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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3日訊】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十二周年紀念日（國殤日）即將來臨，十二年前的“六四”愛國民主運動是七十二年前的“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最偉大的一次革命的群眾運動。這次民運雖然遭到中共統治者的嚴厲鎮壓而以失敗告終，中共以比北洋軍閥時期的“三一八慘案”更凶狠的“六四大屠殺”來答复千百万民眾對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正當要求，從而為這場轟轟烈烈的民運划下句點。然而，它對中國以至全世界歷史進程的重大影響說明其偉大的歷史意義是不容低估的。大家都知道，緊接其后一、兩年在蘇聯和東歐就產生了劇變，那里的共党政權一個個相繼倒台，這一“蘇東波”無疑是中國“六四”民運的影響下發生的。“六四大屠殺”更使中共政權根本喪失了其正當性和合法性。連二十世紀中与希特勒、斯大林并稱為三大殺人魔王的毛澤東也說過：“凡鎮壓學生運動的從來都沒有好下場”。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在毛暗中操控下，“四人幫”也僅僅下令警察、民兵動用棍棒驅散民眾，未敢公然下令開槍屠殺。“六四”事件后舉世為之震惊，進一步加深了中共在人民群眾中的“三信”危机（對共產党不信任、沒信心，對共產主義沒信仰），只是靠加強鎮壓和謊言欺騙的兩手勉強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中共政權再不改革，步蘇聯后座垮台的日子將不會太遠。
《中國六四真相》的書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于中共改革派領袖胡耀邦逝世十二周年前夕問世的（年初已先出版內容有節略的英文版《天安門秘件》）。此書的出版無疑是給胡耀邦和“六四”十二周年紀念日（國殤日）最好的獻禮。因為它一方面喚起國內廣大民眾、流亡海外的政治反對派人士以及各國關心中國政治前途的各界人士對“六四”的回憶；一方面它暴露了乘人之危（乘趙紫陽為首的民主改革派被幕后獨裁者鄧小平等中共元老赶下台之危），非法上台的江李體制做為篡權者的真面目。專制政權一向都是靠謊言來維持的，專制統治者總是千方百計掩蓋事實真相，力圖讓廣大人民忘掉他們的惡行。因為記憶同遺忘的斗爭實質上成為民主改革力量同專制統治者的角力。《中國六四真相》出版前后中共領導人惊慌失措，如臨大敵，竟然下達密令，凡在大陸印刷該書一律處以死刑，嚴禁旅客攜帶該書進口，一冊沒收，二冊以上判刑。同時在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要省、部級官員統一思想，重新觀看他們過去精心炮制、充滿謊言的“六四”事件紀錄片以便“消毒”（形同打預防針，藉口抵制可能有人看到該書后產生的影響），從以上种种措施來看，這本書确實踩了中共當權者的痛腳，使他們气極敗坏，几乎發狂。
該書出版以后，特別其英文版先行問世以后，曾有一些人對書中編入文件的真實性產生怀疑，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則信口雌黃說該書是胡編亂造出來的。但是，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親身經歷過那場民運的人都确定它們是真實可信的，因為它們的記述与當時我們看到和听到的情形都差不多。在初讀該書時原來曾對兩、三處地方產生疑竇，但經過一番思考后也都打消疑問，我就釋然了。例如：
一、在《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于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即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先行播出后，筆者即听說社論為根据鄧小平在家中听取李鵬、李錫銘、陳希同等人的匯報時的講話所寫的。据說他在講話中說了“不惜打死二十万人，換二十年的穩定”這樣的狠話。此話當時流傳甚廣，許多人都听到并在一起議論過。但筆者于一九九九年來美后卻听到有人說此話非鄧所講，乃是出自王震之口，后來偶然讀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朱熔基評傳》（作者鄭義，与寫小說《老井》的旅美作家鄭義似非一人，但筆者并未向鄭兄本人問過），書上有一段說：
