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1月24日訊】我們看到，在給定的上層權力格局之下，此時此刻，不是上層的權力鬥爭決定了下面民運的命運，而是下面民運的進退動止，決定了上層的權力鬥爭的誰勝誰負。
我們是讓一個個的「好」沖昏了頭腦，我們嫌它們還好得不夠，我們還指望著再加一把勁去得到更好的好。這就是應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敵人。」我們未能及時作出明智的妥協即「見好就收」。這就是我們失誤之所在。
1989年5月17日凌晨，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面講話，無疑是八九民運中的一件大事。有關這件事的意義以及台前幕後與前因後果，都是值得我們認真探究的。在趙紫陽逝世（2005年1月17日）十週年之際，讓我們重讀這篇重要的書面講話。
這篇講話在1989年5月17日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並刊登於5月18日的《人民日報》。現據5月18日《人民日報》抄錄如下：
同學們：
現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學們講幾句話。
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請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帳」。
我還要告訴同學們，中央對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同學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要求，提出和採取加強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
同學們，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擔子最終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們為國家和民族做貢獻的時間還很長。中央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儘快恢復健康。這樣，中央就放心了，你們的父母、教師和廣大群眾也就放心了。同學們回去以後，中央和國務院的同志還會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面多層次多渠道的座談對話都將深入進行下去。
我再次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祝願同學們儘快恢復健康。
請注意：
1、這篇書面講話，不是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的個人表態，而是他代表中央政治局五常委的集體表態。按照中國的體制，這就是最高當局的表態。
2、這篇書面講話是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發佈的，因此具有最高的權威性。
這篇書面講話：
1、肯定了學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
2、保證「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賬」；
3、承諾「中央和國務院的同志還會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面多層次多渠道的座談對話都將深入進行下去」；
4、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
之前，學生於5月13日發起集體絕食。《絕食宣言》寫道：
「絕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對話。
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應該說，5∙17書面講話已經全部滿足了絕食學生提出的兩條要求。
不錯，絕食學生還提出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而這篇書面講話並沒有提及此事。但是這篇書面講話的內容，本身就是對4∙26社論的否定；更何況政治局五常委的集體表態，無論如何也比《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更具權威性。
關於平等對話。還在5∙17書面講話之前，就已經有了幾場對話。新華社北京5月15日23時30分電：「李鐵映、閆明復等與首都高校部份學生座談對話」。其中寫道：「5月13日晚，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閆明復在中央統戰部禮堂，同部份學生對話；5月14日下午，李鐵映、閆明復和監察部長尉健行等，在中央統戰部禮堂同部份學生對話；5月15日上午，李鐵映、閆明復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全國政協禮堂同部份學生進行了對話。」
