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西方在諸多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异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本文將前文《因果性与共現性：從另一面看中西文化的差异》中的抽象分析加以拓廣，著重討論中西倫理，社會結构的差异，以解釋許多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現象。
為此，筆者在此提出一個更大膽的假設：人對“自我”的意識是人從物理自然中分裂出來的根本動力，但這一分裂給人類帶來了根本的困境：即死亡從此于混沌不分的狀態中顯形出來。這一過程在基督教中即是“原罪”的來源，而在現代意義上被稱為“异化”。中西文化分別代表人類對死亡(“异化”)的兩种解決方式。由于存在的分裂，人具有了兩個根本的要求：物質層面欲求和精神的“終极(定位)關怀”。在基督教文化中，人的這兩個要求被分開來解決，即在現世，人只能獲得物質的解決；而人的精神永恒只能在超越現世的“天國”，由“上帝”賦予。与此相反，在中國文化中，人的兩個要求都要在現世，并由人自己解決。由于這一起始條件的不同，中西在文化，倫理和社會結构方面演化出了极大的差异。
在基督教文化中，人被認定根本上帶有“原罪”，也即承認這种分裂。人在現世只是一個放逐和片段。任何人都是有罪的，因此沒有能力在人格上評判他人，個人的人格建构根本只与上帝有關，人和人，甚至父母子女間都不具有必然的心理聯系。這一點為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提供了根本的支撐。在西方，個人的心里結构高度分裂，只有“愛”能溝通分裂的心理兩极。而倫理，作為一种聯系人的現實需求和“終极關怀”的准則，在西方文化中主要是探討人和上帝的關系，而對人和人的關系反而較少触及，因為人与人的關系在西方僅僅是物質利益關系，故應由法律來規范的。一旦有物質利益衝突，則個体之間斗爭殘酷，而若衝突不大，個体之間趨于合作。西方社會中，統治者主要關心的是對人的□在統治，很少有人敢宣稱要統治人民的精神。
以此相反，中國文化中，人在現世要同時獲得兩個解決。因此，人的“終极關怀”只可能被定義為“基因流”的永恒，也即生殖繁衍連綿不斷。所以，中國文化把血緣關系提升到了西方宗教的層次。同時，人認為人自身能解決“終极定位”導致了一個不可解的悖論；也使的很多人覺得能成為世間的神，駕臨于他人之上。由于在中國文化中，物質和精神都在現世尋求解決，所以個体的心里結构分裂較小，無需“愛”來溝通。以此一致，中國文化中的一切，包括倫理，哲學，文學等大都只是圍繞現世展開的。為了在現世獲得“終极定位”，人与人之間除了物質利益的爭奪，還必須展開人格高低的斗爭以決出高下，所以實質上個体的人格是不可能平等的。你的人格不比別人高，則就比別人低，沒有第三种選擇可言。因此在中國文化中，個体人格的建构不可能獨立于其他人和群体，正所謂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包括所謂的“圣人”也是如此。同時，由于存在這兩种斗爭，個体之間很難有真正的合作。因為就算物質利益一致，但為了提高自己在現世的人格地位，就必須每時每刻打擊別人。就象魯迅說的那樣，傳統文化中的人不是當主子就是當奴才。當然，也可能一個人對某些人是奴才，轉過來對另外一些人則充當主子。可以這樣說，人有權利評判他人的人格高下成了中國文化的顯著特點，更是擺脫不掉的惡夢，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不能在中國，甚至整個東亞文化圈實現的根本原因。中國歷史上几百年一次的皇帝更換，給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不但帶來了社會次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精神歸依場所。所以不到万不得以，中國人是沒有心理支撐來反對傳統社會的。中國几千年的專制統治說倒底乃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妥協的結果，其以“家”為本位延伸而得到無所不在的外在(國家机构)和內在(倫理)网絡，被稱為“國家”。在中國，統治者被親切地稱為“父母官”。為此，中國整個傳統社會很像一座“透明監獄”(英國經濟學家邊泌建議的一种社會結构，用于提高工作效率，減少犯罪。在其中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透明的房間內，這种房間從外面能一覽無遺，而從內部則看不到外面。因此生活其中的個体每時都覺得受到監視，只能規規矩矩，不能亂說亂動)。令邊泌料想不到的是雖然這一建議在西方很少受人注意，甚至為許多人所鄙視。但在中國卻實踐了數千年。從几千年的實踐經驗來看，有許多邊泌不能想象的結果。其一是由于人人感到被他人監視，所以個人想法高度內化，“喜怒不形于色”，培養了歷史上成群結隊的陰謀家；其二是這一結构在初期對人的控制高度有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控制開始松弛，而且個体積蓄了大量無從發泄怨憤；因此會在看上去毫無徵兆的情形下，暴發毀滅性的反抗浪潮；同時由于這种反抗缺少确定的目標，所以反抗具有自虐，虐他的狂歡性質。其三是個体的精神定位不是獨立的，必須依附于群体關系中才能确定。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一個策略就是時刻監視，力圖窺視他人的私隱，用以貶低他人，內斗不休。彼此互相撤台，但又必須群居在一起。
由上可見，中國傳統的統治從來就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統治。之所以許多學者會誤認為古代中國從來不統治人的精神是因為中國文化的精神不象西方是龐大，抽象的体系。中國文化的精神本質就是一种對現世次序，人与人之間關系的規范和詮釋。
本文還以上面的框架為基礎，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解讀其對整個中國文化的象征意義。從而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极端形式和最后形式。毛澤東第一次完成了古代儒家和現代新儒家們的夢想–“內圣外王”，但卻給中國人帶來了難以想象的災難！
最后，本文要討論一個重要的結論：人類的文化，倫理和社會結构都是起源于人希望解決死亡焦慮，或“异化”的努力。中國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是其中的兩种模式。因此，人類文化的演化可能能用計算机模擬之。因為中西文化的差异僅僅是初始條件的不同造成的。另外，本文還想拋棄一种理論，即認為有普适一切社會的規律存在。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由于其解決死亡焦慮的獨特方式，成功地將社會拖住，讓它不出現西方的直線式演化。而是以循環往复的形式演化，故而有“讀史能知將來”的諄諄教誨。相反，西方以其解決方式演化出了宗教，科學等。由于在西方构架下，人的兩個极端(意識和無意識)相距遙遠，故人覺得總是面對“未知”，所以從現在不可能預料將來，這對科學尤其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