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10日訊】摘要
目的：瞭解倖存慰安婦老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質量。
方法：用半開放式問卷調查法，獲取慰安婦老人的身體、心理、經濟狀況以及社會支持的情況。
結果：在調查的10人中，有10名倖存慰安婦老人能夠確定自己有嚴重後遺症，8名倖存慰安婦老人未能確定是否患有其它慢性病，9名倖存慰安婦老人生活自理有不同程度下降，10人活動受限。月平均經濟收入10–30元的有3人，其他為0元。10位老人都自認經濟狀況較差，月平均支出30–90元醫療費的有7人，其他在100元以上。10名倖存慰安婦老人都表示醫療費用承擔有困難。就醫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和經濟困難。倖存慰安婦老人大部份有負性情緒，主要是自卑感、孤獨感、衰老感、憂鬱感。絕大部份倖存慰安婦老人缺乏健康保健意識。
結論：應提高倖存慰安婦老人對後遺症及晚年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意識，重視提高她們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基本生活條件。
關鍵詞：慰安婦老人；生活質量；老年保健；社會支持
自1991年12月6日，韓國婦女金學順等3名原「慰安婦」向日本提出訴訟起，日軍強征慰安婦問題被揭露出來。1992年7月7日，中國慰安婦倖存者劉面煥、盧冬娥等４人也勇敢的站起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並賠償。自此，一個追究日本在「慰安婦」問題上的戰爭罪行的國際運動在亞洲開展起來，中國慰安婦問題的研究也隨之開展。「慰安婦」這個帶著濃厚血腥味的名詞，也開始不斷地被世界各國的媒體所使用。
「慰安婦」，日語發音為「IAN FU」，英語譯為「the comfort women」。「慰安婦」一詞不僅在中國語言中沒有，在世界各種語言中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即日本語言的專利。按照日本權威詞典《學研國語大辭典》和《廣辭苑》的解釋：慰安婦分別是「戰爭中為了戰場上的軍人而派遣的賣春婦」和「隨同戰地部隊慰問過官兵的女人」［1］這些解釋只是反映了慰安婦與軍隊有關，從形式上表達了當時日本政府和日軍對這些女性受害者的稱謂，既沒有反映慰安婦的本質，也沒有表達慰安婦所受的非人性的身心摧殘。有些原日軍士兵說，「所謂從軍慰安婦，顧名思義，就是跟隨在戰場上的軍隊，安慰從事戰爭的官兵的女性 。所謂慰安就是用肉體處理官兵的性慾，直言不諱地說，就是以官兵為對象的賣春。」［2］甚至日本右翼還時常胡說：「慰安婦是職業賺錢的體面的人」，「真正被強制送往戰場的慰安婦一個也沒有」。這種解釋更是顛倒黑白，對亞洲各國受害婦女的公開誣蔑。
日本有正義感的學者和中國的慰安婦研究者們都特別強調慰安婦的性質與稱謂問題。著名的慰安婦研究專家日本中央大學吉見義明教授指出：「所謂『從軍慰安婦』是被置於日軍的管理下，毫無權力地被限制在一定期間強迫為官兵進行性服務的女性們。」［3］日本女士矢野玲子在其著作《慰安婦問題研究》中也指出：「慰安婦，系指在日本軍隊管理之下，在戰場或日軍佔領地區所設置的慰安所內，供日軍官兵發洩性慾的女性」［4］中國學者蘇智良先生對慰安婦的性質則做了更為深刻的概括：「慰安婦是指按日本政府或軍隊之命令，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是日本軍隊專屬的性奴隸」，因此，「慰安婦」這個具有特定歷史內涵的詞，實質就是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性奴隸」或「性暴力受害者」。它表達了韓、日、中三國的某些女性與日本侵略軍的特殊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僅是妓女與軍人、女性與男性的關係，而且包含著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慰安婦問題是性問題與國家問題和民族問題的混合物。