需要說明的是，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都是出自學生自治組織，例如，參加5月14日下午在統戰部禮堂和李鐵映、閆明復與尉健行等對話的就是《絕食宣言》中提到的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這次對話中途流產。但這並不表示當局就要停止對話，5∙17書面講話特地提到「中央和國務院的同志還會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面多層次多渠道的座談對話都將深入進行下去」。
在26年之後重新閱讀趙紫陽這篇書面講話，難道我們還能說在整個八九民運期間，中共當局沒有作過任何讓步或妥協？難道我們還能說，血腥鎮壓不可避免，如果學生當時接受此一呼籲——停止絕食，撤離廣場，「後來的情況也不會有甚麼兩樣」？
萬分遺憾的是，在當時，絕食學生沒有對趙紫陽5∙17書面講話做出正面回應。
事後，不少學生領袖都有過反思。
江棋生在回顧八九民運時講到：有兩件事是他原來沒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沒有想到中共頑固派竟然那麼野蠻凶殘，動用幾十萬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並最終下令屠城。「第二件事，就是對以趙紫陽、張愛萍、鮑彤、閻明復、胡績偉等為代表的共產黨內願意嚴守現代文明準則的力量嚴重缺乏瞭解和缺乏信任，以致於當5月19日晚（可能江棋生把日子記錯了，應是5月17日晚或18日晚）聽到趙紫陽先生幾點聲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動後，依然沒有激發起尋求溝通和合作的意願，還是認定要保持運動的純潔，不介入『權力鬥爭』。甚至當何維凌先生等人主動來到人民大學進行洽談時，我也不為之所動。如果我，如果還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夠大體意識到那已經是一場文明與野蠻之爭，一場人性與獸性之搏，一場正義與非正義之戰，那麼或許就有可能突破體制內外、平民與軍人之間的『鴻溝』，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從而不僅從道義和精神上，也能從氣勢和物質上，壓倒屠殺力量，制止屠殺暴行。」
例如，對於5月14日下午這場對話，封從德在其出版於2009年的《六四日記》裡寫道：「從事後分析來看，這次對話是『學生與黨內開明派合作』的大好機會，統戰部長閆明復是趙紫陽的親信，他出面對話，如果成功，『趙派』便佔上風，在全國電視的直播中對學運定下調子，以後『保守派』便很難翻過來。另一方面，學生代表都出自自治組織，當局實際上默認了學生組織的合法性，而否定了此前『非法組織』的說法。」
1995年6月3日，為紀念八九民運六週年，《北京之春》編輯部下午舉辦了一場題為「回顧八九、聲援國內」的研討會，會議由時任《北京之春》主編的於大海主持。八九民運時期的北京學運領袖柴玲、吾爾開希、李錄、封從德、張伯笠、沈彤、項小吉、辛苦、白夢、張華潔等參加了會議。據瞭解，這是自1991年巴黎會議以來學運領袖到場最全、討論最具深度的一次聚會。參加研討會的還有：劉賓雁、劉青、胡平、王炳章、王軍濤、呂京花、華夏子、倪育賢、蘇煒、鄭義。研討會在理性、平和的氣氛中進行，與會者對這次研討會均表示滿意，並希望《北京之春》能較完整地發表會議的討論內容。1995年7月號《北京之春》以「群英會：八九民運研討」為題發表了全部討論內容。
其中，柴玲講到：「我還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覺得在八九年的時候，由於種種原因，整個運動那麼倉促，在學生組織之間，學生領導之間，跟社會上的民眾，跟黨內的改革力量，我們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強大的團結一致的聯盟。這是當時非常遺憾的情況，因為歷史證明，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孤軍作戰地推動中國的民主憲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吾爾開希說：「我們必須進行反思，就是八九民運在當時究竟有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們知道共產黨，哎，剛才有人講甚麼是極權，甚麼是專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講的了，極權和專制的特色。那我們知道一個專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敗的情況之下，那麼八九民運還有沒有一個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沒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運搞成這麼大，那就純粹是個洩憤運動，甚至是一個自殺式的一種壯舉，但沒有政治意義。而今天，六年以後我們坐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顯然說明我們對八九民運的政治期待和對整個中國民主的政治期待還是很深刻的。不僅僅只是八九年採取一種好像殉道式的行為。我們大家顯然不是以一種殉道者的地位坐在這裡，而是一個民主的追求者。那麼八九年究竟有沒有成功的機會呢?當然有成功的機會。如果沒有成功的機會，民運、政治反對運動根本就沒有意義存在。