样简单明了。我不由惊叹，能将 这么复杂抽像的知识如此形象化地表现出来，这真是奇迹。之后，从那个简单的光锥，方教授又从狭义相对论提高到了广义相对论。
方励之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革新，也是一个哲学上的跃进。他教会了 我站在另一个参照系，跳出框框来思维。我不仅学到了物理，还学会了一种人生哲学，用来观察社会以及不同种类和阶级的群众，努力从他们的参照系来感觉他们、理解他们，也因此对不如我这么幸运的人更加同情。说来奇怪，有时在如今 我陪伴照顾无家可归的人们的深夜里，看到夜晚的星空，我会想起方励之教的相对论的点滴来。
那时候中国很多有才华的人还没有从文革的蹂躏中恢复过来，才44岁的方励之成为当时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如今，我脑海里仍然浮现出当时一个难忘的细节：方教授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变成专家。他说：“看，当你通过这个阶梯到达高处，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可以像我这样，讲话有更多的自由。”
的确，方教授非常博闻广学，很快就成为学生爱戴的老师。这不仅因为他的物理 知识深厚，更因为他经常谈论物理以外的学科，包括社会问题，时事政治等。有 件事情可以证实我的说法：我弟弟四年以后也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读书，尽管他学的根本就不是物理，但他听了比我还多的方教授的教诲。当年纪律严密，一个专业学科的教授在其他领域里获得名声，实属罕见。尽管我不一定同意方教授的一些观点，比如“通过这个阶梯到达高处，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还是认为，方教授所特别传授的西方价值观念给予当时的年轻人以重要启蒙，让包括我在内的大学生们开阔了眼界。
实际上，即使从大学毕业以后，我还常常从其他同学朋友，还有我弟弟那里得知 方教授的情况。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方教授在校外也已是出众人物，在热血青年心目中，他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那些有理念的热血青年们真诚地希望中国变得更好，方教授的演讲使他们相信他手中握着解决中国难题的钥匙。方教授的讲 授娓娓道来，相比较不像1978年民主墙的一些大字报那样冒犯当局，那些直言要 求民主和人权、甚至点名点姓反专制的人自然只能进监狱。而方教授常常谈到的是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立即从中听出端倪。方教授在我们的头脑里打开了一扇窗，带来了新鲜清净的空气。他在我们热切的心上点燃了一把火，但自己却似乎不会引火烧身。
但事实并非如此。1984年，我到中国科学院总部附近的三里河某处参加同学聚 会，大家热切议论各种议题，包括如何将中国变得更好。我向大家提出邀请方教 授做一些指导，也许他能将我们和其他类似的人物组织联合起来。我的大学校 友、在中国科学院党委工作的马J立即说：“不行，绝对不行！”他说：“这件事不 要告诉别人：在中科院有这么一大叠文件，收集和批评方励之的活动和讲演。我们还是不要自找麻烦吧。”马同学神情惶恐，用手比划着两尺高的文件厚度。记 得后来在北京六四屠杀中丧生的郝致京同学，还嘲笑了这个说法。不过，这个内部消息的确不利，破坏了我的愿望。
这个内部消息很快就被印证了。1986年，学生运动席卷全国。虽然很多人说它起 始于北京，实际上它起始于合肥，来自我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这次学生运动给 我的不少校友所带来的代价是他们的学位和毕业证书。我弟弟幸免于难，总算得到了学位，要不然的话也就无法最终拿到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学位了。我清楚地记 得我母亲给在美国的我打电话时的恐惧。她极尽全力阻扰我弟弟上街演说。她表 示站在学生的这一边，却又让我劝阻弟弟，被我拒绝了。我对妈妈说：“这种时 候，我们不去？谁去？”但是我明白，像我妈妈那样经历过政治劫难，一生惊恐忧患的人，知道得比我们更清楚。那次3分钟绝望的电话花掉了近10美元，几乎等于我母亲全月的工资，但她只是说她要保住她独子的性命和前途。
作为那场运动的精神领袖，方教授付出了巨大代价。1987年初，他被革除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职位，又和另外两名著名知识份子刘宾雁、王若望一起被开除党籍。这两人后来都逃亡海外，近年来相继悲惨去世。之后，中共开始洗脑运动，号称“反资本主义自由化”，并给方教授戴上了试图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的帽子。
1987年1月那是个悲哀的时刻。中国政府清洗了我的母校，解除了两个校长，一个是副校长方教授，一个是物理学家校长管惟炎，他的解职缘由于对方教授及其言行的宽容和立场上的同情。方励之没有能重回科大。1987年1月，寒冬里我弟弟和许多学生教师们聚集在合肥火车站为管校长送行，很多人眼里还含着泪水。然而他们到底也没有见到管校长，官方如此恐惧，竟不让管校长从合肥上火车！
中共选择滕藤、彭佩云为科大的新任校长和副校长，从此黑云腾膨，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政治宣传材料发到学生手中，洗脑开始了。其中的一个材料是方励之的讲演全集，并标有“（供批判使用）”。平时同学们真正使用政治材料的时刻 是用它们占据教室和图书馆的座位，因为根本不在乎万一谁把它们拿走了，偶尔当然也可以当作厕所的手纸。可是，我听说这次学生们真是欣喜若狂，他们以前 就非常喜欢收集方教授的讲演稿，只能手抄还收不全，这次竟如此轻易地就从官方得到了方励之的“讲演全集”。