“二十六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中共支部書記大會，市長陳希同在會上傳達鄧小平的‘四二五’指示，稱學生背后有后台、有黑手，要快刀斬亂麻，這位八十五歲的中共總舵主說‘不要怕流血，哪怕打死二十万人，也要控制住局勢，贏得二十年的宁靜，如果學生要團結成立學生會，就強行取締它，把這解散了！’同日傳出鄧小平調王牌軍三十八軍二万人進京鎮懾局勢的消息。”（引自鄭義：《朱熔基評傳》，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出版）
鄧小平是否親口說過此話，筆者一直認為是一個非同小可的重大問題，因為將學運定為動亂的錯誤定性，不惜動用軍隊血腥鎮壓的錯誤決策以及以后中共當權派及其追隨者為“六四”大屠殺一再辯護的“殺人有理”論，其源頭均出自鄧小平的這一講話。他的這句名言与五十年代毛澤東對印度總理尼赫魯所說的“我們不怕打核戰，中國即使死了三万万人，我們總還有一半”（當時中國總人口為六万万人），可以說是先后輝映，永垂史冊。此話徹底暴露出鄧小平堪稱繼希魔、斯魔、毛魔之后的另一殺人魔王的猙獰面孔。后來趙紫陽繼胡耀邦之后，又被鄧所廢黜，就是因為他于五月四日在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上的講話中發出了同《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不同的聲音。他收回說學生“搞動亂”的誣蔑不實之詞并主張在民主与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后來又堅決反對戒嚴和出動軍隊鎮壓學生。力主民主改革的政治反對派人士自然也就成了破坏“穩定”的罪人，也在可殺之列了，后來的事實也果然如此。筆者作為一個十七歲就參加中共，當時已有四十八年党齡的共產党員，在“六四”后的“秋后算賬”中竟被清除出党并遭受一年半之久的牢獄之災，其罪名正是“參加動亂，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正是由于鄧小平此次講話特別重要，非同小可，在得到中、英文兩种版本的《中國六四真相》后，首先查看在鄧的講話中有無那句名言，翻閱一遍后不免有點失望，因為這句名言在兩版本中均付之闕如。后來筆者根据自己過去參与文件制作的經驗終于想通了其中的道理，秘書們在整理會議原始記錄，形成正式文件時往往要經過整理加工的步驟，有些不适宜保存的詞句，在秘書加工或交呈給首長最后核發時極有可能被刪掉，鄧的這句赤裸裸的殺人狂言，想必是由于有損鄧大人的光輝形像而被略去了。類似的情況過去并不少見，如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講過“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此話多年來在大陸法學界流傳甚廣，但一直沒有在正式文件上出現過，因此大家在文革結束后批判這一觀點時只能含糊其辭，說它是一個權威觀點，而不敢舉出毛的名字，后來有人告我，毛此話出自他于一九五九年對上海梅林罐頭厂的一個批示，但在《毛澤東文集》按年代先后出版后，一九五九年那一套中也遍找無著。看來也是在出書時被編者出自“為尊者諱”的考慮而刪除了。筆者來美后有一次讀到《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一書，其中收有丘宏達：《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法律學的發展》一文，其中提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在廣東出現一篇有趣的紅衛兵文件：《徹底打碎封建、資本主義及修正主義的法制》（〔反彭羅黑線〕廣州市政法机關干警反彭羅黑線斗批改小組編輯部編，第二期），文中說毛澤東說要人治不要法治”。由此可見，毛确實這樣講過，許多人也都听到過，絕非以訛傳訛，但在正式文件中卻不會找到。
二、在《中國六四真相》的“絕食”章中有一篇為“知識分子緊爭呼吁”。這一節記述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十二個學者、作家去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一事，書中記述這件事的經過如下：
“就在李鐵映、閻明复等与學生代表對話破裂之時，正在光明日報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的十二名學者、作家在光明日報記者戴晴的倡議下，決定愿意去做勸導學生絕食的工作。下午五時多，戴晴打電話到統戰部，表示正在光明日報參加座談會的十二名知識分子愿意去廣場做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工作，并希望在人民大會堂与學生代表會談。閻明复同志听了匯報后表示，統戰部答复歡迎知識分子做學生的思想說服工作，建議与學生的對話改在中辦國辦信訪局接待室進行。”