我認為簡單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反對運動的空間就是讓專制政府在退一步與鎮壓之間作出一種良性選擇。八九年的情況就是這樣。是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呢?如果剛好利用黨內的這種矛盾，不是沒有機會的。我認為八九年的時候曾經出現過不止一次的機會。5月14日，小封也談到，當時中斷對話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出國以後我對這一點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難過的。在這裡沒有任何指責的意思，只不過我就是覺得很遺憾、可惜。中國，我們喪失了一次機會。我們在跟閻明復談的時候，我記得柴玲也在場的，共產黨的官員已經把話說到了不能再明顯的程度了。就是我們在一起說，如果你們說共產黨內有改革派的話，那麼你們所做的也是對改革派不利。一個共產黨的書記說到這種程度，我們已經認為這不僅是暗示，這幾乎是明示了。就是說我們應該是跟黨內的改革派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或者是達到一個真正的我們所說的，除了殉道意義以外的政治成功。對這一點，柴玲在一開始講的時候，我也很感動就是，經過六年以後，她確實提到了，我們應該跟黨內不同的反對派及不同的派別聯合。這跟你六年前的說法是完全不一樣的。六年前，柴玲說出我們不能夠介入黨內政爭等類似的話題。原話我記不住了，但我想原話並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夠介入共產黨的政爭。也就是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你六年前的感覺是排斥與以趙紫陽等等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這是我個人的記憶，有可能有失誤，如果有失誤的話，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那麼我覺得有了這個成功的可能性，我們今天才會進行八九的回顧和反思，這才有意義。雖然有的時候，我們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覺得意義很大。因為，如果我們不反省的話，就是我們在此再簽一個甚麼東西，說我們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這是我們屋子裡人的看法，外邊人怎麼看?我們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別人不會覺得我們理性。所以我們必須進行反省。」
我在這場研討會上也發了言，隨後又寫成文章。其中講到：
「有些朋友對『見好就收』的策略不以為然，其理由是甚麼算好『難以測定』。然而我敢斷言，當聽到趙紫陽5∙17講話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清清楚楚地測定出那就是好。問題不在於我們由於未能認出『好』故而坐失良機；恰恰相反，我們是讓一個個的『好』沖昏了頭腦，我們嫌它們還好得不夠，我們還指望著再加一把勁去得到更好的好。這就是應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敵人。』我們未能及時作出明智的妥協即『見好就收』。這就是我們失誤之所在。
「我完全理解為甚麼在當初絕食者對趙紫陽5∙17講話還感到不滿足：共產黨既然不是靠自由選舉上的台，執政四十年來又犯下那麼多錯誤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體下台也不為過。我也完全理解為甚麼在當初絕食者不肯鳴金收兵：一場天安門運動喚起了全國千千萬萬民眾，我們憑甚麼不乘勢追擊，爭取更大的勝利？換句話，我們當年的失誤實在是太情有可原了。但不幸的是，那終究是一個失誤。我要強調的是，在六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個失誤，坦率地承認這個失誤。這表明我們的成熟，表明我們的堅強，表明我們對歷史的高度責任感，表明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退一萬步講，你可以繼續堅持你當年的主張，你可以認為在當時『不撤』比『撤』還更高明；但是，無論如何，你不可以否認5∙17講話的存在，因為它是一個直接的事實；5∙17講話雖然沒有明文否定4∙26社論，然而它實質性地改變了4∙26社論對學生運動的一切錯誤指控。我不以為在這一點上還有甚麼爭論的餘地。」
趙紫陽5∙17書面講話，無疑是整個八九民運過程中，中共當局做出的最大讓步。那麼，這篇講話是怎樣出台的呢？
我們知道，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舉行了緊急會議，趙紫陽的5∙17書面講話就是在這次會議後發表的。有關5∙16會議的內幕，早在八九民運期間，港刊即有所透露，六四後陸續又有會議內幕流出，例如2001年出版的《中國「六四」真相》一書。這些內幕報導是否可靠是否完整，姑且不論。我以為，要瞭解5∙17書面講話的出台背景，那些真偽難辨的內幕消息其實並不那麼重要，根據台前我們大家都瞭解到的情況，我們就完全可以勾勒出個大致輪廓了。
根據當時官方媒體的報導，我們看到的台前的情況是：
