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5日訊】關於上街遊行，香港蔡子強在文章上說： “如果對於三四十歲中生代來說，最記得的是 “六四”；那麼對於二十歲新生代來說，將來最會記得的，一定是 “七一”。這令我想起，我們這一群五六十歲的親共派老生代，對於香港六七年暴動期間的上街遊行，也應有不少的思考。
說到那一年的遊行，人們最能記憶的也許就是由親共學校學生，中資機構職工和親共工會工人所組成的典型毛派遊行隊伍了。他們身上的白上衣，藍長褲；襟上的毛像章；手上的紅書仔，整整齊齊地操上港督府示威的隊伍，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未有忘記。然而，人們也許都忽略了，其實暴動期間還有三次不為人所知的“飛行集會”式遊行示威。這三次遊行示威的組織者是中共地下黨所組織的 “香港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並由 “學友社”和 “青年樂園”所領導的 “官津補私”學校學生及親共學校學生鬥委會組成的 “學界”共同參與。（有關照片刊在香港大公報1967年11月編印的 “港英必敗，我們必勝”圖片集）。
阿權在六七年時是一個中學畢業生，他參加了由 “官津補私”鬥委會所組織的文藝戰鬥隊（文戰隊），曾在北角春秧街作過街頭演出。他也參加了那三次 “飛行集會”，對當時的情況他有如下很生動的追憶：
[文戰隊的 “資深”隊員其實只是我們四個男孩子，卻要在示威遊行中肩負一個重任：高舉橫額和帶領高呼口號，並在散隊時協助其他隊員安全撤退。當天接近下午一時左右，由 “學界”事先通過地下黨的秘密渠道通知動員而來的約一千名學生群眾，已經在北角華豐國貨公司附近，僑冠大廈，新都城大廈內外徘迴，扮作閒人遊盪。他們三三倆倆，或走著，或站著，都等待著一聲的號召。準一時正，我等四個文戰隊隊員從人群中衝出，跑到道路的中央，利落的張開橫額並高呼口號： “港英必敗！我們必勝！”學生們立即響應，迅速湧出馬路並排列在我們後面，結集成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我們開始踏著大步，高呼口號，藐視香港殖民者的一切反動法律。這次示威遊行，因親共學校學生的參與更壯聲勢，工人群眾也手持 “物件”到場介戒備。大量的親共機構派出公司車輛在各主要路口盡量封鎖和堵塞來往交通，以保護學生的安全。
就在第一輛灰色警車到達，防暴警察腳剛著地時，遊行隊伍已散開撤離了。我帶領著幾個文戰隊隊友向位於半山的蘇浙公學撤退，然後取道賽西湖附近的小徑步落北角的另一端。途中遇上其他隊友，才知道防暴隊經已駐防僑冠大廈外圍，黑黑的槍嘴指向大廈各層； 部份撤離時失散的隊員及學生取道渡海小輪到九龍或紅磡。事後才知道，大部份過海的學生均被防暴隊截查或留難，也有人被捕。
在以後的約半個月內 “學界”還組織了兩次 “飛行集會”式的遊行示威。在中環中區消防局前那次，文戰隊肩負了更大的任務：要將一支紅旗 插在一個高約七呎的電箱上面。當時我想，在散隊前的幾秒鐘內將紅旗穩固地插在高位上並不是一件易事。由於警方有了上次的經驗，有大量學生在同一時間徘迴在中環一帶等待集結的情況引起了他們的警覺。因此，這次防暴隊來得特別快，大有要一網打盡之勢。當遊行開始，我們舉著紅旗正領著隊伍前進的時候，經已發現敵情，一輛輛滿載防暴隊的警車像一排排的灰色幽靈，由遠而近。我和另一位隊友相互支撐著登上了電箱，把紅旗固定後躍下時，差不多與防暴隊同步。正在危急之時，一把很熟識的聲音高呼： “打倒走狗！”把防暴隊的注意力轉移了，也掩護了我們混入人群中準備撤退。那位高呼口號的也是我們的隊友，他發現我等插旗後正處於危險之中，便不顧一切地引開警方的視線，幸好他後來也安全撤退。
