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5月13日訊】在中國古代，凡聖賢明君用人都恪守「用人不疑」的原則。因為用人妥當與否，關係到吏治民風和社稷安危，因此唐太宗李世民曾對魏徵說：「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勤；誤用惡人，不善者竟進」。用人正德不僅利於經濟安民，也裨益社稷清平。唐太宗重用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人，使得社稷上下政通人和，開創了天朝盛世的「貞觀之治」；而康熙帝選官用人則以百姓公心為基準，為國為民辨識忠奸，捨棄奸佞，因此國風自然康泰清廉，百姓也自然安居樂業。康熙帝的用人不疑，重用公允的清廉官吏，也為大清奠下了「康乾盛世」的偉大基業。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看似簡單，但是含義深刻。傳統文化中，也有很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精彩典故。三國時期，劉備因「弘毅寬厚，知人善任」，從不懷疑忠心耿耿的部下，因此劉、關、張、趙、諸葛等人一起譜寫了三分天下的精彩傳奇，傳誦至今。因為劉備的不疑，關羽可以放棄一切厚祿，過五關、斬六將，歷盡艱辛回到劉備的麾下；張飛一介莽夫，也可以武夫之猛先打下一塊小地盤，不矢其志的等著劉備來做主；趙雲，可以冒生命危險，搶救劉備夫人和兒子；諸葛亮，受劉備臨終重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劉備的不疑，在征伐頻頻的三國時代，卻也能在亂世之中，對部下滿心不疑的信義，保得一國鼎立。
唐朝時，唐太宗作為史上以誠以信治理國政的一代明君，為了大唐的長治久安，主張君臣上下同心同德，開誠佈公。唐太宗鑒於隋煬帝因猜忌群臣，導致國家滅亡的悲劇，因此要求自己以誠心不疑，善待臣民。唐太宗的用人不疑，使得官員能知恩圖報、為國效力。
《貞觀政要》卷五《論誠信》當中講到：貞觀初年，有人上書請求斥退皇帝身邊的奸佞小人。並建議，請太宗假裝發怒，以此試探群臣的正直和佞邪。於是太宗對封德彝說：「流水的清濁與否，關鍵在於源頭。君王就是施政的源頭，而臣民就像水流。君主自行欺詐，卻要下臣行為端正，就好比是水源渾濁，而希望水流清澈，這道理講不通。」太宗因曹操為人奸詐多疑，所以鄙視他，如果自己也行詭詐，所行和曹操沒有甚麼區別。因此太宗對上書的人說：「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魏徵聽說國家的基礎在於德和禮。國君的保障在於誠信。有了誠信，則下臣就不會產生二心。暢行德和禮，即使邊遠的百姓也會順從。因此可見，德、禮、誠、信是國家的綱領，貫穿著君臣、父子的關係，一刻也不能偏廢。
魏徵接著說到，若使君王尊禮、臣下盡忠，就必須內外無私，君臣互信，因為信是治國之道的首要。昔日，齊桓公問管仲：「我若使酒壞在杯中，肉爛在鍋裡，這樣對治國無害吧？」管仲說，國君這樣做既不好，對治國也無大害。危害國家的是：不能知人有損霸業；知人而不能任，有損霸業；用人又不肯信任，也同樣有損霸業。
晉國的中行穆伯攻打一個叫「鼓」的地方，一直都攻克不下。饋間倫說，我有辦法能夠不費一兵一卒，就攻下「鼓」。不過穆伯沒有理會他，因此左右官員都很好奇，穆伯解釋說：「饋間倫的為人，奸詐不仁。如果他奪下了『鼓』地，我能不賞他嗎？如果賞他，不是賞賜了奸佞小人嗎！如果小人得志，那就是讓晉國之人放棄仁義，而宣揚奸佞。即便得到了鼓地，又有何用？」穆伯是戰國時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得力助手，他們尚且能夠謹慎的對待信任，疏遠小人，何況陛下是德冠千古的聖主明君，可使巍巍善德鼎盛，又何以離間君臣之信呢？唐太宗看完魏徵的上疏後，感歎的說：「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語！」
唐朝百官對太宗的忠懇和誠義，就是源於太宗仁政的清源，促進了大唐的政通人和。《管子•乘馬》中說：「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可見不疑不欺的至信至誠，是開創國家百業興盛的源泉，也是促成百業興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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