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8月31日訊】一
有網友看到我曾經評述過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作為，因此現在希望我再評述一下金觀濤最近的作品，「甚麼是馬克思主義？」
我的確在二十三年前，在評述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的狀況時把金觀濤作為一個較反面典型，作為一個那個社會的繼續墮落的案例簡略分析過。實在說，在學術領域這個人或是不值得作為討論對象的，不過因為要研究中國社會，「極權主義社會」，「共產黨社會」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問題而不得不接觸這類所謂知識人。因為這類所謂知識人，其實既非一般意義的知識份子，也非中國傳統中的文人，而是現代社會產生的「意識形態分子」。他們是極權主義社會文化的典型產物。
雖然如此，作為個人，我倒是始終希望金觀濤能夠運用他個人的生命和條件認真的思索，能夠利用八十年代後離開了中國大陸而認真思考重新做些有益的事情，能夠真正對那個社會的文化，和自己以往的那些胡言亂語進行反省，哪怕做一點稍微有益於知識和文化的事情。然而，金先生的最新作品卻讓我的希望落空，它讓我看到，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在那裏仍舊堅持用各種方式重新拼湊《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真理部」的新話、新思維。當然，大約不僅他自己不明白，而且那些如醉如癡地閱讀這些「新話」的人也不明白：人的語言和思維一旦被裝入極權主義的萬花筒中，無論怎麼轉，你看到的都是一堆碎玻璃片重新拼湊的幻景。光怪陸離，可就是沒有生命力，完全是同一個「管道」中的東西。因為他們一輩子除了意識形態化，觀念化地談論問題外，竟然幾乎失去了閱讀、感知，乃至思維等能力。
金觀濤的最新文字，例如這篇「甚麼是馬克思主義？」，由於依然是過去六十多年充斥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化的語言的再拼湊，所以認真地評述它，或者說討論他談的問題是毫無意義，浪費自己時間的事情。因為對於極權主義——共產黨社會的研究，對於意識形態化問題的研究，或者更具體、明確地說，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對新話的描述和解析已經把金先生這種語言、這種方法、乃至這種歷史觀念做出了生動準確地描述和解析。在前人已經做出如此明確和徹底的分析研究後，再來重新討論金觀濤，浪費時間，那就只能怪自己無知。而如果沒有看出《一九八四》中的某些部份描述的就是金觀濤這些人，那或就是自己無能。除非由於「其它」的需要，例如因為一個具體的目的，一件具體的研究計劃，否則實在是沒必要討論金觀濤的文字。
然而，現在有網友希望我來談幾句，他大約看到了這個問題的社會影響，以及對時下社會和年輕人具體的文化影響。我很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所以再次簡單談幾句看法。
二
如何看待金觀濤的新作，如何評價他的那些具體看法，如前所提到的，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讀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對號入座！去看看奧威爾對金觀濤們的社會位置，行為由來，以及他們所運用的語言，「新話」究竟是甚麼的描述和分析。這將使你立即發現，一九五零年去世的奧威爾，居然在一九四九年前就準確地描述出八十年代後金觀濤們的語言和思維實況。
我必須承認，七十年代末期第一次讀奧威爾的時候沒有完全讀懂，因為我只把他當作了一位政治諷刺文學家。在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對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研究後，最近，我又重讀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他在這部書中顯示出的洞察力和想像力讓我大驚失色。這是真正的、純粹的文學作品，而非政治性讀物。因為他並非只是從「政治」問題上抨擊了極權主義，而是從精神、文化，從根本的人性上揭示了人類在社會，技術和物質的發展中自己給自己帶來的災難。
對比一九四九年時的奧威爾和一九八四年時的中國精英們，奧威爾不單使我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天才，而且他同時也讓我看到，世界上也真的有被社會，極權主義統治者蛻化成智弱的人！
