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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首日 習近平當江的面拋棄其政策(上)

中共十九大於10月18日舉行,習近平發表工作報告。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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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10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徐雲報導)經過五年的反腐清理以及收攏中共的黨、政、軍權力,在「十九大」會議首日(10月18日),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宣布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定義,從而公開終結了江澤民掌權時期的「三個代表」部分內容。當時江澤民也在會場就坐。

在「十九大」會議召開前一天,黨媒公布新一屆主席團常委名單。儘管名單一如慣例,包括中共三代新舊常委班子,但表面的團結卻隱藏著背後的驚風密雨。

一、「十九大」習首次提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

習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台執政後,面對的是中共內部和中國社會的諸多危機,除政治、經濟,還有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以及民間的維權抗暴。在「十九大」上,習警告說,因導致社會不滿的根源正在發生變化,因此需要有新的對策。

他說,「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民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一改過去36年來鄧、江、胡時期提出的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從使用術語來看,「美好生活需要」將從物質文化轉向包含「非物質」的需求。當局在其後的解讀認為,「美好生活需要」還有精神層面的,民主法制層面的,生態環境方面的需求等。

這個對矛盾的重新定義,被外界解讀為,巧妙地在中共內部公開割裂江時期的政策,而且還是在江澤民在場的情況下。

在2016年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被確立為中共繼毛鄧之後的領導核心,就被外界認為,他會對江掌權時期對政府以及社會所產生的負面效應進行清算。

接下來,本文從鄧、江的政策導向來看習近平「十九大」報告的背景布局。

二、習修正鄧小平理論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鄧小平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影響了大陸三十多年。他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當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和文革災難的主要原因,作為機會主義與實用主義者,鄧將中共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

為了維持文革浩劫後中共危機四伏的統治,鄧希望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來挽救社會主義。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高文謙說,「鄧小平最初推行改革開放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不過一旦踏上這條路,卻又欲罷不能,況且事關他本人的政治遺產,只好硬著頭皮走下去。」

他認為,鄧的這種出發點和心態,決定了其改革的搖擺性與不徹底性,同時扮演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大力推行經濟改革,另一方面頑固拒絕政治改革。

高文謙表示,鄧搞的實際上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是因為中共政治是權力的組織,不同於西方的制度組織,但又要有西方的市場機制,最後就變成了經濟體制的跛腳改革,衍生了巨大的官僚腐敗。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說,習近平這五年掌權,提出的一些口號,如「五位一體」(經濟、政治、生態文明等)、「四個全面」(全面依法治國等等),這些都是對當初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定程度上的修正。

三、習終結江「三個代表」部分內容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是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策的延續,同時他本人也是啟動共產黨政權「貪腐治國」的禍首。

李林一說,江的「三個代表」包括,中共「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如果用大白話來說,就是中共可以是最富有的階層。在江掌權時期,放手讓「資本家」加入中共,也是基於這層考慮。而以前中共是排斥「資本家」的。

李林一還說,這樣就導致了大陸巨大的官商勾結現象。前面幾十年權力和資本結合在一起,瘋狂撈錢。而江澤民家族又帶頭貪腐,並對腐敗進行放縱,這就導致「三個代表」鼓勵了官商勾結,以及現在的種種亂象。

李林一認為,習近平重新定義「社會主要矛盾」,並清算貪腐、提出政商關係要「清」、當官就不要發財、加強保護生態文明等等政策,實際是已經部分廢棄了「三個代表」理論。

此前報導指,江從1989年6月上台,到2004年9月辭去軍委主席職務,江把私有化、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改革變成了官員放手腐敗的藉口和掩護,將國家資源以種種形式私有化,落入既得利益集團囊中。

這種改革不僅使中國失去了通過轉型恢復成為正常國家的機會,更是毀掉了保持國家正常秩序的社會基礎結構。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2012年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上刊文《點評中國:中國做官訣竅的變化》,他在文中指出:在鄧時代,地方官員要升官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政策冒險,經濟改革上敢打敢拼(比如趙紫陽以及習仲勳,後者為習近平的父親);二是找靠山 (主要搞好與保守派的高層領導之間的關係),通過建立個人私情積累政治資本。

到了90年代(江時代),決定官員升遷的最主要因素不是政績,而是個人關係,即政治靠山。裴敏欣指出政治學者的量化分析顯示地方的經濟表現指標,如財稅收入和國內經濟總值(GDP)增長,已不能解釋地方官員的提撥。他說:「儘靠GDP增長進京做官已不夠,政治靠山的相對作用就大了很多。」

那麼政治靠什麼?上行下效。「悶聲發大財」是江澤民治下最貼切的概括。2000年,江在中南海被香港記者問及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在2002年香港特首選舉中是否已經被「欽定」,江惱羞成怒大罵記者簡單、幼稚,並教唆道:「中國人有一句話叫『悶聲發大財』,我就什麼話也不用說了,這是最好的……」此言一出,令各界譁然。

經濟學家何清漣在2004年《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前言裡,引述一位深圳官員的話說:「我們沒辦法,身在衙門,不由自主。一個社會如果十個人中(有)七個做賊,剩下的三個也得跟著做,要不然你就會被真賊當作賊來抓,因為你不貪污腐敗,別的人心裡就不踏實。」

腐敗一度變成了官員晉身的投名狀,官員買官、賣官、索賄、受賄、官商勾結等貪腐行為遍地,而且蔓延到軍隊、司法、醫療、教育、體育、傳媒、國企等各個領域。

獨立評論員周曉輝表示,在江看來,「貪官治國」並不是壞事,一個人要讓別人對其效忠總要有些理由。因為江既無智慧,也未經過選舉,如果全部都任用清官,則會凸現其無能和貪腐。

他說,「貪官只是讓民憤很大,所以從聲望上,不可能對江帶來威脅。於是,江一路走來,一路提拔的皆是善於阿諛奉承之輩,而這些人個個是貪腐的高手。」

具諷刺意味的是,江也曾在各個場合大喊「反腐」,但其設立的監督貪腐機制形同虛設。在「十九大」會議上,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被提問,被查處高官(如孫政才、王珉、蘇榮和周本順,都是江、胡時期提拔的)的貪腐問題不是一天兩天,仍能得到升遷,「是否意味著對高級領導幹部的監管還是存在著盲區或者是漏洞?」

楊曉渡回答,確實曾出現過一段「寬鬆軟」時期,讓腐敗分子、這樣偽裝的「兩面人」有了可乘之機,能夠得逞於一時。當時就有分析認為,這是中紀委副書記親口承認江時期官員開始貪腐成性,但又不抓他們。(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林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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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3 10:3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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