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16日訊】 「表叔」是一種形象的比喻，是香港人對《文匯報》領導層人員變化和方針轉向的嘲諷和調侃，但究竟從何時算起，頗費思量，這是因為我加盟《文匯報》較晚，大部份時間在東北工作，與報社核心層領導接觸不多，但所幸近日不僅有不速之客提供內幕，而且，在我寫作的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裡，有李子誦先生 1989 年創辦和編輯的整套香港《當代》雜誌，供我參考，他撰寫的《國運與報運》一文，令我茅塞頓開：可以肯定的是，「表叔時代」始於八九「六四」，此前，《文匯報》是中共高層人物與民主人士合作的產物，此後，它已逐步演變成了共產黨的對外宣傳陣地，或者叫「喉舌」。也許洞悉了報社領導層的一些決策人物的來歷和特點，以及走向和結局，就找到了撥開掩蓋《文匯報》迷霧的鎖鑰。
有一位熟悉《文匯報》的朋友對我說，你們《文匯報》的班子複雜得很，被安插上六個派系的人物：黨政軍，還有地方、國安、公安。到底哪一位人物隸屬哪個單位，相信沒有人說得準。從歷史上來看，國安早就派人插進來，有的是公然派來的，比如，原海南辦主任林某，就曾在省安全廳工作過，亦有假借「求職」的，再通過核心人物的內應而進入。這個情況《文匯報》及《大公報》都有，但以前不多，那個時候還是黨與民主人士合作，他們不能過分，到80年代就開始陸續滲入，到了90年代已是「表叔」執政，各個部門都有外派幹部，他們打著記者、編輯的名義，就可以到處活動，對外從事他們的某些工作，對內則拉幫結派。消息人士列舉了幾個重要人物，而以下所述，可以隱約地捕捉這種神秘的影子。
陳某明，統戰高手
從70年代開始，《文匯報》就有意識地吸收大學生，只是報社能付出的薪金與社會工資有一段距離，不過仍有一批又一批大學生追求他們的理想，踴躍地參加了工作，不過能夠堅持下來者並不多，陳某明是其中的一位。
「六四」事件發生後，有一批人離開《文匯報》，陳某明則選擇留下來。在李子誦被「停職」那段沸沸揚揚的日子裡，某天晚上，有幾個離開了《文匯報》的人，來到報社門口叫陣。當時，張雲楓開始掌握部份權力，他的工作相當吃力，加上他又是一個沒有魄力的人，因而，企圖選擇鴕鳥政策，不料，陳某明挺身而出，他說，由他出面到大門口跟這些人對話，這個建議得到張雲楓的批准，即是說，就讓這些來自資產階級大學的人，用他們的觀點和語言去跟另一批人辯論。對話的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事後內部亦沒有進一步談論。想不到陳某明因此一舉成名，受到工委的賞識，從而扶搖直上。人們可以認為這是陳的投機，不過從另一個度來看，人各有志，這一批人認為該怎麼辦，另一批人可以不同你的意見，求同存異，如此而已。陳某明最大的得益是工委要搞一個「新聞工作者聯會」，陳被推上出任這個聯會的主席，成為左翼中下層人員（記者、編輯）聯合組織的頭頭。
陳某明是在訪美期間出事的。美國新聞處每年都有一些名額邀請香港的中級人員訪美，那一年是陳與阮紀宏同行。當天早上，阮不見陳來到餐廳，打個電話上去，房間無人應，酒店派人去開門，陳已殭斃在床。經解剖，他心臟的三條血管都已閉塞。接近他的一個同事說，他一直以為陳不注重身體，因為三條血管都閉塞，本人一定會感覺到某些先兆。後來這位同事的一位至親，檢查到他也是三條血管閉塞，拖了半年才動手術。經問，他的答覆是毫無跡象，從來沒有心胸翳悶的感覺，他是因為肺氣腫不能治癒，經轉換醫生懷疑其心臟檢查出來的。這事否定了他對陳某明不注重身體的看法。
