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3月26日訊】中共建政初期，從農村到城市開展了一系列殘酷鬥爭。如土改、三反、五反、工商社會主義改造等。在思想和學術界則以政治鬥爭替代思想和學術論爭，從1951年批判《武訓傳》，到1954、1955年間，中國思想界、文藝界全力批判俞平伯、胡適等「資產階級思想」，再到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連年不斷的階級鬥爭，使中國的政治形勢異常緊張。
1956年，被人們認為是知識分子相對寬鬆的一年，但這一年卻並不寬鬆，一場圍繞著「向科學進軍」的鬥爭正激烈地進行。
一、反右運動的前奏
1955年11月23日，毛澤東專門召集中共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和有關方面負責人開會，決定1956年1月召開「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確定由周恩來負總責，由彭真、陳毅、李維漢、安子文、徐冰、張際春、胡喬木、周揚、錢俊瑞等10人參加的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小組，負責籌備會議，並要求教育、衛生、科學、文化藝術、工程技術等部門蒐集本系統內「好、中、差」三種人的情況上報中共10人小組。
1956年１月，中共定時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準而奮鬥」。會後，全國迅速掀起「向科學進軍」的「熱潮」。
「向科學進軍」美其名曰：在十二年內趕超世界科學的先進水準。果真如此嗎？縱觀中共的歷史，哪一次政治運動是為了國家社稷和民生著想？中共建政後到文革結束的幾十年間，歷次政治運動把中國經濟搞得幾近崩潰，而世界科學和經濟卻在正常社會狀態下得到了高速發展。如果中共真想發展中國的科學和經濟，趕超世界科學的先進水準，就需要大批的知識人才和精英，但毛澤東和中共卻於「向科學進軍」的第二年，把至少55萬知識精英打成右派，發配到農村去勞改。
就在全國上上下下、紅紅火火向科學進軍的時候，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裡正發生著一起由閻王殿中宣部操縱的對林里夫的鬥爭。當這場鬥爭引爆到全國時，反右運動開始。社會各界都有被打倒的第一目標，而中國科學院反右的第一目標仍然是林裡夫。現在知道，「向科學進軍」這場鬥爭是毛澤東和中共精心策劃的反右運動的前奏，由此拉開了反右運動的序幕，上演了1957年黨內整風大面積迫害知識精英的一幕幕悲劇。
二、「奇人」林裡夫
林裡夫在歷史上是個非同凡響的人物。他為人耿直，德高望重，自幼就讀私塾，才智過人，能文能武，讀書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精通英、法、德、俄四種文字，有「奇人」和「活字典」之稱。他曾是上世紀中共上海三十年代黨史上的重要人物，生前曾是中共三十年代歷史僅有的幾個活著的見證人之一。
林裡夫1927年考入北京大學，1928年留學日本期間參加革命。1929年在日本加入中共（中共留日學生特別支部）。1931年回到北平，任中共北平市西城區委書記等職。1932年，任中共北平市文委書記、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等。1933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兼中共天津市委秘書長。
1934年～1936年，在上海任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黨團書記兼宣傳部長（簡稱「武衛會」總會，宋慶齡任主席），領導了全國的抗日武裝（紅軍以外）和包括香港在內的抗日運動。
由於「武衛會」總會被中共從內部多次破壞，林裡夫與組織失去了聯繫。1937年，林裡夫決定去延安找組織，他的摯友李六如一再勸阻他不要去，說凶多吉少，但為了找組織，他毅然去了延安。
在延安，林裡夫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內務部秘書、兼陝甘寧特區民主政府選舉委員會秘書、陝北公學政治經濟學教員，及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團秘書。但1939年，林裡夫莫名其妙地被康生以「內奸」罪名抓捕，關押於延安保安處七年，受盡酷刑折磨，始終不屈服，受到人們的敬佩。