日本戰犯們見證，「慰安婦」制度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掛牌自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廣施於1937年12月開始的「南京大屠殺」。日本史學家吉見義明在《從軍慰安婦與日本國家》中認為：「1937 年， 全面戰爭開始之後， 日軍開始急速而且是大量地設置軍隊慰安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慰安婦」制度又推廣到東南亞各地。在二戰期間，全世界至少有40萬婦女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受害者涉及中國（包括香港、台灣地區）、朝鮮半島、東南亞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亞洲的白人婦女。而中國是「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害國，人數最多，地域最廣，受難最深，年齡跨度最大、受害時間最長，而海南是日軍慰安所和慰安婦倖存者集中的大省。
據調查，除未佔領的甘肅、西藏、新疆、寧夏、青海等地以外，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東、江蘇、安徽、江西、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廣東、廣西、海南、貴州、雲南等省市及台灣地區，都發現了慰安所遺址。日寇侵華期間，先後被迫淪為慰安婦的中國婦女，在20萬人以上，75%被虐待致死[5]，活下來的慰安婦應在80至100歲之間。自1939年4月，即日軍開始入侵海南島的第三個月起，日本軍方就開始在佔領區設置慰安所。日軍在海南各地設立的慰安所是62 所，僅海口市區內就有6所，但決不限於此數。[6]。中國「慰安婦」的年齡跨度最大，從五十多歲的婦女到13歲的少女。如日軍在海南保亭縣設立「快樂房」，強召當地黎族少女充當性奴隸，年齡最小的只有１6歲。中國婦女淪為慰安婦後，短則數週，長者達7年之久，如海南保亭縣「快樂房」的黎族姑娘烏昂扎等6人，自1941年起直到日軍投降才得以解脫，長達5年。
倖存慰安婦們遭受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創傷，卻無處申訴。在精神上，她們承受著世俗偏見和誤解，在傳統倫理道德觀——婦女的貞操等同於生命——的壓力下自我煎熬，在「軍妓」、「日本妓女」、「日本雞」的黑鍋下抬不起頭。在身體上，倖存者們過早地失去了青春和正常的勞動能力，大多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傷痛，甚至喪失了生育能力。慰安婦制度，規模龐大、組織嚴密， 由東條英機開道，裕仁加貼皇封，完全是一種政府行為。慰安婦制度是日本軍閥違反人道主義、違反兩性倫理、違反戰爭常規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為；是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犯罪的重要組成部份，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在發動侵華戰爭中對包括海南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欠下的罪孽深重的血淚債，是對女性人權的嚴重侵犯，是世界婦女史上一段極為恥辱慘痛的血淚賬。「慰安婦」制度是20世紀有組織、有計劃、最殘暴的戰時性暴力犯罪，是20世紀人類的災難和恥辱，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最無恥的一頁。
令人遺憾的是，儘管日本軍國主義者這一行為 違 反了１９２５年日本參加簽訂的巴黎《取締經營婦女賣春公約》和日內瓦《禁止婦女及兒童賣春公約》，儘管許多被害國就慰安婦問題都提出了證言；但是，在「二戰」後的東京審判時，婦女遭受日軍暴力侵害的審判，只限於強姦、輪姦，根本沒有觸及「慰安婦」問題。因此，慰安婦問題應當說是戰後遺留的問題之一。
