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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25)

《共產主義黑皮書》:從停戰到大轉折

作者: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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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3月16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6. 從停戰到大轉折

從1923年初到1927年底的略少於5年裡,社會與新政權的對峙暫告一段落。列寧於1924年1月24日去世。自1923年3月第三次中風以來,他就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了。圍繞繼承權的內鬥,在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政治活動中占據了很大部分。同時,社會也在舔舐著自己的傷口。

在這漫長的停戰期間,占人口85%以上的農民嘗試讓農業再次運行、協商其產品的價格,並努力活下去。用歷史學家邁克爾.康菲諾(Michael Confino)的話說:「彷彿農民烏托邦實際上是行得通的。」這個「農民烏托邦」,布爾什維克稱之為「eserovshchina」(一個術語,其最接近的譯文有點像「社會主義革命心態」),是基於數十年來在所有農民綱領中都處於核心地位的四個原則:第一,摧毀傳統的大土地所有制(large estates),土地按照每戶要養活的人口數分配;第二,隨心所願地處理他們的勞動成果,享有自由貿易的一切好處;第三,農民自治,以傳統的農村公社(village community)為代表;最後,布爾什維克政府簡化為可能是最簡單的表現形式——幾個村莊才有一個農村蘇維埃,每100個村莊才有一個共產黨基層組織。

從1914年到1922年一直未運作的市場機制,此時被布爾什維克當局部分恢復,並在認識到農民階級的落後後被暫時容忍。向城市的季節性遷移,曾是舊政權的一大特色,此時也立即再次啟動。因為國營工業部門忽視了消費品的生產,農村工業又開始起飛。飢荒越來越罕見,農民需要吃多少,就又能吃多少了。

這些年來表面的平靜,不應掩蓋政權與社會之間深層持續的緊張。社會尚未遺忘多年的暴力。農民們仍有諸多不滿的原因。農產品價格很低,製成品既稀有又極其昂貴,且稅收非常之高。農民們感到,與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相比,自己成了二等公民。尤其是農民抱怨蘇維埃政權當地代表無數次濫用權力。這些代表在「戰時共產主義」的傳統中長大。紅色恐怖的很多方法仍然得以實行。農民經常受制於地方絕對權威的任意決定。根據1925年底祕密警察的一份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法制的地位」的長篇報告,「司法系統、政府行政機關和警察皆因廣泛的酗酒而完全腐爛。賄賂司空見慣,過度的官僚作風和對農民群眾的普遍厭惡遍布一切。」

根據圖拉省祕密警察局長的一份報告,儘管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譴責蘇維埃官員最明顯的濫權行為,但依然認為農村是一個巨大而危險的未知地域,「滿是富農、社會革命黨人、宗教領袖,以及還未被消滅的老式地主。」

來自國家政治保衞局(GPU,音譯「格別烏」)情報部門的眾多文件顯示,普通工人也依然受到嚴密監視。作為一個在多年戰爭、革命和內戰後仍在重建的社會團體,工人們總是被懷疑與農村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保持聯繫。告密者被安插進每家企業,舉報可疑談話、異常行為,以及「農民之敵視態度」。工人假期到鄉間務農結束後,被懷疑將這種態度帶回了城市。警方的報告將這些工人分為「敵對分子」、「明顯受反革命基層組織影響的分子」、一般起源於農村的「政治上落後之群體」,以及被認為值得貼上「有政治覺悟」之標籤的少數分子。任何罷工或停工都經過了詳盡分析,其鼓動者都遭到逮捕。二者在失業率高企和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的這些年份中相當罕見。

來自祕密警察的內部文件顯示,經過多年的極速增長,警察機構竟然開始衰落。這正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改造社會的慾望逐漸減弱。從1924年到1926年,捷爾任斯基被迫與黨內其他領導人陷入苦戰。這些領導人認為,格別烏對於需要它所做的工作來說,顯得過於龐大。結果,自創建起到1953年,這個祕密警察機構的雇員人數經歷了唯一一次大幅下降。1921年,契卡僱用了約10.5萬名平民和近18萬人的不同類型的部隊,包括邊防部隊、鐵路警察和集中營官員。到1925年,這個數字已縮減到約26,000名平民和63,000人的部隊。這些數字還應當加進3萬名線人。1921年,他們的人數還不能根據可用文件來估算。1924年12月,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寫信給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我相信,蘇維埃政權當前應推進到一個更自由的形式:壓制較少、更守法、有較開放的討論、地方各級(自然是在黨的領導下)承擔更多的責任等等。」