不過，陳某明生前的生活不很正常，則是事實，他經常深夜下班後與一批同業夜宵或搓麻將，有時通宵達旦，這是按報社的要求做的，《文匯報》向來鼓勵同事們去做統戰工作，非如此怎能聯絡上一些同業呢？可是這又是許多人都不願做的事。當時編輯部肯做這件工作者，只有陳某明和副總編游某林而已，後者聯絡的是老一輩的老總級，而陳做的交往對象是中年的中層人物，分工不同，對像各有側重。陳去世後，這件工作沒有人做了，而游某林在「六四」後，他沒有了李老作後台而興緻索然，年紀一到，他選擇了退休。從此張雲楓選擇了閉關，罕與外面的同業主動打關係，因為他不是做公關的人材，到1998年藉著《文匯報》在港創刊50週年，始宴請外界的老總。至於那些外派幹部是從來不會主動做這個方面的工作的，他們是坐待人家來朝拜，所以，90年代以後，《文匯報》與同業之間的關係發生了一些變化，因為他們亦不必來求《文匯報》了，他們有甚麼事，可以逕自去找新華社（或中聯辦）。
劉某明，看風使舵
前幾期，筆者涉及到了劉某明，但有熱心讀者寫信給我說：你寫錯了，他從來不是廣州《南方日報》的總編。當日，一位《南方日報》的朋友讀了香港《開放》雜誌也問我，劉某明怎麼當上總編的？他在《南方日報》只是從事業務工作而已。看來，我高抬了劉某明。
實際的情況是，只因「六四」之後，工委為了加強對《文匯報》的領導，從新華社把原任宣傳部副部長的劉某明派來當副總編，以至總編。我1994年加盟《文匯報》時，張雲楓是社長，他是總編，兩人搭檔，但關係不太默契，時常發生衝突，有時，他們的矛盾掩飾不住，竟在辦站工作會議上表面化了。
也許由於他不是「紅褲子」出身，在編務工作上，不很適當而被劉某碧看不起，其實，劉某碧另有後台，她的先生是劉某安，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的副部長，他們夫婦曾是新華社駐比利時記者，在北京高層有人脈關係，所以敢於與他抬摃。這種情況在過去是罕見的，《文匯報》在與民主人士合作期間，你我他之間，即使有甚麼意見不合亦只是暗中埋怨，連暗鬥都沒有，因為大敵當前，我們面對的是「港英」和「蔣幫」，說甚麼都不會公開拆台的。只有到了共產黨公開領導，黨員領導之間就可以吹鬍子拍檯子了。
我想，有一件事最能洞悉劉某明的思想性格，它發生在1997香港回歸前的中英爭拗時期。有一天，《文匯報》在主要版面的顯著位置上，刊出周南的一首詩，介紹文章說，周南聲明這首詩還未成熟，不宜刊登云云。倘若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未成熟的作品也可以作為一顆炮彈，不過這首詩無此作用。那麼，這首詩寫得怎樣？香港某大學修讀中文系音韻專業的人士評價說，不論內容怎樣，它最大的缺點是，平仄不符！
試想，一份地方報紙，在顯著版面刊登市委書記一首不合格調的詩作（若是放在副刊又當別論），其目的是甚麼？如果不是出於對敵鬥爭的需要，那麼，只有一個結論 —— 「擦鞋」（拍馬屁）。其實，這次拍馬屁，分分鐘會拍到馬屁股上，因為此舉會讓周南自暴其醜。不過，我未聽說過周南有怪罪下來。如果說文匯報的報格日趨下降，那麼，這家報社刊出這首拍馬屁詩作應是其轉捩點。
總的看來，劉某明給我的印象是矛盾的：一方面在會上言辭激烈地抨擊官員的腐敗，一方面又以中央信任，我們是「政治家辦大報」而深感自豪，唯一的一次與其私下談話，發生在2000年初，他流露出對劉某碧的不滿，並把這種情感殃及我，實際上，劉某碧發現和重用我，以至辭退我，都是出於公心，我和她沒有任何個人交情，劉副社長，儘管與他衝突不斷，但從未向部下流露過，身為女性，實可讚也，由此觀之，劉某明除了善拍馬屁，還氣量小矣！
不過，劉某明也有骨頭硬的時候。據說，2000年底，劉某明要退休了，他的社長兼總編輯要交棒，工委推出了新社長，要求劉某明暫時留任總編輯，這是明顯的降級留用。倘若從過去他所追隨的理想和性格上看，革命者是不應計較權力與地位的，但他拒絕了，套句老話叫做「不再革命」了。
周博士，左右逢源？
綽號「周博士」，職銜是《文匯報》副總經理。一個沒有高文憑，沒有特殊能耐的人竟能爬到如此高位，當然是有一定的因由。
消息人士稱，周某小青年的時候來到香港，投靠他的遠房親戚廖一原。廖是《文匯報》的中高層幹部，職銜編輯主任，後來廖抽調出去搞新聯影業公司而成為左派電影界的大頭頭。