對於「戰後遺留」，可以從兩個意義上理解：一是在實際的處理方面遺留了許多問題。在戰時被迫害和被奴役的慰安婦不僅沒有得到賠償，而且戰後還要承受身體和心靈的雙重傷害。二是在戰爭責任認識方面上也遺留了許多問題。「慰安婦」問題不僅沒有作為日本侵略罪行加以嚴厲的譴責和批判，對受害者進行謝罪和賠償；而且還遭到包括日本政要和日本右翼勢力在內的許多日本人的肆意歪曲與誣蔑。近來，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就二戰時日軍強迫韓國及菲律賓、新加坡等東南亞諸國婦女的斑斑血史，在各種外交場合和訪問中都進行了不同程度地謝罪和賠償表示，但惟獨對強征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一事採取沉默和迴避態度。迄今為止，中國人民還沒聽到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對強征中國「慰安婦」公開說一句道歉和謝罪的話。所以，「慰安婦」問題在包括海南在內的中國還沒有完全成為歷史。
就海南來說，海口、三亞、府城、陵水……當年日軍「慰安所」的遺址，正一處處悄然消失在鱗次櫛比的樓群之中。
截止2005年6月，海南省已發現有21位原日軍「慰安婦」倖存者，其中4人由於年老和疾病已經去世[7]。2007年7月，保亭黎族自治縣98歲的林月珍阿婆[8]，首次向社會公開了自己當年的「慰安婦」身份。目前，陵水、保亭、瓊海、澄邁、臨高等市縣的10多個村鎮，隱居著16位原日軍「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未公開身份的，正在調查中）。
「日本鬼子（日本政府）甚麼時候來向我道歉？我還能等到那一天嗎？」[9]這是以87歲的陳亞扁老人為代表的海南慰安婦微弱、淒慘的心聲！
國內慰安婦大多生活在偏僻山區，有的孤老一個人生活，多年被頭痛、腰痛、腹痛，肢體殘疾等後遺症纏繞，有的一生未育，孤苦伶仃，生活窘迫[10]。對於這些老人們來說，活下去的最大意義就是為當年的那段歷史作證。珍視她們，就是珍視歷史[11]。目前要做的不僅是抓緊調查，搶救活史料，而且還要盡最大努力去幫助她們安度晚年，增進倖存慰安婦老人的健康狀況和提高生活質量。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擇保亭黎族自治縣的偏僻山村、陵水黎族苗族自治縣的黎村苗寨，年齡在85歲以上(含85歲)的倖存慰安婦為對象，隨機調查了87歲的陳亞扁、88歲的林亞金、98歲的林月珍等10位老人。根據調查表內容，通過家人或鄰居的翻譯，逐項向「阿婆」詢問。對每張回收的調查表逐項認真審核，放棄由於老人表達不清和思緒混亂造成的無效資料2份。
1．2 內容
問卷根據中華醫學會老年醫學分會流行病學組制定的「老年人生活質量調查表」[12]，並參考有關文獻[13]因地制宜修改而成。內容包括：① 基本情況：年齡、性別、文化程度、職業、婚姻狀況等。② 身體健康和功能狀況：患病情況、ADI、IADL測量工具。③ 心理健康狀況：包括正負情緒狀況、老年抑鬱量表(GDS)。④ 經濟狀況：經濟收入、供養方式等。⑤ 社會支持狀況：住房、生活條件、養老情況、村鄉服務的需要和利用。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10名倖存慰安婦老人，年齡最小的85歲，最大的98歲。老人的文化素質普遍很低，10個人都是文盲，10個人都已喪偶。
2．2 婚姻狀況
2．2．1婚姻態度。「慰安婦」的經歷使這些婦女對男性普遍沒有多少好感進而對婚姻較為冷淡，並有著強烈的自卑感。
2．2．2 婚姻質量。約有40％左右的人沒有婚姻。而在建立了家庭的60％的受害者中，大多嫁給了比自己年齡大上10歲、20歲的老頭，或者離過婚的男人。結了婚的家庭也並不穩定，有的丈夫後來知道妻子這段經歷後，無法理解或無法承受社會的壓力而離婚。有些在農村的倖存者為了活下去，甚至結過２到３次婚。
2．3經濟狀況[14]
2．3．1 經濟來源。倖存慰安婦老人主要來源於子女、養子女或娘家親戚提供。月平均經濟收入在10–30元的有3人，其中包括地方政府一年一度發放的慰問金。月收入未穩定者有7人。
2．3．2 經濟狀況滿意度。10位倖存慰安婦老人感覺經濟上入不敷出，自己認為經濟情況較差。
2．4 醫療保健[15]
2．4．1 醫療費用。10位倖存慰安婦老人都是完全自費，好在她們都參加了農村醫療保險，10位倖存慰安婦老人表示醫療費用承擔有困難。8位倖存慰安婦老人表示難以承擔。
2．4．2 就醫的主要困難。倖存慰安婦老人看病難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困難、交通極為不便和活動不便。
2．4．3 健康保健意識。僅有1位倖存慰安婦老人認為應定期參加健康體檢。所有倖存慰安婦老人均無特定活動項目，有6位以從事家務勞動為主要活動，其中2位老人偶爾能在住處附近適度散步。
