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2月08日訊】近日，中國大陸某地衛計委發布的一則《關於在全區醫療衛生系統開展向方培虎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在醫療界引起了軒然大波。《決定》中提到的方培虎，是去年年底某日凌晨猝死在值班室內的一名外科醫生，死亡時只有31歲。
對此，陸媒報導稱，「長期處於高強度、高壓力工作狀態，恐怕是壓垮醫護人員的最後一根稻草」。就在今年1月，官方發布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我國三級醫院醫師平均每週工作51.05小時，二級醫院為51.13小時」；「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醫師能夠休完法定年假」。
據統計，2017年見諸媒體的醫生猝死案例共有31起。就在上述《決定》下發的前一天，青海一位醫生由於「夜班接診38名患者，連續工作18小時，突發病症，經4小時搶救無效死亡」。
中國的醫生紛紛因過勞猝死，衛計委的官員們居然還下發公文，要求全體醫生向猝死者學習，所引發的眾怒可想而知。不少醫生紛紛表示，「不學，要好好活著」。救死扶傷的醫生表示要好好活著，不免讓人嗟嘆。若不是真切的感受到了死亡，尤其是非正常死亡給自己帶來的莫大恐懼與威脅，又怎會如此決絕的發出這樣的聲音？
要說中國醫生的「非正常死亡」，恐怕不止「過勞死」這一種。對醫生來說，因醫療糾紛、醫患衝突而衍生出的「殺醫」事件，則是另一種更難以預料和防備的死亡威脅。
有資料顯示，「2002年至2012年間，針對醫務人員的暴力行為，每年平均增加23%」；「每所醫院年均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次」；「僅2012年，中國媒體公開報導的主要傷醫、殺醫事件就有16起」；「2016年4月，見諸報端的醫療暴力事件多達13起，5月份的5天之內就連發兩起慘案」；「陸媒曾報導，北京72%的醫院曾發生過醫患衝突事件」。面對著被傷、被殺的威脅，有醫生在網上發起「百萬醫師聯名簽名：拒絕暴力」的行動，而在短時之內就收到了超過60萬的簽名。
如果說，因過勞和醫患糾紛所導致的死亡都屬於「被殺」，那麼更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些鮮見於報端的醫生自殺事件。海外有媒體披露了如下三個典型案例，「2007年5月4日下午，44歲的著名腎臟病學專家李保春跳樓自殺」；「2010年3月16日，84歲的中國腎移植鼻祖黎磊石從南京自家14層高樓跳下身亡」；「2014年3月24日，上海腫瘤醫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張世林從8層樓自己辦公室窗戶跳下摔死」。
據介紹，44歲的李保春「正值事業頂峰」，84歲的黎磊石「可謂功成名就」，而與李保春同齡的張世林原本也「年輕有為，前途無量」。這三位腎移植專家居然會在事業的巔峰時期選擇跳樓自殺，不免引發外界猜疑。究竟是怎樣的壓力會使在手術台前早已「身經百戰」的主刀醫生因不堪忍受而走上絕路？
從最終被揭開的「張、李二人都因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而上了追查國際的追查名單」，「黎也是江倚重的軍隊器官移植專家，承擔活摘器官中的技術公關任務」等內幕來看，因「按訂單殺人」而引發的良心不安、精神崩潰，或許就是這三人「求生不得」的原因所在。
張世林的同事曾談起，「張一進手術室就心慌，無法集中精力手術」；他的同學也說，「變得少言寡語，獨來獨往，而且對他從事的工作由熱愛變得厭煩」。可見，對一個本該救人的醫生來說，違背良知活摘、殺人，始終過不了自己那一關，將會對其性格、工作、生活狀態產生多大的影響。
實際上，在「活摘」這件事上，即便主刀醫生禁得住內心的折磨，恐怕也難逃「非正常死亡」的惡報。在被曝出的案例中我們看到，這些醫生有在參加肝移植手術的途中遇車禍身亡的；有因山體滑坡被飛石砸死的；有被一輛車兩次碾壓，命喪車輪下的；還有因患晚期肝癌，沒熬過一年就死了的。這些死法不正應驗了那句「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立刻就報」的俗語嗎？可見，「善惡有報」是決不會有所偏失的。
醫生遭報讓人心有餘悸，但更令人感到心驚的是，將神聖的白衣天使推至懸崖邊的，正是中共那一雙幕後黑手。基層的醫護人員被追逐利潤、效益的醫院及背後的官方部門、機構當作廉價的勞力。而那些被利益所誘的專業醫師、臨床專家，卻表現出無利可圖時，罔顧人命；有利可圖時，則不惜殺人害命。
僅就「活摘器官」而言，最初想要通過售賣器官來牟利，並最終從大量的訂單中獲取巨額利潤的並不是醫生，而是中共麾下的黨政軍、公檢法等一眾權力部門。包括被活摘的主要供體——法輪功學員，也是因為江下令迫害才會身陷任人宰割的絕境，面臨慘絕人寰的遭遇。
中共的惡不僅體現在屠殺無辜的生命上，更表現於在各行各業大力培植行凶為惡的劊子手。中共的惡必將有報，只是可憐、可嘆那些被其誘騙、利用的從醫者，即便他們一時糊塗或出於被動，也都難逃自食惡果的宿命。
醫生以及中國各類從業者，要想「好好活著」，首先就得明辨善惡、認清中共的邪惡嘴臉，如此才能擺脫其誘騙，不受其誤導。只有跟中共徹底劃清界限，才能免受惡報之苦。 #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