最初，廖一原把周某介紹進《文匯報》當小廝，其後當上了交通員。交通員的工作是每天把報紙、稿件、信件送到深圳，與廣州辦事處來深圳的交通員交接。當時廣州的機關定閱香港報紙者不多，所以，他的工作是個優差事，但責任重，因為曾經發生過《大公報》的交通員。把一批手錶挾放在報紙中走私進口的案子。所以，對交通員的要求是政治上信得過，此外還有一些密件直交老總的，周某在金、廖兩位老總心中是有一定的位置的。
70年代初，廖靄民把他提升為記者。當時他的採訪技巧和文字水平均一般，只因要求不高，周某得以濫竽充數。適值尼克松訪華，領導上號召大家廣交朋友，以打破左派圈子狹窄的窘境，在這個方面，周博士倒是做得不錯。他與外面的記者廣交朋友，每當一群人見面時，他往往主動請客，因此，贏得「周博士」的美譽。這種請客的費用可以報銷，但他報得不多，或者他有時忘記了，弄至經濟拮据，常常與妻子吵架。
到了80年代，民主人士余鴻翔不滿說，編輯部的人員進佔了經理部（其實，只派去了兩人當主任），為了緩和余的情緒，金總作出了調動，從經理部收回一兩個人，不過卻又巧妙地把周某派回去，因為周博士原職交通員，是屬於經理部的。周對這個決定亦心領神會，他回去上班時對余鴻翔說：我回來了。周的這一次調動雖是金總的決策，不過其中有張雲楓的獻計，從那個時期開始，張雲楓對報社人員的調升有參與權。另外，周被調升是當上了廣告課的課主任，一位從未從事過廣告業務的人，能跨越其他的老廣告員走高，令同事愕然。此後，周官運亨通，先是業務經理兼廣告部經理，進而升任副總經理。
這些陞遷都有張雲楓的影子，其實，他是張雲楓插在經理部的棋子。不過周除了交際上有些成效之外，其實他對所管轄的廣告、發行兩個部門的業務運作，是頗為生疏的。知情者說，80年代《文匯報》仍是政治掛帥，間中有些大新聞需要版面，編輯部想抽離一些廣告。每當發生這些問題時，周就束手無策，一定要把李姓副主任從九龍召回來解決。由此可見，儘管周當了兩三年的課主任，可是，他對廣告員—客戶—廣告位置等問題一無所知，因為他的腦袋裡欠缺這個方面的本領。
有三件事情可以瞭解周的性格和社會關係。第一件是他的妻子去世，有一位《文匯報》的老報人到靈堂一看，可以算是大失所望，頗為冷清，廣告公司方面是有一些人和花圈，但是報販代理卻是少得令人出奇。文匯過去是採取分區代理制，關係密切的報販代理有七八個，這些人又是長期合作，決然不會禮不到、人不到，這就顯示出周在發行方面，他跟報販代理的關係很疏離。消息人士表示，第二件事，是廣告部一位職員曾經問他，給周提意見，他會不會報復？他當然是替他講好話的。不料，過了兩天，這位職員馬上否定了他的話。至於周如何報復，只有他們知道。第三件事，是發生在前幾年，消息人士說，某友從多倫多打電話與他敘舊，閒談中說：「周這個人，我就不想再跟他交朋友了」，這一句話嚇了他一跳。某友原是周通過工作輾轉認識的，並與《文匯報》有生意上的合作，之所以認識他，亦是周介紹的。想不到十多年後，他竟會說出這麼一句話。這句話的原因，並非周佔了他甚麼便宜，而是表達出他對其為人失望的觀感而已。
那麼，周是否屬於「勢利眼」？還有更多的事例判斷，第一，是廖靄民把周從交通員提升為記者的。廖其後被中共認為思想極左，調回廣州學習、工作。一些老同事路過廣州時會去廖的住宅探望，但周從不作此舉，顯示出他是對廖靄民「劃清界線」。第二，是對金堯如，是老金把他從記者提升為廣告課主任的，可是「六四事件」之後，周雖不致於不敢與老金接觸，不過話語間頗有揶揄的味道。然而在過去，在他充當交通員的時候，他經常在同事面前吹捧金與廖，講他們二人如何勤奮學習，如何孜孜從公，甚表感嘆（可能金、廖聽到此類反映而對周刮目相看）。第三件事是對廖一原。周又是廖一原介紹進《文匯報》的，廖掌管電影界大權，周亦在同事面前吹捧顯示他與廖關係密切。前幾年廖一原病逝（廖在政治方面從來沒有低潮期），廖太太因為有一件不大的事情想找人幫忙，於是想起了周博士。周當日拍胸膛表示一定辦妥，不料過了許久全無下文。
