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0日讯】（民生观察）刘：敖玉珍，上访是条不归路，是条血泪路，说说你的上访经历吧。
敖：从我丈夫病了后，我可以说一直在上访，至今已有十多年了，真的感觉上访是条血泪路。1998年9月21日至24日，我在中央办公厅信访接待室上访后，身上50元钱已用尽，没有办法，我开始捡破烂，捡矿泉水瓶，路宿街头、桥洞、地下通道。每天游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渴了找自来水喝，饿了啃馒头，又冷又渴，改善伙食时加袋咸菜。
2000年12月25日，因不服内蒙古高院的裁决，我又进京到最高法院领表上访后，又开始了在北京的类似乞讨般的生活。其实有时感觉挺好的，捡垃圾要是找到窍门能解决一家的温饱。这次在北京期间，我每月领一次表，有时间就到北京王府井图书大厦去看法律方面的书，了解了很多法律知识，也了解了在中国有太多的司法腐败，以及丧失人性的官员们是怎么残害我们这些老百姓的。
2002年11月11日早上8点到9点，我在最高法院上访时，最高法院来访接待室主任于左安和法警李东等人把东大门关上，把我和同样来自内蒙的杨雅梅等人一起抓到昌平收容所后，每天早上在院内不给饭吃，还要蹲二个小时，等到中午才能吃两个玉米面窝头，还有看不见一点油腥的白菜汤，每人每天半瓶水，收容所轮流给我们宣传十六大精神。
我粗略统计了下，从2001年3月21日到2002年10月30日期间，我就被他们关押了58次之多。
刘：据说你的上访，中央领导和你们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知道你的事了。
敖：2004年9月2日8点，我在内蒙古驻京办时，突然来了几个领导，其中一人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你要找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你不就是今年两会期间寄信告我的敖玉珍吗？”。他还说：“看我怎么治你”。
2004年9月6日，我回内蒙古后，到内蒙古高院查询再审申请书时，立案庭的冯庭长让我到档案室去查。在查阅卷宗时，我看到了从2000年12月至2004年9月，我给国家领导胡锦涛、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等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上，我看到了红头批示和责令再审的秘函。现在看来有了这些红头批示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刘：你后来两次被关精神病院，都是因为赤峰市安定医院在呼伦贝尔市驻京办内给你作的那份所谓鉴定，这是怎么回事？
敖：2004年11月16日，经过与监视我的警察一顿撕扯，我又到了北京。18日下午，呼伦贝尔市驻京办通知我到驻京办等待“国家专案组”来调查，我在此一直等到11月30日上午10点，呼伦贝尔市驻京办主任杨吉元通知我说，“国家专案组”到了。于是他带着我到了驻京办办公室见了“国家专案组”人员，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问了我案件及上访的一些情况，当时我还很高兴，以为我的事引起国家重视了。
12月3日，我到全国人大信访办上访时，当时人大的接访人员就告诉我说我被做精神病鉴定了，他还说：“你可千万要小心”。后来，我才发现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国家专案组”的人员，而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安定医院的人员，他们是赤峰市安定医院的干部武树明及其带领的两名副主任。再后来，我得到了这份赤安法精鉴[2004]185号的精神病鉴定书。该鉴定书写明委托鉴定单位是大雁煤业公司，申请日期和鉴定日期为2004年11月30日，鉴定地点是呼伦贝尔市驻京办事处，鉴定结果为癔症型人格障碍。这次我到北京上访，全国人大信访办的人员看到这份所谓的鉴定书的标题是“法医精神病鉴定书”，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法医鉴定是针对伤者或死人的。
刘：谈谈你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关精神病院的。
敖：这份鉴定出来后，我和我家人感到很大的压力。我们当地官员不断逼着我签息访罢诉的协议。没办法，2005年2月2日我就被迫签了。协议以救济的名义给我家点补偿，对我小孩上学、上班予以照顾。
这个协议被迫签后，我感觉我丈夫是工伤待遇问题，不是什么救济。同时，他们给我做的那个鉴定还没撤，我不能背着精神病的帽子活呀。于是在2005年3月26日，我和丈夫又进京上访。4月7日，我被骗回来后，于4月8日中午12时下车后，被海雁公安局刑警队强行送进位于牙克石市南波河的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原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精神病院）。
在关押期间，他们明知我没有精神病，还对我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采取非法治疗，将我与重症精神病人放在一起，对我造成了强烈的精神刺激。
刘：说说你这次在精神病院的情况吧。
敖：先说说吃喝问题，在那里吃到的馒头，有老鼠的大便，菜是荤油做的。等一凉，菜和油就结在一起，成了一坨白色的令人作呕的东西。病房里有一个放热水的桶，但上面的盖没锁，病人们总是用脏脏的手、脏脏的杯舀水喝。更可气的是，在水龙头底下放了一个尿桶，病人就往那里小便。
吃药的时候，医生总有一个习惯，用手抠病人的嘴看药吃下去没有。对不配合的病人，他们往往用强硬手段。可他们明知我没精神病，对我也一样。每天这里都有“武打”场面出现，精神极度不正常的打还有点理智的，那个被打的就找医生，医生却说：“他打你了，你不会打他”。有一次室内大乱，我去找医生护士，他们不管，我就大喊：“你们谁想回家，就把他们二人绑上”，结果二人说我闹事。
看看这里面的病人吧，有抛妻弃子的；有为了摆脱妻子，就说妻子有精神病，送进精神病院的；这里面还关有访民，共二十多人。不说这些了，2005年4月30日，在我丈夫和女儿写了保证书，对我进行监护后，我被送回了家。
刘：请讲讲你第二次被关赤峰精神病院的情况。
敖：2006年3月2日，让我终生难忘。这一天下午3点到4之间，我正在国家信访局分流中心，突然来了4个歹人将我绑上了一辆车，4个小时后，我被送到了赤峰市安定医院，这时我才知道是大雁矿业集团公司公司雇赤峰市安定医院人员绑的我。到医院后我不从，他们就把我的手和脚绑在床的四个角上，然后给我打了一针。我就不省人事了。不知道几天过去了，我醒来的时候，手和脚还绑在床上，手和脚这时肿得像馒头一样，直发木。
醒来后，医院强迫我吃药。在医院住了近半个月后的一天，那位叫武树明的来问医生：“敖玉珍怎么样了？”。我听到医生说：“还没怎么样，没傻。”武树明又问我说：“你认识我吗？”我说：“太认识你了！你不就是冒充国家专案组工作人员给我做非法精神病鉴定的人吗？”。
就这样，武树明隔几天就来问我被治傻的程度。有一天，他大声骂我说：“真他妈的抗药，多加药”。终于，他们达到目的了，我开始感受到脖子硬，人发呆、流口水。回到家时，大小便都不知道了。睡不了觉，吃不了饭。
刘：你是什么时候回家的？听说你回家后不得不又到医院去康复治疗。
敖：我是2006年6月2日回到家的，此前我的家人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丈夫还到北京去找过我，直到5月28日才知道我的下落，经过我家人努力我才回家。回家后，由于我已被治傻了，家人于6月7日把我送到北京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直到2007年5月28日治疗完毕，我才恢复到现在的程度。
他们如此惨无人道在迫害我，如此肆无忌惮在践踏法律，我心有不甘，所以当我身体条件好点后，我又开始了讨公道、讨公正的行动。你现在采访我时，我正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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