這里講的是包括筆者在內的十二名學者、作家在戴晴倡議下主動提出愿意去做勸導學生的工作。而事實卻是戴晴當時對我們講閻明复主動邀請我們去做此項工作。筆者惟恐年紀大了記憶有誤，查閱了一下本人當天的日記，上面明确寫道：
“中央統戰部閻明复希望我們對學生做些工作，考慮到趙紫陽和他（指閻）的努力應予支持，乃去陶然亭國務院信訪接待室（大會堂居然不提供場所）同學生代表見面談話”。
何以同一件事有不同說法呢，看來与戴晴從中做了手腳，她為了促成此事，便對閻說我們愿意去，同時又對我們說，是閻希望我們去。她耍這樣的小手腕后來又有更精彩的表演，當我們在學生代表們簇擁下來到天安門廣場時，戴晴并未同來，而是留在中央統戰部向閻明复提出：為了打破僵局，趙紫陽、李鵬應該來与廣場上的學生見面。但閻表示：如果學生不再附加任何條件，不討价還价，紫陽、李鵬會考慮与廣大同學見面，戴晴來到廣場后即向廣大學生提出：要求他們暫時撤离天安門廣場，條件是趙紫陽、李鵬會來看望他們。戴晴這樣做完全沒有与其他十一個學者、作家商量，僅僅以趙、李會來看望為條件換取絕食學生暫時撤离出廣場，与原來十二人一致協議并鄭重簽名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吁》中所提出的條件相差甚遠，其為絕食學生的拒絕是毫不意外的。我們當時怀著受騙上當不滿情緒撤出了廣場，對于當時情況，在高皋著《后文革史》（下卷）也有如下的記載：
“過于想表現自己能力的戴晴，沒有与其他知識分子溝通，便即興言論一番，希望學生體諒政府，在戈爾巴契夫到訪時讓出地盤，以便完成歡迎儀式，結果引來學生一片噓聲和其他知識分子的抱怨。”（第二百九十二頁）
這個例子說明，盡管《中國六四真相》中有些記述与事實不盡相符，但這一情況無害于編入書中文件本身的真實性，上述文體顯然是根据戴晴的一面之辭記述的，我們當時的感受顯然沒有能夠寫入書中，因此有人認為該書英文版書名《天安門秘件》較中文版的《中國六四真相》其實更好，更确切和更恰當一些。不過，叫《真相》也沒錯，因為從整體來說，該書确實記述了“六四事件”的真相，同類的書，如“六四事件”后不久即由中共官方出版的《惊心動魄的五十天》，該書副標題為“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紀實”，名為紀實，實際上充斥著荒唐無稽的謊言和極其惡毒的誣陷之辭，如該書記述上面所說十二名學者、作家去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一事的說法是：
“十八時，戴晴、于浩成、包遵信、李澤厚、李洪林、嚴家祺、蘇曉康、溫元凱、劉再复等十二人為給絕食者撐腰打气，与絕食學生代表晤談，并向學生代表宣讀了他們發出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吁》”（下略）
而陳希同代表北京市向全國人大常委所做的《關于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官方報告中也誣指我們去天安門給絕食學生“煽風點火”，此事竟成為筆者的罪狀之一，為此在“六四”以后遭到關押、審查達一年半之久。
《中國六四真相》出版以后大受讀者歡迎，市場暢銷，風行一時。平反“六四”再度成為人們議論話題与媒體報導重點，中共當權派則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從各方面下手加強控制和防堵。据報導，由曾慶紅任組長的“中國六四真相”專案組已成立，布置加強對趙紫陽的“警衛”，不許趙离京外出；加強對鮑彤的看管，二十四小時不論何時外出都有人跟蹤盯梢，并經常派人上門恐嚇；甚至万里、喬石等元老也受到監視，對一些高干子女及家人則暗中約談。一高干子女說：現在比周總理一九七六年逝世時追查政治謠言還厲害。這些事實說明平反“六四”在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現實存在的重大政治問題，特別是距中共十六大召開還有兩年，中共高層權力斗爭日趨白熱化，此刻現在，最近就有兩個署名林潤、沈休的中共走卒跳出來叫囂說什么“現在不是平反‘六四’的最好時机”，說“這恐怕是中國上下一致的共識”、“許多人乾脆認為現在給‘六四’平反是吃飽了撐的，沒事找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六四’從一張王牌几乎變成一張廢牌，沒人愿意再打，再討苦吃。”一副殺人凶犯幫凶的嘴臉暴露無遺。