那麼，一個沒有甚麼本領的人，能夠爬升到如此高位，在實際工作中又不須承擔甚麼責任，說到底，就是張雲楓的支持，至於周是否對張肝腦塗地呢？我就不清楚了。
周博士真是左右逢緣，據稱，他退休後的生活，泛出與其個性有別的光彩。首先是他退休後去了加拿大，原因是「老來從女」，他的女兒與他相處很好，不過他每年回港一次。不料，去年爆出周已再婚而且育有一名六歲的女兒，據說是過去做廣告的時候在深圳認識的，其繼室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已攜帶女兒回到四川。於是乎周變成了候鳥，每年奔波於魁北克—香港—四川之間。如此奔波是因為周已入了加拿大籍，他的女婿是開餐館的，過去他們聰明地每年給周邀付入息稅，所以，現在周可以拿到較高的福利金。那麼，每年他大概可以拿到一萬加元吧，為了這一筆款項而心甘情願當候鳥，是他精明所得的另一大福氣。
更大的福氣是，儘管他已是加籍，但周某退休後就被「選出」任《文匯報》退休職工聯誼會的主席。其實，他長期不在香港，對退休會的運作起不到甚麼作用，也許只為有的人要把他的棋子插到聯誼會。儘管如此，周某應有自知之明，這個沒有甚麼作用的「主席」不做也罷，我不知道他為甚麼戀棧。試問，由一位外國人士出任退休職工聯誼會主席，不知道到底是《文匯報》的光榮，抑或是文匯報的恥辱。
劉某昌，深不可測？
別看劉某昌是一個小小的辦公室主任，但背後深不可測的力量，總在關鍵之時，把他推到前台，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連社長，總編都奈何他不得，這與其說是他有能力，不如說是歸於《文匯報》的體制，他是藏在編輯記者身後的實權派，其知道的一切可能永遠成謎，所以，剛來報社時有人告訴我，別人都可以得罪，但只有他萬萬得罪不起。
劉的父親是文匯報的記者，其父似是一尊胖嘟嘟的笑面佛，性格如同其外貌，從來與人為善，劉某昌則與其父親相反，恰恰是 180 度的不同。許多朋友談及，大家的看法相同，而且，大家都惋惜為甚麼一個如此好人，竟然養出如斯的兒子。
劉某昌是在 60 年代從香港到廣州讀中學的，當年，《文匯報》和《大公報》兩家有不少同仁把子弟送回內地讀中學，原因既是經濟問題（香港尚未實施九年免費敢育），同時又想有個學習好環境。兩報都有廣州聯合辦事處，可以照顧這些學生。劉在廣州沒能中學畢業就經歷文化大革命，繼而上山下鄉，後來參了軍。在部隊做甚麼，他自己諱莫如深。
1978 年，金堯如返回香港，因劉父已逝，而其母親及弟妹都在香港，家裏經濟收入不多，老金眷念故人，立即把劉某昌弄回香港。金把他弄出來據說是略有曲折：先是劉要退黨始能批准出境，不過他到了香港之後，金不僅安排他恢復了黨籍，且把他安排在身邊當上了秘書，過去是沒有這個職位的，只因改革開放之後，老金內外的事務很多，劉三生有幸，從而認識了許多人物和處事手法，可惜他沒有學上老金坦率的胸襟和為人的真誠。 1982 年，老金被調回國，劉在報社羽翼豐滿，又爬上了另一個職位：社委辦公室副主任。社委辦公室是一個執行機構，它的最強的權力是執掌人事權。
消息人士透露，老金在被調回國後又返回香港，此時對劉的印象徹底地變了，老金說，劉某人你要當心，我剛被調回去，他就打我的黑報告。從此，很多人對劉又恨又怕，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麼，劉究竟是幹甚麼的？我在報社任職期間，聽到各種議論。有一次，報社高層討論某一位職工，劉報告了這位職工的方方面面情況，根據分析，其內容不是泛泛之談，起碼是從兩個以上的人物或角度進行過瞭解，簡言之是其已「立案」調查，雖然其中不乏誇張之處。劉的報告反映出，他對報社內的人物活動是花了一些心血的，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電影裡「地下工作者」的活動手法，多年來，《文匯報》內部是沒有專人做這種工作的，包括他的父親。