1945年，七大中央專案組審查結論證實，林裡夫不但所謂的「內奸」罪狀全無事實根據，相反肯定了林裡夫領導武衛會是有成績的。1946年，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做出林裡夫無政治問題的歷史審查結論，由安子文以中央組織部名義恢復林裡夫黨籍。但康生又把新的栽贓誣陷作為「林裡夫歷史上的暫時保留問題」寫進恢復黨籍的決定中，使他不得重用。
林裡夫懷疑康生就是破壞「武衛會」的內奸，出獄後即給毛澤東寫信揭發康生，要求中央沿著他所提供的線索追查破壞抗日的內奸。此時正值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毛澤東把林裡夫揭發康生的材料攤開放在桌上，被人看到告訴了康生，康生看後氣得暴跳如雷。從此，林裡夫被康生追殺不斷。
三、向科學進軍的史實
1956年1月24日，中國科學院黨委在張嫁夫領導下，為貫徹毛澤東、周恩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作出了在十二年內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準的具體決定，並下發通知指示：行政幹部要為科學研究服務；青年實習研究員應虛心向科學家學習，做好科學家的助手；科學家要發揮一切潛在力量，為更好的完成國家批准的研究計劃而奮鬥，並要求黨團員明確認識，忠誠執行黨的政策。
當時林裡夫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黨支部委員、《經濟研究》常務編委和研究員；狄超白是所長兼黨支部書記。經濟所黨支部認為，向科學進軍，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是非常光榮的任務。因此他們號召、動員本單位的所有人員，把學習和工作更好地結合起來，在完成自己所分擔的工作任務的基礎上，加速提高自己的科學水準，認真執行黨委通知。林裡夫還向青年人提出做好助手，與老科學家共同推進中國科學發展的要求。
但是黨支部的要求立刻遭到經濟所團支部書記的反對。在當時已是黨員的實習研究員吳敬璉，積極鼓動和挑唆經濟所的年青人群起反對黨支部。他們認為，做好科學家的助手是有出沒進，出多進少。他們要求保證學習時間，明確師徒關係，並堅持說沒有候補博士學位（當時的蘇聯學位制度），工作學習就沒有奔頭，要求為爭取學位而減少工作任務。他們還堅持用所謂的系統理論學習，反對在工作中學習，並公開說，在工作中學習是經驗主義。
林裡夫用毛澤東的話教育青年：毛主席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時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並向青年們指出，把工作和學習對立起來，認為「在工作中學習是支離破碎的」、「在工作中學習是經驗主義」的觀點是錯誤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個學習過程，並教育他們：通過做助手的工作，也可以學到本領，在做助手工作的過程中，就是使自己培養成一個科學家的過程。
林裡夫還提出要培養最好的科學家。但有人認為：這個目標對青年人鼓舞不大。他們認為有了學位才有奔頭。他們說，學位制度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學位是衡量學術水準的重要標誌。他們堅持要為建立學位制度，為爭取副博士學位而鬥爭。
針對青年人的思想狀態，狄超白及時教育開導青年，對持不同意見者說：我們強調做好助手，幫助老科學家在十二年內趕上世界先進水準。關於在工作中學習，你們一再提出系統的學習經典著作，我們並不反對。你們要求時間，要求導師，埋怨做助手，但當前工作誰來做呢？所以你們的要求既不現實，也不可能。現在候補博士還沒公開考什麼，尤其是經濟學，還沒有公佈，你們是從哪來的這一套，也許是從蘇聯聽來的吧。
狄超白、林裡夫教育青年人的理念是經得起時間的檢驗的。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充電」：在工作中學習，做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但是，由於中宣部科學處處長於光遠的指揮，使吳敬璉挑頭在經濟所內掀起的是以十二年內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準，還是以考副博士學位為中心「向科學進軍」的爭論，很快演變成向經濟所黨支部的鬥爭，和為考副博士學位而鬥爭。同時，中宣部派出當時還是年輕人的鄭必堅到經濟所蒐集材料，寫成批判林裡夫的文章。很快，這股歪風從經濟所刮到全國，致使全國各條戰線的青年人紛紛效仿，也要求脫離工作或減少社會實踐，或脫離、或減少科學研究的實踐去為爭取「副博士學位」而鬥爭。
