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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3日訊】 法律、制度、組織、強力机构等雖然都是整合社會的手段，然而把天生具有動物性本能的分散個體整合為一個有秩序、各歸其位、共同發揮合力的大規模人類社會，最有效的整合只能來自每個社會成員內心。只有每個社會成員的內心存在“自覺的法官”，社會平衡和穩定才有保證，經濟、政治的良好發展也才有可能——這就是文化對人類社會的決定作用所在。
由于文化結构解體帶來的危机，可以用“脆化”形象地形容。社會“分子”——人際之間失去粘性融合，“分子”水平的無序和沖突富集為整體狀態緊張（脆化），法律和警察雖然能夠一時保持社會秩序，卻如同捆在玻璃器皿上的鐵鏈，一旦有類似跌落那樣的震蕩，不但無法避免器皿粉碎，還會起到加劇的作用。
權威在傳統中國是整合社會的重要机制。權威与權力的區別在于權威是從人心里被奉為神圣，受到尊崇。然而當今中國人的心里几乎已不存在神圣，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無尊無卑、無大無小、無規無矩、無法無天，除了功利得失，沒有其他是非原則，整個國民精神趨向痞子化。所謂“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Believe nothing, one can do anything），正是中國當今犯罪与腐敗以惊人速度蔓延的根源所在。中國已出現全民腐敗的症狀，犯罪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雖然警察力量与經費成倍擴張，卻日益捉襟見肘，力不從心。警察永遠是少數，如果多數人不靠自覺，都要警察看管，結果只能是以少制多的局面，防不胜防。何況一人的罪案往往需要十倍甚至百倍的警力才能破獲。如此高昂的成本，再隨犯罪增加不斷翻番，終有一天會達到不可承受的程度，使社會落入荒謬卻真實的困境。
迄今人類社會結构都是立體的，存在層序、等級和分工。這种社會尤其不可缺少文化整合。僅僅靠法律和打手，是無法保持穩定的層序結构的。當年的中國下層人民以“認命”心態對待自身与上層階級的差距，少數人的富有被他們視為与己無關的另一個世界，不為之不滿，也不攀比，雖然階級差距比現在大得多，卻往往能維持穩定与合作。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從消滅社會等級下手，雖然事實上的等級照樣存在，意識上的平等卻已深入絕大部分中國人內心——尤其是經濟上的平等。在這种社會心理面前，經濟差距的拉大——正是近年中國的改革動力——必然會成為社會沖突的源泉。加之電視普及，把差距一覽無余地展現（甚至夸大）在每一個人面前。對沖突的刺激就更為普遍和直接。在這方面，中國農民對自身地位的不滿和改變地位的迫切愿望，勢必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社會狀態的重要因素。
農村對城市的敵意、農村失業人口形成的流民大軍、農民犯罪增加等已經是當前中國的難題。這個多達八、九億人口的社會群體之任何動向，累積效應都將是惊人的。同時農村又是政權控制最薄弱的部分，一旦失控，即使把几百万軍隊和警察全派下鄉，也只如杯水車薪。觀察中國歷史，在所謂缺少文化的農村，從來都最是依賴文化傳統而非官府和法律治理的。离開傳統和文化，實現這個龐大群體的整合几乎不可想象，而今天中國，恰恰就面臨如此現實。
人類歷史上曾有那么多輝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沒有理由認為今后不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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