劉父生前的職位是社委辦公室秘書，但是，其管治的範圍很狹窄，從不做得罪人的事。劉進行的監視工作主要是抓總務部，難得總務部的主任對他俯首貼耳。總務部主管門衛，還有一批勤雜工友為各個部門作跑腿。劉直接或間接地抓三幾個勤雜工友或找人問話，他們心目中要監控的對象的言行就有個底了。監控的另一項工作是扣查信件，門衛收到的所有信件都要先行交到辦公室，這些來往的文件或稿件，有沒有遭到辦公室拆信檢查呢？在這裡不便點明，不過確實是發生過丟失稿件的事情，有位作者說，稿件是他親自送到灣仔道的，不料遭到編輯電話追稿，而且不止一次。
顯然，這類活動是騙不過群眾眼睛的。有位職工曾經說，在報社內千萬不要隨便講電話，因為會被「辦公室」竊聽的，所謂辦公室就是指劉某人或其小班子。不過我是不相信這種臆測之言，整間報社有近百個電話分機，即使劉某有三頭六臂、即令他全部都錄了音，他哪有精力去聆聽呢。只是這位職工的推測證明了一點，劉某對報社內部的監視工作引起職工們的恐慌和警覺。
《文匯報》的一位資深人士說，某年新年前，跑深圳的交通員給他送禮，大概是一瓶酒和一些土特產品吧。《文匯報》內部從來沒有給上司送禮的習慣，他斷然拒絕了。交通員的工資都很低，亦沒有外快收入，他從那裏拿得出錢來買禮物呢？他說，我估計是有人故意指使他這樣做，即是說他已成為該名居心叵測者試探的對象，甚至有可能本人亦被他立了案。所以，他對劉某人的批語是「陰險毒辣」，並非臆測之語。
這位人士表示，有一次，一位辦公室副主任 X 君離職來向他辭行。經過幾年的努力，劉已經從副主任升為正職，以後調來的外派幹部都是擔任副職，但是這位 X 君只是做了一年多便要捲鋪蓋了。他寒暄過後，大吐苦水，他提到此次離職是不愉快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報社領導從國內調人員進來不依手續，暗示其間有檯底交易，他曾依照規矩多次頂住，而結果是自己被調走。另外一個原因是他與劉某人的磨擦，這時他說了一句話，劉某這個人是「康生式人物」。 X 君聽後甚感興奮，他說他想了許久，總是想不出一個恰當的詞句來形容這個人，「康生式人物」，真是十分貼切。他分析說，是不是中聯辦依靠這樣的人物來監控《文匯報》呢？
根據劉的工作手段和處事手法，《文匯報》有很多人始終懷疑劉是與某一條線掛上關係，曾經有這麼一個說法，劉在來港前已經掛上了關係，亦有熟人否定我的判斷。不過，從劉的官運來看，儘管經歷多任社長（可以說他是「六朝元老」一一李子誦、陳伯堅、張雲楓、劉再明、張國良，再到今天的王樹成），如果說，他不是有某些特殊關係的話，沒有特別的技能和工作成績，斷然不會在這麼複雜的環境中三十多年不倒，而且，扶搖而上，特別是，他一直掌管人事工作，從來沒有被調到別的部門。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幾乎是每一任社長上場，劉主任起初都是不大得志的，可是，他是一個能夠沉得住氣的人，過了一段日子，他就會神氣起來，為甚麼？除了他的後台頗硬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主管的範圍，即是說，他瞭解到某些職工的動向，這個管治制度使得這麼一個人物，可以發揮到任何一個社長都需要他的程度：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所以，2000年上半年，《文匯報》派他親臨大連辭退我，就不奇怪了。到了今天，他已是社長助理，排名在諸位副總編輯之前。
2011 年 5 月 20 日於多倫多梅西學院。
{ 《開放》雜誌 2011 年 6 月號首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