有些人只從表面上看問題，認為“六四”事件似乎已被大多數中國人所遺忘，他們不知道事實上絕非如此，筆者深信大多數人并沒有忘掉“六四”而且盼“六四”早日平反，只是在中共當局多年來持續高壓下，筆者對此有一切身體察：在“六四”槍聲打響以前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學生和民眾的示威游行。筆者當時還住在天安門廣場旁的公安部大院內，大批部里的干部和家屬經常在大門前馬路旁觀看，絕大部份人都表示對學生正義行動的同情和贊許，不少人還不斷拍手叫好，大家的議論也是一面倒。五月十五日，當十二名學者、作家的《緊急呼吁》在光明日報發表后，群眾出版社和公安部不少干部見到筆者都笑臉相迎、熱情招呼，向筆者伸出大姆指，對我們的表態和意見表示贊同和支持，大家知道，公安部門選用干部的標准首先是忠實可靠，對党死心塌地的，他們當時的真實態度是如此，其他部門的干部更可想而知。然而，自從“六四”夜間槍聲響起，一連几天馬路上寂無一人，只有一列一列坦克車、裝甲車，在馬路上駛過，電視和廣播上連續播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于平息反革命暴亂和制止動亂的公告以后，情況一夕之間突變，許多人見到筆者都躲著走，連招呼也不敢打了，交談更不敢。大家在會上發言則也一面倒，不過是倒向另一方向了，一葉落知天下秋，筆者推想全國各地方各部門的情況恐怕莫不如此。人們的政治態度改變了嗎？在清算、追查階段過去以后，就沒有人再提及“六四”，難道人們真的將“六四”完全忘了嗎？否！他們口雖不言，但卻牢牢記在心底深處，正像种子埋入土中，一旦有條件就會破土而出，伸出芽來，茁壯成長。我國大詩人白居易說得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針對《天安門秘件》的出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公開聲明說，中共和政府對“六四”事件的“正确”結論沒有改變，今后也不會改變。今年一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則做出對“六四”事件，“永遠不准翻案”的決定，消息傳來，不禁使人莞爾一笑，立即想到，鄧小平當年不是曾向毛澤東鄭重保證“永不翻案”的嗎？后來還不是徹底翻案了？在這方面，中國人的經驗是極其丰富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爭，文化大革命中多如牛毛的冤假錯案，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等等還不是都平反了？
“六四”不平反則世無天理，只有毫無人性、喪盡天良的人才會同意為了穩定局勢只好采取果斷措施的“殺人有理”論。以任何藉口屠殺無辜的殘暴行為都是說不過去的，不容寬恕的，這是從道義上說；從政治現實說，“六四”問題已經成為中國走向民主、法治、現代化國家前進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六四”不平反，則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無法啟動，專制和腐敗兩大痼疾難以根除。應該承認，“六四”事件后，鄧小平于一九九二年初“南巡”，糾正了江澤民“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錯誤，恢复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方針，繼續從計划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使大陸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主要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有所改善，近年來江澤民等當權派在加強鎮壓反對力量，鼓吹“穩定高于一定”的同時，又煽動國家主義狂熱的轉移人民對國內各項問題的注意力，這些都使他們得以成功地阻繞和延續人們迫切要求的政治改革的到來。然而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實惠極大部份均落入貪官污吏和少數暴發戶手中，當前工人失業、農民困苦、社會不公、治安惡化日益嚴重，各种社會矛盾愈來愈尖銳，人們看得愈來愈清楚：中共一党專政乃是一切現實罪惡的總根子，只有進行政治改革方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平反“六四”使政治得以重新起步，絕非什么“無事生非”，而与中國現實的迫切需要与廣大人民的真正心聲。筆者深信平反“六四”的日子將不會太遠了，我們自身也應該為此做出一切努力，促其早日到來。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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