在《一九八四》中，奧威爾描述了老大哥領導下的真理部培育的下代人的特點，他讓我們看到，除了制度的桎梏外，扭曲大洋國下一代人的人性和思維的還有「新話」、「新思維」及「新翻譯方法」帶來的新文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與歷史和傳統的割裂。
奧威爾在四九年前寫下的大洋國六十年代後政治變化情況，語言和文化的具體變化，竟然幾乎完全是中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情況。而大洋國「真理部」，以及那個「小說司」的創作方法竟然就是金觀濤們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創作方法。——奧威爾的描述與中國情況的精確的對應讓我拍案叫絕！
與奧威爾的才能相比，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的這代所謂精英們在已經能夠讀到《一九八四》後，甚至又過了三十多年到今天，居然仍然沒有臉紅的能力，仍然在那裏嚴肅地重複奧威爾筆下的「真理部」、「小說司」的創作。那個大洋國最痛心的結果，那個被老大哥，真理部所禁錮、扭曲、蛻化的智力與感知能力竟然在中國完全再現，持續存在。——奧威爾的描述在中國的再現讓我感到心痛！
三
何謂「新話」：
奧威爾說，「對英社的忠實信徒來說，新話的目標不僅是提供一種表達工具讓他們來表達所擁有的世界觀及思維習慣，而且要讓任何其它的思維模式成為不可能存在。新話的目標是當新話徹底被採用而且舊話被遺忘後，任何與英社相悖的異端思想將完全不可能被想到，至少在思想尚依賴話語表達的情況下是如此。」為此，新話就是使語言失去傳統的豐富的表達含義，成為一種只有「一種」含義的專斷的判斷詞語。與此同時，這種專斷化的語言也使得語言和現實失去了固有的聯繫。
奧威爾的「新話」就是極權主義研究者們所稱的意識形態化、觀念化的那些語言概念，俗話所說的「假大空」，「大字報語言」。如果我們進一步對號入座，新話就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上那些專斷的「唯物主義語言」，就是一九四九年後，乃至今天的大陸學界，金觀濤們所使用的所謂「學術語言」。
何謂「新思維」：
按照奧威爾描述，新話的全部目標就是窄化思想，也就是使語言失去思想性，只剩下黑白排斥的判斷。為此，「止罪」、「黑白」和「雙重思想」是「新思維」最重要的特點。
「『止罪』意味著在即將產生任何危險思想的關頭，具有使他馬上停下來的能力，就如同本能一樣。……『止罪』意味著保護性的愚蠢，但光是愚蠢還不夠，恰恰相反，在廣義上，正統要求一個人像柔體雜技演員控制自己身體那樣，完全能夠控制自己的思想。」
「『雙重思想』意味著在一個人的腦子中，同時擁有兩種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兩種都接受。黨的知識份子明白他的記憶必須往哪個方向改變，因為他知道自己在玩弄現實。然而通過實行『雙重思想』，也能讓他心安理得地認為現實不曾被改變。……『雙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因為當最基本的行為是進行有意識地欺騙，同時又保持目的的堅定性時，那需要絕對誠實，也就是說著別有用心的謊言，同時又真心實意相信這些謊言；忘掉一切會有有礙與此的行為，其後一旦再次需要就又把它從遺忘中撿回來。否認客觀現實的存在，同時又要考慮到被否認的現實——這些都缺一不可。甚至用『雙重思想』這個詞時，也需要進行『雙重思想』。」「相信」黑就是白，還要「知道」黑就是白，「忘記」曾經相信過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這就要求一刻不停地篡改過去。使用新的方法改寫歷史，《走向未來》。
何謂「新翻譯方法」：
奧威爾說的就是那種以他們的意識心態對於傳統作品的重新解釋。這種翻譯將使你永遠忘記原來的著述的真實含義，而只是用新思維來理解所有這些本來是不同於他們，乃至反對他們的著述和思想。這也是大洋國讓下一代人忘記歷史，《走向未來》的方法。
四
對比《一九八四》，我們就會看到，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金觀濤所謂把控制論引入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的方法，所謂「控制論研究歷史」幾乎逐字逐句地實踐了大洋國「真理部」對待自然科學的方法做法；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無論「封建社會」這個概念的含義，還是「超穩定結構」的指謂，都是一種典型的「新話」和「新思維」的表述方式。而如果更進一步對比，再重新看金觀濤主導的那套《走向未來叢書》的翻譯，其翻譯方式，其所表達的內容，其要達到的目的，人們就更驚嘆奧威爾的天才！