2．5 健康狀況[16]
9位倖存慰安婦老人因未做健康體檢而不能確定是否患其他慢性病。已確診的疾病居前者的是：慢性腰痛、腹痛、腿痛、頭痛、白內障、關節炎、心臟病。
2．5．2 生活自理能力。隨著年齡的增加，10位倖存慰安婦老人生活自理有不同程度下降，10人活動受限。影響老人自理能力的慢性病為腰痛、關節炎、白內障、心腦血管疾病。
2．5．3 心理健康。調查發現絕大部份倖存慰安婦老人有負性情緒。其中2人有孤獨感，3人有抑鬱感，4人有衰老感，1人性格上有較大的改變，比如看到採訪者或鏡頭，有些許興奮的感覺。倖存慰安婦老人主要的心理負擔為經濟困難、就醫困難、自卑及無人照顧。3位倖存慰安婦老人存在不同的抑鬱症狀，其中較明顯的是寧可呆坐家裏也不願出門，活動很少興趣全無，最大的問題是語言表達困難記憶力減退，感覺活著沒有甚麼意思。90歲以上、經濟狀況滿意度低、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的老人表現較突出。
2．6 養老狀況[17]
2．6．1 養老選擇
調查的10位倖存慰安婦老人全部選擇家庭養老，認為在家方便且子女或養子女可提供一定的照顧。也有個別倖存慰安婦老人願意選擇敬老院，只是客觀條件暫時受限。
2．6．2 養老知識需要及有關健康知識需求
調查發現，絕大部份倖存慰安婦老人對相關知識幾乎無需求，有兩位老人認為有必要瞭解的知識是胃病及婦科病知識。
倖存慰安婦老人大多數對衰老知識、心理衛生、營養、影響健康危險因素、慢性病知識、家庭保健知識認為沒有必要瞭解，對自我體檢及自我護理知識認為可有可無。
2．6．3 養老服務利用情況[18]
通過對9項養老服務項目進行調查，發現已使用的服務項目僅有「農村醫保」。而對醫院出診、城鎮的社區護理站、日間護理中心、家政服務、托老所、鐘點工、志願者服務、家庭病床等項目，倖存慰安婦老人從未聽說過。
2．6．4 養老條件滿意度
三位倖存慰安婦老人對生活條件較為滿意，三位認為基本過得去，三位倖存慰安婦老人自覺生活條件差。絕大部份倖存慰安婦老人沒有娛樂活動，個別有的也僅限於鄰居串門或門口張望。
3 思考
3．1 提高倖存慰安婦老人的生命質量不容忽視
Torrance [19]認為人的壽命由兩個重要部份組成：生命數量和生命質量。數量是生存時間的長短，質量是指生命過程中的健康狀況如何。根據調查，10名倖存慰安婦老人都有「二戰後遺症」，大部份老人患有慢性病，患病後痊癒的概率低，身體致殘率高，嚴重影響了倖存慰安婦老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本調查還發現，所有倖存慰安婦老人的自我保健意識和能力較差並且缺乏相關知識，這使患有慢性病的倖存慰安婦老人不能及時被發現，而確診者往往又無長期治療意識和條件，對延緩疾病進程、降低身體致殘率非常不利。為此，需要在倖存慰安婦所居住的黎村苗寨中廣泛開展有針對性、有計劃的、有系統的老人健康教育，普及衛生保健知識，使其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提高自我保健意識，增強預防和控制老年性疾病的知識和能力。這是基層政府和鄉村醫務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但是鄉村醫務工作者普遍缺乏系統的老年人醫療、護理保健知識，特別是對患有「二戰後遺症」的慰安婦老人，進行衛生保健知識教育的意識和能力不強，建議利用駐軍醫療單位或者現有基層醫療組織的資源，有針對性、有計劃的對鄉村醫務人員進行慰安婦老人醫療護理保健等方面知識和技能的系統培訓，並對倖存慰安婦老人，實行有針對性和特殊性的醫療保險。
3．2倖存慰安婦老人的低經濟收入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定的經濟收入雖不是慰安婦晚年幸福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因為經濟的拮据而嚴重影響了倖存慰安婦老人的營養、生活條件和醫療保健服務的利用率，並且使患有慢性病的倖存慰安婦老人幾乎都不能堅持長期、持久的治療，以致陷於病重了才就醫的尷尬局面，從而直接影響倖存慰安婦老人的健康狀況乃至生活質量。調查得知，倖存慰安婦老人的經濟來源主要靠子女、養子女或娘家親戚提供，經濟收入低的問題比較突出。因此，要提高倖存慰安婦老人的生活質量必須先解決「經濟來源」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有關部門理應優先向慰安婦家庭提供扶貧項目，有關單位應該優先安排慰安婦老人的子女或者養子女甚至孫子女就業。
