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16日訊】 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卻處在兩個極端矛盾的現實中。眾多的電視報刊媒體，早就傳播許多六四慘案的現埸照片，鄧小平居然說天安門事件一個人沒死。趙復三當時在聯合國大會上，對這兩個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從？
故事的兩位主人翁是今年81歲的姚琮和86歲的趙復三，兩人文革前就認識，那時都住北京和平裡。兩人還有許多共同之處，家庭背景、宗教和教育背景都差不多。兩人都是上海出生、天津長大、教會大學畢業。
時光倒回60年，也就是1952年，姚琮從天主教的輔仁大學畢業後統一分配到外交部，隨即到在北京召開的「世界人民保衛世界和平會議」任英文翻譯。會議結束後被送到「外國語大學」的前身「外國語學校」進修。名為進修，實為政治回爐。當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進行思想改造，無法使用。
文革前，中共的涉外活動，基本上可分為兩部分：政府外交由外交部負責，民間外交基本上由「和大」出面。「和大」是1952年在中共召開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會後成立的常設機構。全名為「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由宋慶齡做主席、郭沫若為會長。整個的涉外活動統由中共中央聯絡部管，外事幹部由中聯部統一調配。
姚琮學業結束後，響應號召，被送到朝鮮抗美援朝。但運氣好，去了沒幾天，停戰了，到空軍擔任翻譯到1959年轉業，又分配回「和大」。那時，為了拉攏國外民間知名人士，對中共有用的人，都設法邀請來訪華，由「和大」出面免費接待，好吃好喝，遊山玩水。
國外宗教界人士，如基督教的牧師、主教等人物訪華，中共就需要請國內的宗教界頭面人物出面接待。當時中共的宗教界有著名的三趙——佛教的趙樸初、基督教的趙紫辰和趙復三。姚琮和趙復三就是在那個年代認識的。趙復三當時是基督教「三自革新愛國運動」的北京市總幹事，青年會的領導人物，背後是中共統戰部，正如「和大」的背後是中共聯絡部一樣。
姚琮初見趙復三時，見他身穿一套黑色西裝，脖子上戴了一個白色的脖圈，是個神職人員的打扮。因「三自革新運動」是統戰部領導的，姚琮還暗自嘀咕：「這個人肯定是個黨員，是個披著宗教外衣的狼。」接觸後，覺得此人溫文爾雅，學識淵博，風度翩翩，特別是對基督教的教義、教理、聖經熟稔，到他嘴裡，如數家珍。
姚琮小學和中學基本上都在法國天主教學校讀書，甚至還在天主教堂星期天做彌撒時當祭司童（altar boy）。在學校裡每天都要用英文背頌教義、聖經，所以姚琮對有些常引用的聖經段子背的滾瓜爛熟。在當翻譯接待外國神職人員時不會露怯，甚至有時還會想露一手，背頌一段聖經。但是與姚琮一同招待外賓的趙復三居然能夠接得上來，而且還加上引用兩句拉丁文。
這令姚琮對趙復三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的學識讓來訪的資深的外國神職人員也都吃驚。趙復三絕頂聰明，過目成頌。他在天津耀華中學就讀，從初中一到高中三，每年都考全班第一名。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受過正規系統的基督教教育，在神學院也取得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在基督教青年會工作，當牧師，後來才調到北京。
姚琮和趙復三熟識之後，曾數次直問他是否是共產黨員，趙復三坦承，他不是共產黨員，他有宗教信仰，心裡有根底線，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這根底線是家庭傳下來的，他不能參加無神論的共產黨。姚琮也坦率地說，曾兩次寫入黨申請書，因為資本家庭出身和有海外關係等，而不批准，但要我接受共產黨的考驗，做「黨的馴服工具」。
文革後，黨組織曾找姚琮談話，說：「老姚同志啊，你也算是個老革命了，還參加過抗美援朝，應該考慮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姚琮回答說：「我離開共產黨員的標準還差的遠呢，我還是保持我的政治歷史清白吧！」
趙復三聯合國宣告六四真相後逃亡
1989年時，趙復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副部級幹部，也是中國派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立法組織執行局的執行委員。教科文組織有168個會員，每個國家在教科文組織裡都有一個代表、中國的總代表是趙復三（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六四事件發生後，教科文組織正值6月8日在巴黎開會。這是一個例行會議，有教科文組織的既定議題要討論。但六四事件震動中外，會議上大家都撇開了既定議題，討論起中國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還出示了從媒體上屠殺學生的血腥照片。趙復三是會議中唯一的中國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這位來自中國的代表介紹情況。趙復三對天安門屠殺流血事件是清楚的，而且還有第一手資料。
