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8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冯昭台北18日电)18 年前，她是野百合学运校际代表，后来成了知名的全职工运者，去年她写“我们”，又多了台北文学年金得主的封号，重拾18岁以前的文艺少女身份，她就是顾玉玲。
高中时期的顾玉玲热爱文学，从嘉义北上进入辅仁大学英语系，参加的社团是文学社。不过，顾玉玲说，辅大文学社其实很不文学，不仅读左派的书，还到处参加环保运动。她当社长时，指导老师是长年从事社运的前台北市劳工局长郑村棋，最后文学社“一小撮同学们”还参加野百合运动。
顾玉玲是“野百合学运世代”出来的知识分子，但她没走入政坛，而在毕业后选择一条辛苦的路，全职投入没钱、没人且难以得到掌声的工运─从自立报系工会秘书、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工伤协会到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而且一路走了18年。
很长一段时间，见到顾玉玲的场合，若不是声嘶力竭，就是悲苦的。
在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9年，她帮助RCA罹癌女工争取职业病认定，将原本因环保议题而受到瞩目的RCA案，增添对女性的关注。她揭露从鹰架上跌落导致瘫痪的工人，因为没劳保得不到理赔，但也没钱与雇主打官司争权益。
为了让外界了解每年上演、却隐没在台湾各角落工伤者的痛，也为凝聚工伤者家属，她筹画“工殇春祭”，用一场又一场宗教法会，软性呈现难以一一诉说的故事。
种种的努力，终于让工运者拟出的“职业灾害保护法”，以“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的折衷面貌完成立法。
前些年，顾玉玲的工作据点移到中山北路三段小巷子的老公寓，不远处是徜徉在蓝天绿地间的台北市立美术馆，距离更近的是每周日聚集众多菲律宾劳工的圣多福教堂。
她担任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TIWA)理事长，关注移工 (外劳)议题，和伙伴们除了服务个案，也协助受限于法令无法自组工会的外劳成立团体，创造属于他们的发声管道。去年，她将这段历程写下“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
现在的顾玉玲，42岁，一脚踏进文坛，剪去具有文艺气息的长发，不变的是讲话语调仍带有坚定的温柔。
作家唐诺推荐“我们”这本书时写到，“实在很难相信这才是顾玉玲正正式式所写的第一本书”。顾玉玲说，连恩师郑村棋看了书都对她说，“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会写书”。
其实在“我们”之前，顾玉玲就常写，但因为平日有忙不完的辅导、劳教、演讲、街头运动等工运事务，她都是以单篇文章呈现对工运的观察。例如写外劳故事的“逃”，获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首奖；写工伤家属的“烈女”，获怀恩文学奖评审奖。
这回她下定决心写15万字关于移工的故事，顾玉玲的答案坦白到让人很难接话，“为了赚奖金啊！”连故事题材的选择，她也说，“如果不是在这个位置(TIWA理事长)，我也许不是写移工。”
“看到台北市文化局的奖励计划，我们办公室就开会，决定我来写”。写书通常需要几个月沉淀，不过工运团体钱少、人少，哪有“浪费”的本钱，于是顾玉玲的“写作假”是每周1天不必进办公室。
虽说“我们”的创作动力来自筹措房租的迫切性，但在下笔时，顾玉玲说，不仅每段移工故事都让她写到欲罢不能，而且触动她回顾自己─随国民政府军队移台的父亲、她从嘉义到台北定居的岛内移动等，于是她将自己也写进故事里。
但坦白背后的事实更令人心酸。“你知道吗，我们平常写1个企划案，4万、5万，台北文学年金是40万”。新台币40万元代表他们未来两年办公室房租有着落，而且她捐出全部版税收入，还可持续挹注协会运作。
就像很多社运工作者一样，在决定投入运动那一刻，就势必要牺牲许多“身外之物”，钱赚得比工人少，没有退休金，知识分子的优势也会随时间流失。
大学时代的顾玉玲原本想出国继续攻读学位，如果按照“正常”的途径走，现在也许执教鞭，也许进入政坛，无论如何，至少不需像现在这么辛苦。不过，顾玉玲不认为自己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牺牲”、“放弃”了什么。
投入工运，她说，让她在大学刚启蒙的左翼思想“正好有实践的机会”，而且“我从来没在主流市场，既然没机会过好日子，也就没放弃什么。”“做我想做的事，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机会。”
只是当顾玉玲想起过世的父亲时，泪水忍不住在眼眶直打转，“父亲是动荡时代出来的人，也许希望我有平稳的日子”。但她相信父亲会支持她，“父亲一生无法随心所欲，他欣赏我有自己的主见，是个勇于尝试的小孩。”
问她觉得这些年最困难的是什么？顾玉玲想了好久，竟然找不到答案。她说，“你知道吗，我的胆子很大，遇到事情绝不放弃。”
处在逆境却不觉得苦，或许这就是社运工作者的浪漫。9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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