四、胡耀邦的正直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早於1951年和1953年就提出的引蛇出洞的「陽謀」：雙百方針。接著，1956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向科學進軍的正確道路》的社論。文中寫到：青年應虛心向自己的前輩和一切有經驗的人學習，應當在現有的崗位上努力學習，應當堅持業餘進修的方針，而不應把工作和進修對立起來，如果把取得學位當做科學研究的目的，甚至使科學研究脫離國家建設的需要，脫離人民事業的利益，是不對的。有些青年人對個人進修抓得很緊，而對國家分配給他們的工作卻錯誤的採取了應付的態度，這是不對的。
該社論表面上支持了林裡夫與經濟所黨支部所堅持的正確路線，對這場爭論做了所謂的糾偏，但真實目的是以百家爭鳴為誘餌「引蛇出洞」，以此為打壓的證據，打倒林裡夫。
在吳敬璉等人的作用下，《中國青年》記者曹炎到經濟所蹲點，於1956年第13期發表了歪曲事實的文章：《為什麼打擊青年向科學進軍的積極性》，反對林裡夫關於「做好工作就是學習，幹就是學習」的主張，而強調「做好助手」就是忽視對新生力量的培養。
曹炎文章發表後，經濟所團支部委員裴俊生寫澄清事實文章，要求《中國青年》發表，但《中國青年》置之不理。不得已，1956年10月25日，裴俊生按組織原則給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寫信反映情況，揭露《中國青年》記者曹炎對經濟研究所在向科學進軍問題上發生的意見分歧做了顛倒事實、掩蓋真相的批評報導與反宣傳，要求直接向胡耀邦匯報。幾天後，胡耀邦秘書打電話給裴俊生說，科學院黨委正在處理，等等再說。
此時，狄超白為扭轉一些人的錯誤認識，在《中國青年》1956年第16期發表文章《關於鼓勵青年積極性的討論》，卻被《中國青年》妄加引導。科學院黨委某些人也罔顧事實，繼續堅持錯誤立場，欲下達處分林裡夫的決定草案。不得已，裴俊生於1956年11月13日再次給胡耀邦寫信。胡耀邦秘書於1956年11月16日打電話邀裴俊生另約幾人一起來談，於是裴俊生、江明、宋博凱、李維惠四人拜訪了胡耀邦。
裴俊生向胡耀邦講述了經濟所內發生的向科學進軍的事實真相，反映《中國青年》的批評沒有把全國青年引導到正確的方向。胡耀邦瞭解到真實情況後，說：「聽一面之詞是不對的，《中國青年》批評錯了，林裡夫、狄超白受了委屈，請你代我向狄超白、林裡夫道歉。」
裴俊生等人應約和胡耀邦的這次談話，事後向黨支部作了匯報。狄超白聽取匯報後，讓這四人作一份書面的回憶整理上報科學院黨委，暫時阻止了中科院黨委對林裡夫處分決定草案的下達。1957年2月，科學院黨委批評了狄超白、林裡夫。於是林裡夫寫了一份《關於中國科學院黨委會背離黨的原則立場，背離科學院1956年1月24日通知，背離了1956年5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背離了中共第八次黨代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在科學方面的——黨和政府應盡快的接近世界先進水準》的書面材料，交中國科學院領導轉呈毛澤東。
五、毛澤東的虛偽
1957年3月，毛澤東、周恩來對「為副博士學位而鬥爭」進行了批評否定，支持了林裡夫。始終阻撓林裡夫發表反駁鄭必堅文章的中宣部也一反常態，批准和支持林裡夫在1957年4月23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引導青年向科學進軍的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文。文中指出，向世界科學先進水準進軍的道路，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促進共產主義實現的無產階級向科學進軍的道路，而向副博士學位進軍的道路是為個人名利地位，為實現個人主義的目的向科學進軍的路線。
但是，「向科學進軍」的這場爭論和鬥爭尚未有後續的回應和尾聲，就不了了之，接踵而來的是1957年6月8日，毛澤東親自執筆號召開展「反右派」鬥爭，從此掀起了全面迫害中國知識精英的反右運動。
中國科學院迅速由「向科學進軍」轉向反右，繼續批判林裡夫。經過一個個鬥爭回合，中國科學院黨委終於在整風反右後期把林裡夫打倒，擬定林裡夫為右派分子和「林裡夫反黨集團」。但是，作為經濟所整風反右核心小組組長的狄超白不同意這個決定。（當時狄超白的主要精力放在社會上，經濟所的領導權實際掌握在中國科學院黨委派去的董謙、賀立手上）。
為此，中國科學院黨委說狄超白右傾，撤掉了他的整風反右核心小組組長職務；其後，又誣陷他長期與黨的方針政策「鬧對立」，把「林裡夫反黨集團」改為「狄超白、林裡夫反黨集團」(以下簡稱「狄、林反黨集團」)，並進一步把他領導下的經濟研究所黨支部委員會成員，同意他們意見的黨員、團員，以及反對「為副博士學位而鬥爭」的一般群眾打成「狄、林反黨集團」成員。狄超白被開除黨籍，並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這場鬥爭本是針對林裡夫而來，狄超白因支持林裡夫受到了牽連。