他當時從兩個不同的渠道收到兩個截然相反矛盾的信息。第一個渠道是直接的，是北京自己家的親人向他報平安。
趙復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門長安街的一條大道。六四時有個鄰居，扒在自家樓上陽臺上，從上往下看熱鬧，被流彈擊中身亡。當時趙復三人在巴黎，知道天安門出了事，另外他也看到外國代表出示的照片，證實了這件事。
另一個渠道是來自中共高層的指令文件，鄧小平為六四事件對外宣傳定了一個統一口徑──「天安門事件，一個人沒死」。
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卻處在兩個極端矛盾的現實中。眾多的電視報刊媒體，早就傳播許多六四慘案的現埸照片，鄧小平居然說天安門事件一個人沒死。
趙復三當時在聯合國大會上，對這兩個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從？應該如何發言？發言說什麼？趙復三被逼到了牆角，無法脫身，不得不發言了。趙復三在他的一生外事生涯中，曾經一直做黨的馴服工具，為中共塗脂抹粉，說過許多昧著良心的假話，還曾以身說法，迷惑欺騙外國的宗教界人士，製造中國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但現在，在聯合國大會上，168個國家的代表面前，他該怎麼辦？他定了定神，發言了。他緩緩地，一字一句的講了三點。第一、為六四發生了這樣的血腥屠殺事件感到震驚；第二、為六四中的死難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國的歷史要從此開始重寫。
這三點，擲地有聲，顯然與鄧小平定的對外口徑「一個人沒死」相反，這是違反了中共的國家指令。他意識到自己犯了大忌，後果不堪設想。
在返回中國代表團住所時，看到安全部的人，在門口叉著腰，斜著眼看著他，讓他感到身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他聯想到就在兩天之前，聽到有人告訴他，中國有個駐古巴的外交人員，因說了實話，唱了反調，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北京了。趙復三預感到下一個被押送回北京的就該是他了。
6月8日趙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肯定己報北京，安全部在待命行動。恰好6月12日聯合國又要開會，趙復三在去聯合國開會前，做了些準備，會後沒有回住所，而是去了在巴黎教鋼琴的二女兒家。從此走上了逃亡的不歸之路。
趙復三在歐洲待了一年多，最後到了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Oklahoma University）。這個大學的校長是趙的老相識，曾經訪問過中國，趙復三接待過他，是位基督徒。在中國時他注意到趙復三的處境，曾經表示，如果趙遇到麻煩，可來美國維理公會大學教書。所以趙復三在考慮逃亡時，首先就考慮來美國。
但是，趙復三告誡自己，在離開聯合國後逃亡，一年之內不能去美國，因為這裡還有一段無法告人的慘痛隱情。趙復三雖然在中共統治下已經升到了副部長的級別，但中共手裡掐著一張牌，隨時可以拿出來讓趙入獄，永世不得翻身。
趙復三頭上懸著一把劍，隨時可以要他的命
這裡不得不講一點趙復三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趙的父親叫趙師克，由清華學堂送到美國留學，與孔祥熙是同學。回國後，先後在黃炎培辦的中華職業學校當校長，又在老四行服務。老四行是中國解放前的四大銀行，分別是鹽業、中南、金城、大陸四家銀行，以金城為首。老四行有個儲蓄會，趙父為該會的副經理。
趙父解放前曾在中共地下黨的組織下，去過張家口解放區參觀訪問，由此可知他的思想傾向。在他的影響下，四個兒子先後都參加了學生運動。趙復三是老三，老大叫趙忠一，在北京協和醫院做婦產科主任，文革中受迫害自殺。這裡主要講老二趙中玉。
趙中玉解放前在上海參加進步學運，被國民黨說是共匪，抓進大牢，要槍斃，經任國民黨上海市長的舅舅吳國楨營救出獄。吳國楨要他離開上海，後來他到天津南開大學唸書。南開大學有位美國教授，中文名字叫崔仰西，英文名叫「Percy Beatrice Tripp」，此人熱愛中國文化，入了中國籍，娶了中國妻，育有二男三女。崔教授非常喜歡他的學生趙中玉，把自己的第三個愛女崔桂芳嫁給了心愛的學生。崔桂芳學的是音樂系，是個花腔女高音。
趙中玉畢業後到開灤煤礦當工程師。趙中玉的思想一貫進步，工作奮不顧身，一次為了搶救礦難，堅持救人，結果壯烈犧牲。他被追認為革命烈士，葬在烈士公墓。文化革命開始後，崔仰西被打成美國特務，崔桂芳也是美國特務，從而趙中玉也成了美國特務。但那時趙中玉已死，葬在烈士公墓裡。烈士公墓怎麼能讓美國特務安葬。結果就刨墓挖屍，但又不許美國特務崔桂芳進烈士公墓收屍骨，就命令崔桂芳在公墓的牆外等著，他們把屍骨一根根扔出牆外。崔桂芳帶著兩個女兒，哭泣著在雜草叢中尋找散落在四處的丈夫屍骨。
崔桂芳被打成美國特務後，又遭到輪番拷問折磨，逼她交待誰是她的直接領導人，崔桂芳不認得什麼與國外有關係的人，她想到了趙復三。結果崔桂芳就交待並指證趙復三是潛伏在中國的美國特務，是她的直接領導人。
趙復三本來就因社會關係、宗教和西方教育背景，早就被中共內定為美蔣特務嫌疑犯，這回好了，有了具體的人證。趙復三在文革中的處境可想而知。崔桂芳經過這樣的折磨，精神錯亂，結果酗酒自殘而死，留下來三個兒女是美國特務家屬。
從此，中共在趙復三的頭上懸起了一把利劍，任何時候不聽話，就會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姚琮引進《第三波》、《未來的衝擊》
