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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4日訊】 鼓吹腐敗出效率或腐敗瓦解專制的“學者們”儘管自稱是“自由主義者”，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奸臣，是爲腐敗的官員們捧臭腳以便從中分得一杯羹的。如此公然地依附權勢，風光倒是風光，但難免被人家指著脊梁骨，爲世人所不齒。新左派卻是大大的忠臣，正如他們的忠臣前輩包拯、海瑞一樣，如日中天。
忠臣與奸臣的確是有區別的，但區別並不如人們想象的那麽大。無論忠臣、奸臣，其實都是忠於皇上的，也都是要爲自己著想的。如果不忠於皇上，那就變成“不臣”了；如果不爲自己著想，那就變成神仙了。
奸臣求利，而忠臣求名。“人無廉恥，百事可爲。”能“留起丹心照汗青”，當然是非常可貴的。但普通的忠臣還做不到這一點，或者是不能堅持到底。爲什麽呢？因爲他們到底還是要爲自己著想的。
忠臣們歷來都敢於罵昏君、罵奸臣，但是他們罵昏君、罵奸臣的根據，總是太祖或太宗皇帝如何如何說；就正如現在新左派不滿現實，批判現實的武器卻是現行政治體制的老祖宗——馬恩列斯毛。忠臣們因爲罵昏君、罵貪官而博得百姓的好感，同時又因爲對太祖、太宗的一片赤忱而不至輕易招禍上身。即使不幸惹惱了皇上，招致殺身之禍，也可以預見到將來必定被皇上的接班人平反昭雪，既光宗耀祖，又蔭及子孫，結果也不見得比奸臣壞；因爲奸臣一旦招禍上身，就萬劫不復了。
忠臣們總是開口閉口都是黎民百姓的疾苦，但他們又總是美化太祖、太宗時期黎民百姓的生活狀況，仿佛朱元璋統治時期黎民百姓都生活在蜜罐裏；就正如現在新左派的一面爲下崗工人與農民的利益大聲疾呼，一面掩蓋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饑荒的嚴重程度，或者把大饑荒的原因推給老天與蘇修。在他們看來，君或政府與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與百姓有著利益衝突的只是那些奸臣。這樣他們就既效忠於君，又取寵於民，實在比當奸臣還合算。所以在這一點上，聰明的奸臣往往也學忠臣的樣，開口閉口黎民百姓。所不同者僅僅是奸臣欺人而不能自欺、求名而更不能忘利而已。
正是因爲忠臣們認定君或政府與人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們都是堅定的忠君愛國主義者，並且總是覺得自己是道德的化身，舉手投足都是道學氣。誰如果向他們指出君或政府的利益也可能與人民的利益相衝突，那就等於掘了他們的祖墳，他們對這種人的仇恨總是超過對奸臣的仇恨，必欲把這些“不臣”之人打成“賣國賊”而後快。
如果有外敵入侵，通常情況下忠臣們確實比奸臣們更愛國，表現出更強的獻身精神，因爲他們有著流芳百世的強烈衝動，不會像奸臣們那樣見利忘義輕易投降。但是一旦大勢已去，光宗耀祖蔭及子孫不再可能時，他們仍然會“一對夷齊下首陽”，因爲他們畢竟還是要爲自己打算的。
因爲忠臣和奸臣在本質上的區別不過是求名與求利的區別，而在市場經濟（包括規範的與不規範的，全部的與部分的）條件下名與利又是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相互轉化的，所以由忠臣變成奸臣也很容易很快。這種現象古已有之，於今尤烈。中國的大學裏一年級學生中往往忠臣很多，但到他們大學畢業的時候，這些忠臣中的大多數就變成候補貪官了。新左派朋友如果敢於正視現實，他們也不得不承認現在的中國大學在相當程度上承擔著貪官培訓所的職能，大批大批地腐蝕著他們的“小同志”。至於新左派的“大同志”是不是也有些腐化了，那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如果我們不能消除臣民心態，中國就決不可能成爲真正的共和國。所幸中國大地上除了忠臣與奸臣的聲音，現在已有了“不臣”——也就是公民——的聲音，這就是大衆私有化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的聲音。八十年代具有公民心態的人是那樣少，以致於不得不把自己僞裝成忠臣才能生存下來。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公民的聲音終於以自己的本來面目浮出水面，並且很快成爲人心之所向，大勢之所趨，以致于真正的奸臣與忠臣們也來趕時髦，自稱是“自由主義者”和“自由左派”。
──原載《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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