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5月13日讯】在中国古代，凡圣贤明君用人都恪守“用人不疑”的原则。因为用人妥当与否，关系到吏治民风和社稷安危，因此唐太宗李世民曾对魏徵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勤；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用人正德不仅利于经济安民，也裨益社稷清平。唐太宗重用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使得社稷上下政通人和，开创了天朝盛世的“贞观之治”；而康熙帝选官用人则以百姓公心为基准，为国为民辨识忠奸，舍弃奸佞，因此国风自然康泰清廉，百姓也自然安居乐业。康熙帝的用人不疑，重用公允的清廉官吏，也为大清奠下了“康乾盛世”的伟大基业。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看似简单，但是含义深刻。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精彩典故。三国时期，刘备因“弘毅宽厚，知人善任”，从不怀疑忠心耿耿的部下，因此刘、关、张、赵、诸葛等人一起谱写了三分天下的精彩传奇，传诵至今。因为刘备的不疑，关羽可以放弃一切厚禄，过五关、斩六将，历尽艰辛回到刘备的麾下；张飞一介莽夫，也可以武夫之猛先打下一块小地盘，不矢其志的等着刘备来做主；赵云，可以冒生命危险，抢救刘备夫人和儿子；诸葛亮，受刘备临终重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的不疑，在征伐频频的三国时代，却也能在乱世之中，对部下满心不疑的信义，保得一国鼎立。
唐朝时，唐太宗作为史上以诚以信治理国政的一代明君，为了大唐的长治久安，主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开诚布公。唐太宗鉴于隋炀帝因猜忌群臣，导致国家灭亡的悲剧，因此要求自己以诚心不疑，善待臣民。唐太宗的用人不疑，使得官员能知恩图报、为国效力。
《贞观政要》卷五《论诚信》当中讲到：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的奸佞小人。并建议，请太宗假装发怒，以此试探群臣的正直和佞邪。于是太宗对封德彝说：“流水的清浊与否，关键在于源头。君王就是施政的源头，而臣民就像水流。君主自行欺诈，却要下臣行为端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水流清澈，这道理讲不通。”太宗因曹操为人奸诈多疑，所以鄙视他，如果自己也行诡诈，所行和曹操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曰：“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魏徵听说国家的基础在于德和礼。国君的保障在于诚信。有了诚信，则下臣就不会产生二心。畅行德和礼，即使边远的百姓也会顺从。因此可见，德、礼、诚、信是国家的纲领，贯穿着君臣、父子的关系，一刻也不能偏废。
魏徵接着说到，若使君王尊礼、臣下尽忠，就必须内外无私，君臣互信，因为信是治国之道的首要。昔日，齐桓公问管仲：“我若使酒坏在杯中，肉烂在锅里，这样对治国无害吧？”管仲说，国君这样做既不好，对治国也无大害。危害国家的是：不能知人有损霸业；知人而不能任，有损霸业；用人又不肯信任，也同样有损霸业。
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一个叫“鼓”的地方，一直都攻克不下。馈间伦说，我有办法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就攻下“鼓”。不过穆伯没有理会他，因此左右官员都很好奇，穆伯解释说：“馈间伦的为人，奸诈不仁。如果他夺下了‘鼓’地，我能不赏他吗？如果赏他，不是赏赐了奸佞小人吗！如果小人得志，那就是让晋国之人放弃仁义，而宣扬奸佞。即便得到了鼓地，又有何用？”穆伯是战国时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得力助手，他们尚且能够谨慎的对待信任，疏远小人，何况陛下是德冠千古的圣主明君，可使巍巍善德鼎盛，又何以离间君臣之信呢？唐太宗看完魏徵的上疏后，感叹的说：“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唐朝百官对太宗的忠恳和诚义，就是源于太宗仁政的清源，促进了大唐的政通人和。《管子•乘马》中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可见不疑不欺的至信至诚，是开创国家百业兴盛的源泉，也是促成百业兴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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