再回過頭來說說姚琮。姚琮學校畢業後，1953年被分配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簡稱和大）工作，1967年單位改名「對外友協」。1981年到了社會科學研究院工作，並擔任「未來學會」理事，該學會即是研究中國未來的走向、看中國的前景、人類社會將怎麼走。
先前在「對外友協」工作多年，認識作家韓素音，建議他應該跟世界的未來學會接軌，於是介紹他認識托夫勒（Alvyn Toffler）夫婦。
托夫勒是當時《第三波》（The Third Wave）、《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等國際暢銷書的作者。
托夫勒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第一次浪潮是農業革命，刀農耕火種，第二次是工業革命浪潮，而第三波是信息革命。托夫勒的理論是，現在人類可以乘著既有的發展成就，飛躍發展，例如中國處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浪潮夾縫中的國家，可以跳躍過幾百年的發展階段，直接進入信息革命。把世界上已經成熟的技術，拿過來用。一躍就進入了最前衛的世界科技之列。
這發生在1982年。姚琮認為，這個理論在中國日後的現實實踐中也得到充分地驗證。
身為社科院「未來學會」的理事，姚琮就把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和同是學者的夫人海蒂（Heidi Toffler）夫婦倆邀請來中國，並接待安排到各個大學、學術單位講演。
演講時間大都安排兩個小時，都是一套，剛開始時，都是托夫勒說，姚琮翻譯。幾回下來，為了節約時間，姚琮就和托夫勒商量，托夫勒開個頭、結個尾，中間就由姚琮說，聽多了都熟了，之後有幾次就這樣做了。
中國共產社會下 知識分子的悲哀
按理說，將托夫勒請到中國來，把新信息帶進中國，為國家做了很大貢獻，讓國家有了跳躍性的發展，應該是好事。但不行，社科院裡的左派就說：「姚琮，你是把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的經濟理論帶到了中國……」這帽子一戴上，真了不得。姚琮那時就想方設法要脫離乾淨。
姚琮力辯，稱自己講不出來這套理論呀……「不對，你講演的時候特帶勁，都是你說的……」
當時姚琮剛翻譯好了另一本書《大趨勢》（Megatrends），是與托夫勒齊名的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寫的敘述了當代世界有十大趨勢，其中預測網路的興起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這本書在社科院也是有爭議的，說是把「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帶到了中國」。他得想辦法擺脫這樣的罪名。
「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的罪名套上，當時他的日子就不好過。
於是姚琮就找了外交前輩、當時在外國文學研究所的戈寶權前輩幫出主意。戈寶權認為《大趨勢》是個學術議題，又是當時國際社會上熱議的課題，說可以呈到趙紫陽、胡耀邦辦公室。姚琮於是就複印兩份呈上去。
不久，趙紫陽在一個3000人的大會上講了三次浪潮，講了大趨勢，這猶如在姚琮頭頂上撐起了安全的「大紅傘」，「引進了反馬克思想的經濟理論」這一關就真過去了，這個罪名也沒有人再提了。之後，社科院院長馬洪，交代姚琮寫一篇關於《第三波》和《大趨勢》的文章，馬洪在社科院大會上宣讀這篇文章，並宣佈這是姚琮寫的。
當時《大趨勢》這本書一次出版印10萬冊，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印了30次，就300萬冊。民間山寨版的就不知有多少了。
奈斯比特夫婦後來成為中國的座上賓，頻繁地進出中國，還在天津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國研究所」。
未來學家看中共的現在和未來
姚琮認為，「之後的中國10年，中國受益於這學術，所以發展這麼快。」後來他到威斯康辛大學教書，講的就是「第三世界發展經濟的策略」，很多人都想學。
但姚琮說：「這是中國的模式，中國模式學不來……中國是極權國家。做城市規畫，說這裡要開條大街，明天就把兩邊的房子都拆掉了…中國可以，美國可以嗎？只有極權國家才辦得到。」
姚琮後來常穿梭於海內外，為多家中國企業擔任顧問，協助引進外國技術、設備。他感慨地說，中國乘風得勢，但很多東西到中國就變質。
姚琮幾年前回到北京，一幫老同事老朋友組織起來歡迎他。老人當中有三位退休的駐外大使，都是老黨員，也都很敢講，都懷疑中國共產黨還能維持多久。大家都知道沒人信它了，在國際上也早沒人會相信。
「共產主義在世界上，有幾個相信的？有誰相信的？國際上一聽共產黨，都像老鼠過街，不行了，臭了，早就臭了！」
「中國這些高層早就知道，共產黨這名字不好，要換換，早就知道不行了，臭了！」
中國的希望在哪裡？姚琮和趙復三也聊起過，中國必須重回現實，中國共產黨不會很長歷史的，已經到頭了！◇
本文轉自第287期【新紀元週刊】「焦點新聞」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89/1108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