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9月06日訊】（自由亞洲記者天溢報導）針對文化大革命發生四十六週年，及文化大革命中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旅居德國的環境問題專家王維洛博士談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變化。他認為，過去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政治上的被搞臭是一時的，現在知識份子自己在求真和價值問題上留下的腐臭卻是永遠的。
四十六年前的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和九月，在中國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史上可說到達登峰造極。四十六年後，時下中國的知識份子如何？旅居德國的王維洛博士可謂家學淵源，父親三十年代浙江大學畢業，是著名的科學史教授，他自己則專心於國土問題，環境問題的研究，著有多本有關三峽問題的專著。為此在文革四十六週年的時候，記者就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問題採訪了王維洛博士。
王維洛博士對記者說，「在中國這個制度下，如果說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毛澤東把中國知識份子打成了臭老九。這就是說，按照宋朝的說法就是比妓女還差一等的這樣一個類群，就是臭老九。其實中國的知識份子現在已經自己把自己做成了臭老九。」
對此，王維洛博士進一步解釋說，「因為時下知識份子的責任和任務變了。以前中國知識份子是，我不是靠誰活著，不是誰養我我就給誰說話。以前是有人養這個知識份子，有人養這個食客，但是這個食客並不是一定為養的這個人說話。我反正是做我的事情。你要是接受我的建議，那你就用。你不接受我的建議，我還是說我自己的話，你還是要給我飯吃。這是中國傳統的食客，中國的知識份子。但是到了紹興師爺的時候，這個問題就變了。紹興師爺是主子要做甚麼事情，他就給主子出甚麼主意。太平天國的時候，紹興師爺最多。這就是說，你自己是甚麼人，你已經不知道了。」
王維洛博士說，知識份子的這個現代化使得這類知識份子具有了兩個典型特點，第一表現在知識份子的求知，說求真問題上。對此他舉例說，「我最近在看一個電視劇。這個電視劇裡明著就這麼說，說那些股票評論員們說哪個股好，我就賣哪個股，說哪個股不好，我就買哪個股。他根本就不相信這些所謂的知識份子說的話。現在知識份子說的話都是騙人的話。知識份子自己把自己置於了這樣一個地位，就是自己把自己做到了臭老九的地位，沒人相信。如果知識份子說的話沒人相信，那你要做知識份子幹甚麼？這個國家要知識份子幹甚麼？你現在說了沒人信，因為你老說假話。」
王維洛博士說，第二個問題是價值問題，為政治服務的知識份子居然堂而皇之地罔顧幾百萬人的生存權利和嚴重的環境問題。「潘家錚（已故中國著名水利電力專家）走了，現在講他對三峽的甚麼甚麼貢獻，就說三峽工程能夠發多少、多少電。但是他們忘記了三峽工程迫使一百多萬居民離開了他們的故鄉，淹沒了起碼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這就是說，三峽工程現在一年發的電可以供北京市一年的使用，這就是說為了北京市的用電，我們迫使了一百五十萬人離開了他們的家園，淹沒了差不多相當於三分之一的北京市的土地面積。這樣的工程的利大呢，還是弊大呢？大家一想就清楚。這就是，知識份子現在把自己做成了臭老九。」
（責任編輯：李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