1958年3月，林裡夫被扣上「右派」帽子；1958年5月，林裡夫被誣為「狄、林反黨集團」，被開除黨籍，剝奪一切權力，擬發配黑龍江勞改，被當時經濟所新任所長孫冶方以「有才」、「活字典」保下，留在所內監督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包庇右派分子林裡夫」成為孫冶方被批鬥的一條罪狀。林裡夫1955年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的《論我國過渡時期的各種生產底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法則》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林裡夫1957年4月23日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引導青年向科學進軍的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文被說成是動員全國青年對共青團中央、高教部、中國科學院進行鬥爭。
裴俊生等四人向胡耀邦反映情況也被扣上了「非組織」活動，「反黨宗派」活動，成為「狄、林反黨集團」的重要「罪證」。裴俊生則成為「狄、林反黨集團」重要分子，被發配內蒙二十六年。
江明、宋博凱、李維惠等「狄、林反黨集團」成員，均受到不同的組織處分，甚至給林裡夫打過字的打字員熊彬彬等也被誅連。他（她）們為此付出了青春、事業和家庭，甚至生命。高崗的外甥江明，當年二十多歲，未婚妻與他分手，幾十年未婚。當時的經濟所黨支部組織委員、人事科長徐雲被誅連後調回老家，不久便去世；狄超白未等到平反即與世長辭。這場鬥爭還株連到經濟所外之人，如民主人士王放勳老教授、歷史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鄧福秋等。他（她）們都被調往邊遠地區工作，二十餘年後才回到北京，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在這場鬥爭中賣力整倒林裡夫的於光遠、鄭必堅，吳敬璉等人卻被提拔重用，成為現在的著名經濟學家。
六、反右的政治背景
既然毛澤東、周恩來對「為副博士學位而鬥爭」進行了批評否定，支持了林裡夫，且林裡夫又引用毛澤東語錄來教導別人，怎麼反被打成了右派和反黨集團呢？文章寫至此，意外發現周揚的一段話，一語道破天機：
一九七五年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從監獄中死裡逃生後從良心上發現，曾披露了這樣一個秘密：「抓右派之前，（毛）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帶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周揚說：「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摘自《名星》第7期：央視女主持中南海情未了）
1958年，當中宣部有關負責人宣佈林裡夫被定為右派和反黨集團時，說了如下的話：林裡夫一貫好在黨內打官司，向黨作鬥爭，這一次就要使他這一輩子再沒有可能再在黨內打官司，向黨作鬥爭了」。林裡夫恍然大悟：這是康生的話，是康生這夥人要對他滅口。康生的話正與毛澤東要翻延安老賬的話相吻合。因為林裡夫在延安揭發康生，並要求中央沿著他所提供的線索追查破壞抗日的內奸，而毛澤東本人就是破壞抗日的最大內奸。
現有史料披露，抗戰期間，潘漢年奉毛澤東之命勾結日寇賣國，在中共建政後被滅口，於1955年4月3日借饒漱石、楊帆事件和1943年與「汪偽會面」事件，被秘密逮捕，打成了「漢奸」、「特務」、「反革命分子」。毛澤東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參見：助紂為虐潘漢年三兄弟的下場）
當時中共黨內中還有很多才華橫溢、人品正直的、深諳中共內奸和康生等罪惡的人，如馮雪峰、婁適夷，等等。竊取了國家最高領導權、罪惡纍纍的漢奸賣國賊們能讓真相暴露，坐以待斃嗎？他們只能靠搞政治運動整人、殺人滅口，用欺騙和謊言來掩蓋他們的罪惡以維持其統治。歷史走到今天，被掩蓋的真相已昭然若揭，但反右運動的原因尚不止此，被迫害的也不僅是黨內知識精英，本文講述的只是反右鬥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