幾個月後,1925年5月1日,曾主持對社會革命黨人荒唐審判的革命法庭庭長尼古拉.基里連科(Nikolai Krylenko),給政治局寫了一封長信,批評格別烏的過分行為。1922年和1923年頒布的幾項法令,將格別烏的角色限定在間諜活動、土匪活動、偽造和反革命活動的問題上。只有格別烏有權審理屬於這些類別中任何一類的罪行,其特別法庭有資格宣判放逐和軟禁多達3年、放逐到集中營,甚至死刑。格別烏1924年開放的6.2萬份卷宗中,超過5.2萬份被轉送至普通法院。格別烏特殊部門本身調查了9000多個案件。鑑於政治局勢相對穩定,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基里連科總結說:「人們被放逐,被迫生活在西伯利亞某個被遺忘的角落裡,身無分文。他們忍受著可怕的條件。被送往那裡的人,往往是十七八歲,來自學生背景,或者是七旬男子、神職人員,以及屬於『社會危險階級』的老年婦女。」

基里連科提議,「反革命分子」一詞應予保留,用於特指已知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成員的人。他認為,這一限制將避免「格別烏的部門對該詞的非法解釋」。

捷爾任斯基及其助手迅速對這種批評作出反應。他們向黨的高級成員,特別是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危言聳聽的報告,談及嚴重內部問題的持續存在,包括假想的由外國精心策劃的轉移視線手法,如波蘭、波羅的海諸國、英國、法國和日本。根據1924年格別烏的年度報告,這個祕密警察機構:
• 逮捕了11,453名土匪,其中1,853人被立即處決。
• 拘押了926名外國人(其中357人被驅逐出境)和1,542名間諜。
• 阻止了白軍在克里米亞起事(此次行動期間有132人被處決)。
• 對無政府主義團體展開了81次行動,導致266人被捕。
• 肅清了14個孟什維克組織(540人被捕)、6個右翼社會革命黨組織(152人被捕)、7個左翼社會革命黨組織(52人被捕)、117個「多元化的知識分子組織」(1,360人被捕)、24個君主主義運動團體(1,245人被捕)、85個神職人員和宗派人士組織(1,765人被捕)和675個「富農組織」(1,148人被捕)。
•在1924年2月和7月的兩次大規模行動中,放逐了約4,500名來自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盜賊、慣犯和耐普曼(Nepman)」(企業家和小商人)。
•軟禁了18,200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個人。
•閱讀了507萬8174封信件和各種信函。

這些數據表面看,具有官僚式的精確和一絲不苟,但人們可能會懷疑,它們有多少可信度。這些數據被納入1925年格別烏的預算當中,其作用可能是顯示,該祕密警察機構在面對來自國外的威脅時並未喪失警惕,因此應予以考慮增加資金。儘管如此,這些數據對歷史學家來說仍是非常珍貴的,因為它們揭示了過去所用的鎮壓方法仍在被沿用,以及該政權對潛在敵人的臆想。從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廣泛的鎮壓網絡,雖然暫時不那麼活躍,但仍具有相當的可操作性。

儘管格別烏削減了預算且受到布爾什維克低級官員的批評,但由於日益強硬的刑事立法,格別烏的活動又開始增加。1924年10月31日通過的《蘇聯刑事立法基本原則》,以及1926年通過的《刑法典》,實際上顯著擴大了所謂「反革命罪」的定義,也把「具有社會危害性的人」這個概念編入法典。《刑法典》將任何非直接打算推翻或削弱蘇維埃政權,但本質上是攻擊「革命無產階級政治或經濟成就」的活動,納入反革命罪當中。因此,該法不僅懲罰了故意的違法行為,也禁止了可能的或非故意的行為。

「具有社會危害性的人」被定義為「任何犯下危害社會行為、與犯罪集團保持聯繫,或其過去行為可能被視為危害社會的人」。凡屬於這些極具彈性之範疇內的人,都可能被判刑,即便是在完全無罪的情況下:「法庭可能會用這些社會保護措施,來對付任何被列為社會危險人物的人。他们可能犯下具體罪行。即使當時被證明沒犯具體罪行,他们也依然被認為對社會構成威脅。」1926年生效的那些措施,加強了恐怖的法律基礎。這些措施中包括有名的《刑法典》第58條,其對反革命活動的定義有14種之多。1926年5月4日,捷爾任斯基給其助手根里克.雅戈達(Genrikh Yagoda)寫了一封信,在其中制定了一項「打擊投機」的龐大計劃。這封信揭示了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和「內戰精神」在布爾什維克高級官員中的持久性:

「這場反『投機』鬥爭如今格外的重要……莫斯科必須徹底清除這些寄生的投機分子。對於這個問題,我已經叫波克爾(Pauker)從莫斯科居民的檔案中收集所有可用的文件。至今我從他那裡都一無所獲。你不覺得格別烏應設立一個特別的流放地部門嗎?它可能由一項特別基金提供資助,而該基金來自沒收的錢財。根據一項預先制定的計劃,我們可能在最遙遠和荒涼的地區重新安置所有這些寄生蟲。否則,寄生蟲將致使我們毀滅。因為他們,農民沒有更多的財產;因為他們的陰謀,價格在不斷上漲,盧布也在貶值。格別烏必須盡快直接處理這個問題。」#(待續)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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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8 10: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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