1、5月18日《人民日報》刊出趙紫陽以五常委名義的書面談話。
2、清晨5時，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喬石等前往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因絕食病倒住院的學生。
3、上午11時，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吾爾開希、王丹等學生代表。
4、5月19日晨5時，趙紫陽、李鵬、溫家寶、羅乾等前往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
5、19日晚，電視播出李鵬講話，說中央決定制止動亂。
6、5月20日上午，新華社播發戒嚴令。
從上述情況看來，在5月19日晚，當局的調門突然大變。
就在這天清晨，趙紫陽、李鵬等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趙紫陽的講話通過電視播出，看上去他的神情疲憊而無奈，不少人已經感到政局有變，不過趙講話的基調仍然對學生是肯定的、愛護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鵬，李鵬在18日上午於人民大會堂會見學生代表時還說：「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我們一直肯定大家的愛國熱情、愛國願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做得是對的」等等。這個調子並不違反他也被代表的趙紫陽5∙17書面講話。然而僅僅一天之後，他就在電視上厲聲宣佈中央決定「制止動亂」。
聯想到3天前閆明復到廣場呼籲學生撤出廣場，說如果你們認為黨內有改革派，那你們這樣做是對改革派不利的，我們可以合理做出如下推測：
就在那幾天，中共上層兩派正處在緊張對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極其微妙的階段。在如何儘快使學運退場這一迫在眉睫的問題上，兩派人的主張都十分明白。趙紫陽一派主張儘可能地接受學生的要求，堅稱採用更正面更溫和的對話能夠奏效，李鵬一派則斷言非軍管非戒嚴不可。在兩派主張相持不下的情況下，強硬派也只好同意先試一試軟辦法（因為你不可能先試硬辦法），如果軟辦法不奏效，他們就要動用軍隊。基於先用你的軟辦法試試看的心理，強硬派同意趙紫陽以政治局五常委的名義發表那篇書面講話；接下來一天多的時間裏，包括李鵬也不得不很勉強地作出某種軟的姿態。
大體上我們可以說，如果趙紫陽5∙17書面講話奏效，那就意味著溫和派主張成功，從而也就鞏固了溫和派在上層中的地位。但倘若溫和派的辦法不奏效，強硬派就會主導政局，溫和派將被清洗，並立即將硬辦法決付實行。
我們看到，在給定的上層權力格局之下，此時此刻，不是上層的權力鬥爭決定了下面民運的命運，而是下面民運的進退動止，決定了上層的權力鬥爭的誰勝誰負。
這裡，再講講趙紫陽5月16日對戈爾巴喬夫講到鄧小平依然掌舵這件事。趙紫陽講這句話的動機何在？有人說趙紫陽是把責任推給鄧小平，是出賣鄧小平；有人說趙紫陽是向鄧小平攤牌，是挑戰，是逼宮。趙紫陽本人事後解釋說他毫無上述動機。參照趙紫陽講這句話的上下文（包括當天上午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會見），這種解釋也可自圓其說。我這裡暫且不去揣測趙紫陽講話的動機，只考察這句話的後果。無可否認的是，趙紫陽這句話激起了抗議者們反鄧倒鄧情緒，並且在不小的程度上衝淡了人們對5∙17書面講話的關注。另外，如果說鄧小平本人因此而對趙惱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儘管如此，沒有跡象表明，在5月16日當天晚上的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上有強硬派拿這句話向趙紫陽發難。在以後的兩天內，中共當局的公開表現，包括李鵬的公開表現，大致上還是沒脫離趙紫陽5∙17書面講話的溫和基調。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如果廣場上的學生能及時地做出積極回應，那麼，不僅後來的戒嚴和屠殺可以避免，而且黨內改革派的地位，尤其是民運的成果，也都是可以保住的。
有些人斷言，八九民運橫豎避免不了遭受當局鎮壓而失敗的結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實權的人物鄧小平早就打定了鎮壓的決心，之所以遲遲未能付諸實行，得以讓民眾越鬧越歡並一時似乎佔了上風，僅僅是因為黨內高層意見不統一，因為總書記趙紫陽等人不贊同鎮壓。一旦在黨內上層，強硬派打垮了溫和派，民運的失敗便是在劫難逃了。按照這種觀點，中國八九民運的成敗與否完全取決於中共當局的意志。諷刺的是，主張這種觀點的人也都堅決主張「民主是爭取來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賜」這一觀點，我真不明白他們是如何把這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調和一致的。
《中國人權雙週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4868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