很快，学校领导意识到了他们的巨大错误，宣称要收回这个资料，以防止方教授的“流毒“继续侵染学生。当然了，同学们也很聪明地回答：都弄丢了！
著名的中国科技大学，这座中国的头等学府，曾经是天才青少年向往之处，收集 过一半以上来自全国28省市高考第一名。她远离政治漩涡和独裁控制的中心北 京，予以我这样的学生自由独立思考的空间。然而，从方教授和管教授被踢出合肥的那一刻，这所大学开始溃散衰败，未能东山再起。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科技大学已经在最优秀的中国大学排名榜上名落孙山了。
滕藤和彭佩云两人都毕业于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的清华大学。他们实行的政治清 洗完全和我们学校的风气，尤其是80年代中的政策相悖，科技大学从此丢失了曾经一度拥有的无邪自由的气氛。后来我几次重返母校，和许多留校的同学交谈，大家都特别怀念80年代中期，那个由管校长和方教授执政的年代。
尽管管教授非常温和，但六四之后，这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却长期居住海外，最终不幸客死台湾，始料未及。管教授曾在莫斯科大学接受物理教育，并任那里的中国学联主席。我在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时的前室主任徐永昌曾和管校长同学，告诉过我许多管教授50年代在苏联的趣闻。
我来到美国后，常常通过校友们了解科大以及方教授的情况。1989年1月6日，在 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40周年之际，自身难保的方教授起草了一封给中国领导邓小平的公开信。在那封公开信里，他呼吁释放已被关押了十年的民主倡导者魏京生 和所有政治犯。这个举动引发了1989年的民主活动，最终以天安门的血腥镇压告终。
方教授的举动为他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和尊敬。人们为他骄傲，不仅因为他的学术 成就，更因为他的大胆直言，以及他为一个更好的社会所做的激动人心的演讲和精神贡献。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探讨“全盘西化”是否适宜于中国，但是方励之的 确唤醒了许多人并向他们呈示一些更美好的前景。而我，则因为理念和职业与他 相通而尤其为他骄傲……一个竭尽全力去发现这个宇宙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物理 学家，同时也在竭尽全力寻求人类的基本价值，以及人权、自由和民主。这是多么的崇高！我们曾经期望方教授能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像萨哈罗夫一样为国家 带来改变，哪怕面临着危险和迫害！
当年在天安门的那些天真无邪的学生们，以及像五月玫瑰一样鲜艳的民主运动，在那炙热的1989年6月里被坦克和机关枪摧毁了。这之后，方教授不得不逃到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没有人能指责他的逃生，但是我听到许多人说，他们真的希 望方教授能够勇敢地面对威胁，对邓小平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终于，方教授和他家人流亡到海外，许多人盼望他变成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愿望落空了。方励之和安德列萨哈罗夫，两人曾经如此接近，又如此遥远。他们的选择暗示了1989年中国相对于苏联与东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命运。
这个事件本身再次展示了，中国知识份子不仅仅需要良知，还需要铁肩担道义的 社会责任感。多少年来中国知识份子们曾被历代王朝雇佣，充当御用文人，讨好皇帝；现在的中国知识份子如果想要成为真正的社会精英与道德领袖，就必须站 出来为大众说话。一个知识份子的真正良知，不仅仅在于呼唤社会觉醒，让大众 知道他们有权利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担当，在学生和平民面临危难的时 刻，敢于承受更多的、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的社会责任，哪怕是肩负一副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沉重的十字架。只有足够多的知识份子具有更多的道德勇气，甚至面临死亡的勇敢，我们才可能看到萨哈罗夫、苏格拉底所完成的业绩在中国出现，我们才可能看到加速中国改善的希望。
来美这些年来，方励之教授在他的学术领域颇有建树，我也与他见过几次面。有一次他作为贵宾参加全美学自联大会时，我坐到他和他的太太李淑娴边上，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过去那些鼓舞人心的演讲和他推动中国进步的行为。但我还是犹豫了，没有谈出我对他的失望。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这种“既相近、又相远”的关系。
1989年方教授令人失望的选择常常让我不安，以致多年来我时常夜里惊醒。睁大眼睛面对夜晚的黑色，我意识到，中国知识份子所表现出来的良知、道义和担当精神，依旧微弱。如果不想让大众失望，知识份子们必须拿出更大的道德勇气，身体力行地体现自己信仰的价值。但与其寄希望于他人，我们更应当以身作则，从自己先做起。
──转自《魏京生基金会》(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