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11日讯】中共十八大召开前的中共高层博弈、社会乱象和党魁发出的亡党危机已让不少党内外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因此他们期望十八大高层能有所动作，挽救中共。不过，在胡锦涛发出了“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依旧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他们发现已有的期望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事实上，他们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将希望寄托在了中共自身的改革上，而没有意识到信奉暴力、专制的中共是绝对不会主动放弃权力的，是绝对不会让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对于这部分中共党人，笔者的建议是不妨看看中共早期创始人和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以及其继任者瞿秋白，是如何认识到马列的危害并由此醒悟、做出了最终的选择的。
清末民国初年，中国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巨大挑战，一次次回应的失败，让一些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知识份子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陈独秀就是代表之一。在掀起“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的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苏俄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共，陈当选为首任总书记。此后，还被选为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为中共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陈独秀，因站在被斯大林批判的托洛茨基派一边，而被共产国际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上，陈独秀因反对中共不顾国家利益、“保卫苏联”的做法而被开除出中共。之后，陈独秀组织了中国“托派”，发行杂志，刊载托洛斯基的文章，反对中共政策，也反对国民党。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在五年的坐监中，陈独秀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开始反思。1937年出狱后，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只有英美的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国。其主要思想呈现在《陈独秀晚年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中。
陈独秀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大众政权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能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无产阶级民主应与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民主的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
陈独秀对“独裁”还有着清晰的认识，并将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他认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
晚年的陈独秀尽管生活窘困，但他却拒绝再次加入中共和国民党。蒋介石送钱，他不要；中共表示，如果陈独秀接受两个条件，即一不对外讲话，二不发表文章，中共可以负责他的生活和医疗，陈独秀拒绝。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农村去世。
同陈独秀一样，其继任者瞿秋白也在临被国民党处决前完成了《多余的话》的自我告白：当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他在“代序”中写道：“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
瞿秋白坦言自己不过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在《我与马克思主义》章节中称自己根本没有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本论》更没有读过，仅有的常识，机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但因为很少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他才“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认为当中共领袖是个历史误会的瞿秋白还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个“更重要的误会”，因为这是由他这个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所谓“专家”开始的，这样的研究能有什么结果？
在最后的“告别”中，瞿秋白称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剧”，因为自己始终无法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然而，在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笔下，瞿秋白的人生不是“一出滑稽剧”，而是一个“大悲剧”。他最大的悲哀是：他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但他的党要他同自由主义作战；他是一个具有人情味和温情主义气质的人，但他的党要他同这些非布尔甚维克的意识作战；他是一个竭力想做君子的人，但他的党，一个极权主义的党，在政治上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为了党的利益，任何肮脏的手段，都是被认为合理的……这个党，人与人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只讲政治利害与利用，一个“职业革命家”，必须冷酷地、无情地扼杀自己的人格与个性。
两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的醒悟虽然迟了些，但其意义就在于：他们用自由乃至生命为代价换来的醒悟和忏悔，就是在告诫那些业已明白被骗但又不愿正视的中共党员以及左翼愤青，不仅要慎重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要认清马列主义和中共才是中国人民苦难的罪魁祸首。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绝不会由中共所赐，而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不妨今天从退出中共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