《走向未來叢書》的翻譯，用他們的話說是編譯，竟然完全就是按照奧威爾在書中所說的「用意識形態重新解釋」的「新翻譯」的特點。在這套叢書中，金觀濤及其後在這套叢書中孕育的一代人的西方永遠是馬克主義教科書理解的西方，「新思維」框架下的西方。
金觀濤及其《走向未來叢書》做的正是老大哥真理部要做的，扭曲歷史、清除歷史，割斷傳統，完善、繼續大洋國存在，《走向未來》。
三十年前金觀濤的所作所為，比文化大革命還要徹底地否定傳統，修補、改善那個社會制度的努力，讓我們看到：在所有的方面，語言、感情、感覺和思維上金觀濤都和那個社會及其意識形態化的文化高度一致，他從來也沒有對「新話」、「新思維」，及社會和制度提出過懷疑。這真的如奧威爾所說：
「如今，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他們被系統化改造成無法管教的小野人。然而又不會在他們身上產生對黨的紀律的反抗傾向。恰恰相反，他們崇拜黨以及與黨有關的一切。」
金觀濤們在七十年代末期後之所以享有所謂思想自由空間， 正如奧威爾所說，「他們之所以被允許享受思想的自由，是因為他們沒有思想。」
金觀濤能夠在經歷了那麼黑暗殘酷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在一九九九年後還能對任何異議思想和人士保持住那麼大的排斥定力，滴水不沾，這恐怕只有那些骨子裡、血液中和「真理部」溶為一體的人才能夠做到。
奧威爾筆下的「止罪」、「雙重思想」，居然讓金觀濤們表現的如此淋漓盡致！
由於沒有感到奧威爾所看到的問題，感到反叛和反省的需要，所以金觀濤們三十年如一日繼續同樣的語言，同樣的方法。為此，金觀濤的新作「甚麼是馬克思主義？」，可說是又一個典型的「新話」作品，又一個奧威爾筆下的荒誕故事。這個現實「新話」不僅是金觀濤三十年前的翻版，而且可說是依然如我們這代人六六年跟著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狂熱地干革命，要解放受苦受難的美國民眾和台灣民眾一樣荒謬的東西。
五十年下來——金觀濤們居然還在講相同的、荒謬的「新話」，居然依然還是那種意識形態，觀念化地東拉西扯，這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我們這幾代人的人生悲劇。
這嚴肅的謊話讓人心碎！
我還沒有愚蠢到再次跟隨金觀濤們的胡言亂語去認真考究每個概念的真實含義的地步。因為人的生命是短暫的，本應做些更有益的事情。但是，任憑這種新話再次毒化社會，毒化下一代卻也是不應該的。因為它會影響到同樣具有寶貴生命的下一代人，浪費並且扭曲他們的思想。為此，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去讀《一九八四》！這實在是一本教科書式的作品，你去「對號入座」！我再說一遍，簡單地「對號入座」立即就能夠使你非常清楚地看到金觀濤們這種語言和作品究竟是一種甚麼東西。
五
如果網友還是希望，除了推薦閱讀對比《一九八四》外我能夠再從不同側面從思想研究上介紹幾種辨別這種東西的方法。那麼我就不揣冒昧、畫蛇添足地談一兩點自己的建議，希望對你能夠有所幫助，能夠不浪費你的時間和生命，不重蹈我們這代人的覆轍。
閱讀一篇貌似學術的作品，判定它的水平和程度，我想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它參考及引用的文獻。參考引用的文獻可以說明作者的知識範圍，和討論的問題的性質及深度。如果他引用的文獻基本上不是這個領域中專家的著述，而是那些通俗讀物，或者說教科書一類的讀物，甚至宣傳品，那就表明他討論這個問題還沒有進門。
如果他討論的是一個西方學術領域中產生的問題，而他引述的作品基本上是翻譯成中文的作品，那就表明他或者沒有閱讀原文的能力，或者還沒有進門，乃至根本不知道如何進門。
如果他引用的那些中文翻譯作品都是一些不著邊的，天女散花般的東南西北、捕風捉影的作品，那表明他根本就是在跟你扯皮。
要討論一個西方學術中的問題，從討論的歷史來說，它當然是西方思想史中的問題，所以要在思想史上準確把握它，要參考的最多的文獻一定是西語文獻。我想我可以說的是，在西方思想史中基本上還很少有較為權威或者有份量的中國人的中文著述。在某些領域即便有個別中國人有所貢獻，也是用西文來寫作討論的。
不僅是這個問題在思想史中的討論，而且這個西方學術中的問題對它最新的討論，最深入、最廣泛的也一定是在西人、西文的領域，如果你沒有涉及到時下那些正在研究的它的人及其作品，那麼你何談對這一問題的討論能有所意義；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對這個問題研究到甚麼地步，有哪些人是如何討論的，還存在哪些問題，你又如何來討論這些問題。
