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3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Zachary Stieber紐約報導）「攔截搜身」(Stop and frisk)法規是否在改善城市治安上起到了效果﹖對於這個問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法規的支持者之一﹐紐約市議員瓦隆(Peter Vallone Jr.)認為﹐有兩個重要的事實確鑿地證明這一措施確實有效。其一﹐紐約市的凶殺率為全美最低。其二﹐警察搜身沒收的槍枝數量逐步下降。瓦隆說﹐從罪犯、公訴人以及警官得到的信息顯示﹐「攔截搜身」措施迫使犯罪分子在更多情況下把槍枝藏在郵箱或者小巷裡﹐而避免直接帶在身上。
對於瓦隆的觀點﹐另一位市議員威廉姆斯(Jumaane Williams)則認為﹐如果沒收槍枝變少說明措施有效﹐那麼沒收槍枝變多的話就更有實行「攔截搜身」的必要。既然不論如何結論都是一樣﹐此沒收槍枝數量的變化就不能用於證明攔截搜身所起到的效果。
威廉姆斯還認為﹐紐約市凶殺率低並不一定歸功於攔截搜身措施﹐因為槍擊案的數量並未減少。威廉姆斯說﹕「這只能說明更多的受害者從槍擊案中幸存﹐因此不能把什麼功勞都歸到攔截搜身上面去。」
攔截、詢問和搜身(一般被簡稱為「攔截搜身」﹐stop and frisk)的意思是警察可以把他們認為可疑的人(數據顯示其中90%是黑人和拉美人)攔下﹐然後檢查被攔截者身上是否攜帶毒品、槍枝以及其他違法物品。有人認為該措施可以轉變紐約市以「混亂」聞名的大都市形像﹐因為犯罪分子不再敢攜帶違法物品到處亂逛。
警察在攔截行人後必須填表﹐並注明攔截的原因﹐其中包括被攔截者符合某些特徵描述﹐或者外觀上有可疑的「凸起」或者物品形狀等。
一直以來﹐憲法權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等團體堅持認為攔截搜身在執行中具有種族歧視傾向﹐並造成了社區內部的不和。他們提出了數起訴訟要求停止實施「攔截搜身」。
不過史坦登島議員多諾萬(Daniel Donovan)相信﹐「攔截搜身」讓紐約變得更加安全﹐並由此吸引了更多的商機、遊客和居民﹐因為「安全因素是讓城市許多方面變得更加美好的驅動力。」
同時﹐多諾萬認為「攔截搜身」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包括種族因素。多諾萬說﹕「大多數紐約警察最討厭的事情就是填表格一類的文書工作﹐因此我們相信大部份警察在可選擇的情形下並不願費事攔截。」
據多諾萬介紹﹐即使警察無法確切地說出他們攔截某人的原因﹐也並不會因此被起訴。
市議員瓦隆則表示﹐是否實施攔截大多數情況下和種族無關﹐而和被害者描述的嫌疑犯特徵關聯更大。瓦隆認為﹐能有效判斷攔截是否恰當的辦法之一﹐是統計被攔截者特徵符合在逃嫌犯特徵的比例﹐因為警察應該攔截那些他們認為可能會犯罪的人﹐而不是一個女人、亞裔、黑人或白人。
瓦隆說﹐儘管並不是所有的攔截都是恰當的﹐但事實是市內大部份槍擊案犯都是黑人或者拉美人(比如2011年前6個月里94%的槍擊案為黑人和拉美人所犯)。不過瓦隆同時建議「攔截搜身」的恰當性應定期得到監查﹐並且應在當前的基礎上適當減少攔截次數。
作為「強調著力打擊輕微罪行有助減少更嚴重罪案”的『破窗理論』提出者之一﹐著名犯罪學家喬治‧凱林(George Kelling)對攔截搜身措施表示了認可﹐但同時指出該措施並不適用於所有社區。凱林教授建議警局利用按地區分類的統計數據針對各個社區調整措施的實施方式﹐並強調警察與社區溝通合作的重要性。
凱林說﹕「警察只能在通過民主方式建立標準並不破壞社區秩序的前提下執行任務。因此在我看來﹐警察應該保持和社區溝通﹐以在可被社區接受的尺度下執行『攔截搜身』。」
（責任編輯：索妮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