3．3重視倖存慰安婦老人心理健康對生活質量的影響
心理健康是反映老人健康的一個重要方面。根據愛利克•埃里克森的人類發展理論[20]，一個人一生都不斷面臨各種危機，這裡的危機不是指危險，而是指人生的各種明顯的生活改變每一種改變，人都會出現強烈的情緒，並產生一種同樣強烈的願望和需要去駕馭或者化解這個危機，直到重新獲得情緒的平復，並在這個過程當中找到新的自我。老年階段的任務是自我完整，需要去適應老年期發生的各種人生大事，如喪偶、社會和家庭地位的降低、經濟收入的減少、病痛的折磨等，若不能適應則可影響老人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對患有「二戰後遺症」的慰安婦老人影響更深。我們調查發現，絕大部份倖存慰安婦老人有負性情緒，主要有孤獨感、衰老感、無用感、抑鬱感、興趣喪失等，這些負性情緒從另一側面影響了倖存慰安婦老人的生活質量和軀體健康。因此，基層政府和鄉村醫療組織應注重倖存慰安婦老人的心理狀況評估，酌情提供必要的情感援助，指導倖存慰安婦老人正確的認知評價和應對老年期的各種生活應激事件，增強心理適應能力。另外，弘揚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倡導社會對倖存慰安婦老人的關愛，尤其要高度重視「精神贍養」[21]。肢體殘疾的人們有殘聯照顧，精神（含肉體）遭受外敵重創的人群也得有組織關懷，儘量拓寬倖存慰安婦老人的社會活動空間，樹立「越老越有價值、越老越有作為」的觀念，這樣更有益於倖存慰安婦老人的心理健康。
3．4呼籲全社會理解、同情、關心、珍視、援助倖存慰安婦老人
一些舊有陳腐觀念導致國人歷來對失去貞操的婦女缺乏同情[22]，更有甚者乃至不去譴責罪犯，反而認為「女性遇到這種事就應該去死」。因此，一些被迫做過慰安婦的女子要麼終生不嫁，要麼嫁人後受到丈夫的毒打、子孫的欺凌。如果很幸運有個好家庭，她們表面上過得和平常人一樣，但是，內心卻是苦不堪言。因為曾經長期遭受殘酷摧殘，絕大多數無生育能力，晚景淒涼，精神上承受世俗偏見，在傳統的倫理道德觀的壓力下煎熬，在「自己很髒很下賤」的羞愧心情下苟活[23]。
所以，眼下要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糾正這樣的想法，修正村民鄉鄰的偏見，第二項工作就是盡最大努力去幫助她們。「１９９８年，韓國建立了『日軍慰安婦歷史館』，並把慰安婦集中在敬老院內，由政府統管。在台灣，知名作家李敖曾捐助台灣慰安婦每人５０萬台幣。」[24]
2007年7月，我國首個慰安婦資料館在上海師範大學落成，保亭黎族自治縣倖存慰安婦林亞金老人參加了開館儀式，這無疑是社會的一大進步。同時，儘快建立中國（海南）慰安婦國際互聯網站，激發海內外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去關心、珍愛、援助倖存慰安婦老人及家庭，是值得全社會考慮和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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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本文系2007年海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日寇侵華海南慰安婦生存狀況調查及援助索賠策略研究》中的一節，項目編號：HNSK07-29. （因故延期，首次發表）
作者簡介：
李明明(1979.4–)，女，海南經貿職業技術學院社會科學部思政課教研室主任，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應用倫理學、思想政治教育。
田原（1968.12–），男，漢族，山東青島人，九三學社社員，《小小說》特約編輯，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海南省高校科研管理研究會會員、科普周專家組成員。現為海口經濟學院教授，首屆「最受學生歡迎教師」。主要從事語文教育學、應用語言學、教育社會學的探索、研究以及教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