我如此說絕不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相反，一個研究漢學的西人學者同樣如此，如果他談對中國詩詞看法，他根本不知道文學史上中國人是如何討論，如何探究的，不知道《文論》、《文心雕龍》、《詩品》，乃至《滄浪詩話》、《隨園詩話》，不知道近代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也是同樣的問題，至多不過是閒扯。我們看一個人國學如何，討論到何種程度，也是首先看他的文獻。如果他引述的都是唐詩白話今譯，詩詞簡介等類書，那麼他的「學問」不過是茶館之談，沒有人會把他供奉在學術殿堂。如果他引述的都是為革命而研究古典詩詞，李白詩歌的人民性，杜甫詩歌的歷史意義，那他不過是中宣部的文人，真理部的工作人員，至多也就是一隻權勢的鸚鵡而已。
為此，我們可以看看從七十年代以來的金觀濤先生的作品，細想一下他都讀過甚麼書，在甚麼範圍中討論問題，那就可以看到他做了甚麼，他的所謂研究水平如何。為此也就幾乎不用我再來具體評說了。而這個過程你就又回到《一九八四》一書，那裏面倒是對他的這類「學術」——「老大哥」一直推行的「學術創新」有著非常精確的描述。
六
從作者所參考的文獻來看他的水平會發生掛一漏萬的情況嗎？當然會有。這種情況的發生就是如果這個人是天才，那就真的會和耶穌、釋迦摩尼一樣不需要閱讀很多的東西，就能夠領悟出根本的道理，非常在行地論述問題。可這是貨真價實的一個萬里難挑一的事情。因為要想在長期受共產黨的洗腦教育和精神扭曲下，能夠自發地做到不留痕跡的變「直」，不用洗過的腦子思維，不用扭曲的語言說話，以一般社會正常的思維提問題、談問題，論述和思維能夠出污泥而不染，一下子超越了那個時代，凡人是很難做到的。即便他智力再高，感覺再好，也需要一個自覺的變化過程，而在這過程中幫助你變化的就是你不斷閱讀的、突破這個社會封閉的文獻的啟迪。在這個過程中處處又都留下了你掙扎提高的此岸，和不斷深化瞭解的彼岸的痕跡。我自己的經歷讓我對此理解、體會很深。
為了避免發生掛一漏萬，我們除了可以從文獻判斷外，還可以更進一步從文本來看。那麼，如何閱讀判斷文本呢？
我以為看一個作品，評價一部著述，要想辨明它的水平，首要的不是看作者的觀點和結論，而是看他使用的方法。他在整篇談這些問題的時候究竟使用的是甚麼方法。他是否明白自己使用的方法。因為他論說的方法可以讓你看到他究竟在甚麼範圍，甚麼程度上談這個問題。
事實上，很多嚴肅的西方學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常常乾脆開卷就告訴您他使用的是甚麼方法，告訴您這種方法的能夠解答甚麼問題，有哪些存疑問題。同時，他還告訴您他討論的問題和引用的文獻的範圍。因為他們知道，告訴讀者他使用的方法就不至於讓讀者產生誤解，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和誤會。任何一種方法能夠解決的問題都是有限的，也一定會遺留下來一些討論的死角，或者說這種方法窮究後帶來的悖謬。
大約在一九九四年，我最初接觸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作品時的困惑，就是由此而產生的。阿倫特有很多精彩的觀點，可也有很多「非常可疑」的觀點，例如她居然認為極權主義是西方發展到帝國主義的結果。為此，我想看看她的研究方法究竟是甚麼，而這就讓我產生了更大的疑問。我進一步發現她敘述的方法根本不是學術的方法，而是東拉西扯的漫談，很多是雜文式的。由於她的著述和思想的闡述不是我的母語，所以在有疑問的時候我總是首先懷疑自己，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不敢確定是否把握住了她的方法。我追蹤這個問題大約有十年，看到不僅很多西方學者對她有我類似的看法，而且甚至有很多人已經非常明確、一陣見血地指出她所犯的「大忌」。為此我才堅定了對她的判斷。
當我把握住了阿倫特用的是甚麼方法，我也就敢於評述和質疑她的工作了。所以現在我敢說，在中文世界的那些吹捧阿倫特的人往往也在學術上令人懷疑，他們很可能在不斷重複那些「大忌」。
這樣的經歷也讓我深切地認識到，認真的探究被研究者，例如時下的金觀濤究竟使用的是一種甚麼樣的方法，是準確把握、判斷他的工作的一個有效的方法。
為此不幸的是，如果您對當代學術有過研究和基本的把握，您就會發現，金觀濤使用的方法依然是我在二十多年前評述他的時候的方法，意識形態化、觀念化的方法；金觀濤的文字依然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而非學術，依然是一種為了政治和個人目的的，典型的「假」「大」「空」的閒扯，而非研究，依然是以論帶史，依然是大字報。
所以，今天所有那些繼續出版、傳播這些「新話」作品的推波助瀾者，除了讓我憤怒，更多的是讓我覺得厭惡……
2013-08-28 德國．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