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1月11日訊】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的中共高層博弈、社會亂象和黨魁發出的亡黨危機已讓不少黨內外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因此他們期望十八大高層能有所動作，挽救中共。不過，在胡錦濤發出了「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依舊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後，他們發現已有的期望不過是自己的一廂情願罷了。
事實上，他們根本的錯誤就在於將希望寄托在了中共自身的改革上，而沒有意識到信奉暴力、專制的中共是絕對不會主動放棄權力的，是絕對不會讓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對於這部份中共黨人，筆者的建議是不妨看看中共早期創始人和首任總書記陳獨秀以及其繼任者瞿秋白，是如何認識到馬列的危害並由此醒悟、做出了最終的選擇的。
清末民國初年，中國面臨著來自西方的巨大挑戰，一次次回應的失敗，讓一些主張向西方學習的知識份子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陳獨秀就是代表之一。在掀起「新文化運動」、主張「全盤西化」的同時，陳獨秀開始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並在蘇俄的幫助下，成立了中共，陳當選為首任總書記。此後，還被選為中共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為中共的成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的陳獨秀，因站在被斯大林批判的托洛茨基派一邊，而被共產國際解除了總書記的職務。在1929年「中東路事件」上，陳獨秀因反對中共不顧國家利益、「保衛蘇聯」的做法而被開除出中共。之後，陳獨秀組織了中國「托派」，發行雜誌，刊載托洛斯基的文章，反對中共政策，也反對國民黨。
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在五年的坐監中，陳獨秀閱讀了大量書籍並開始反思。1937年出獄後，他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認為只有英美的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國。其主要思想呈現在《陳獨秀晚年的最後見解（論文和書信）》一書中。
陳獨秀的主要觀點是：只有大眾政權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能實現大眾民主，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斯大林式的少數人的專制；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無產階級民主應與資產階級民主一樣，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民主的內容固然包含議會制度，而議會制度並不等於民主之全部內容，借排斥議會制度同時便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的最大原因。
陳獨秀對「獨裁」還有著清晰的認識，並將蘇維埃獨裁與法西斯獨裁等同起來，他認為「是獨裁制度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
晚年的陳獨秀儘管生活窘困，但他卻拒絕再次加入中共和國民黨。蔣介石送錢，他不要；中共表示，如果陳獨秀接受兩個條件，即一不對外講話，二不發表文章，中共可以負責他的生活和醫療，陳獨秀拒絕。1942年，陳獨秀在四川農村去世。
同陳獨秀一樣，其繼任者瞿秋白也在臨被國民黨處決前完成了《多餘的話》的自我告白：當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他在「代序」中寫道：「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甚麼主義的。」
瞿秋白坦言自己不過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共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在《我與馬克思主義》章節中稱自己根本沒有系統研究過馬克思主義思想，《資本論》更沒有讀過，僅有的常識，機會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但因為很少有人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所以他才「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
認為當中共領袖是個歷史誤會的瞿秋白還認為，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是個「更重要的誤會」，因為這是由他這個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的所謂「專家」開始的，這樣的研究能有甚麼結果？
在最後的「告別」中，瞿秋白稱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劇」，因為自己始終無法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然而，在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的筆下，瞿秋白的人生不是「一出滑稽劇」，而是一個「大悲劇」。他最大的悲哀是：他是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人，但他的黨要他同自由主義作戰；他是一個具有人情味和溫情主義氣質的人，但他的黨要他同這些非布爾甚維克的意識作戰；他是一個竭力想做君子的人，但他的黨，一個極權主義的黨，在政治上是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為了黨的利益，任何骯髒的手段，都是被認為合理的……這個黨，人與人之間，同志與同志之間，只講政治利害與利用，一個「職業革命家」，必須冷酷地、無情地扼殺自己的人格與個性。
兩任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瞿秋白的醒悟雖然遲了些，但其意義就在於：他們用自由乃至生命為代價換來的醒悟和懺悔，就是在告誡那些業已明白被騙但又不願正視的中共黨員以及左翼憤青，不僅要慎重選擇自己的道路，而且要認清馬列主義和中共才是中國人民苦難的罪魁禍首。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絕不會由中共所賜，而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不妨今天從退出中共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