經過北角遊行的教訓我們決定不經渡海小輪過海，因為在小輪上的廿分鐘，已讓警方有足夠的時間以逸待勞地在彼岸等著我們了。不過，那時的警察已把大約四個政府大球場般的範圍包圍起來，我們和約二至三十個學生被團團圍著尚未突圍。眼看這回可沒有逃脫的機會了。突然，有一隻手把我拉著： “隨我來！”一個不認識的人把我們引領到中區消防局內。消防員也有參加親共消防工會的，我們就由其中一位消防員帶領著站在窗前，觀看警員如何善後剛才還紛亂不清的局面。這一經歷真可說是 “我中有敵，敵中有我”了。
中區遊行後沒幾天， “學界”又通知再要組織一次在九龍旺角彌敦道鬧市上的遊行示威。由於預計參加的人數比前兩次多，整個行動的安排較上兩次來得更細緻。所有在彌敦道附近的中資機構，國貨公司，工會等都安排了 “避難中心”，準備收容不能及時撤離現場的學生。隱敝的救護中心則設在中僑國貨公司內。大概這次是準備與港英政府大打出手了。和前兩次一樣，分散在旺角彌敦道一帶成百上千的學生，正三三倆倆地等待著，只等紅旗一揚便可跑到街上結集遊行。但百密始終有一疏，過了約定集結的時間了，紅旗卻還未亮出，每人都開始心情緊張，因每遲一秒鐘危險性便相對增加一分。在人人都焦急萬分的時候，突然，文戰隊的一位女隊友衝出馬路中央，大聲喊起一段毛語錄：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紅旗未到，示威橫額未達，這段語錄就成了號召的信號，就是命令。由於這位女隊員的自覺和勇敢，將本來經已非常焦急，正無所適從的學生們迅速集結起來，在港英政府能調動警力前來鎮壓之前開步遊行。在隊伍解散前一刻，橫額和紅旗方見出現，遊行總算是順利完成了。
此後，由於 “港共”繼續放置真假 “炸彈”，市民生活受到威脅，對親共派的作為產生抗拒和反感， “學界”再沒有舉行群眾性的大活動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被派往深圳人民解放軍軍區進行一次為期十五天的政治學習。]
這種 “飛行集會”可說是繼承抗日戰爭時期的遊行示威傳統而來的。它的特點是 “快”：以最迅速的方法傳遞遊行的指令；以最迅速的方法結集和解散群眾。在沒有遊行集會自由的時代，要上街表達反對聲音，都得付出可能被捕，被殺的代價。過去的遊行民眾在成功集結後，多與官方對峙提出訴求，脅迫政府妥協，但結果都傷亡慘重，被捕者不計其數。在同樣沒有遊行集會自由的港英殖民時代裏， 阿權的 “飛行集會”其實也非常危險，隨時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當時的每次示威都因大批便裝，軍裝警員的迅速掩至而被迫解散，遊行只能維持二十分鐘至半小時左右。雖然示威的組織者安排了及時解散隊伍，沒有與政府對峙的計劃，每一次均有學生被捕，但整體來說，已經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犧牲了。在當時來說，中共組織這樣的遊行，作用只能是顯顯姿勢，練練膽子對於當時的大局而言影響不大。
但是，回想 “飛行集會”的秘密傳訊，快速結集和解散的過程，使我想起這和早前台港兩地報導過的青年人 “快閃族”活動，是何其相似。雖然他們玩的只是沒有任何目的的遊戲，但他們的快聚快散，顯示了一群人的共同意願，同行同步的一種齊心的力量。這是在現今通訊發達的時代中，宣示力量的一種方式。當然，這也是他們對自由的享受了。這也讓我想起了 “不鏽鋼老鼠”劉荻在網上的建議：某月某日網蟲同時往當地投案自首；發起一個 “今天我們都是自由人”運動，同一天大家都以自由人的標準行動說話。這卻是她對自由的熱切追求。雖然她明示這只是虛擬的現實主義方案，但想起中共前黨人所領導的 “飛行集會”，也不得不讓我想到這實踐的可能性，同一時間，同一意志，一同做一件有意義的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去完成一件集體的意願。 “飛行集會”也許就是實踐追求自由的方案之一。
參與 “七一”大遊行的香港人，與世界各地享有自由權利的人民一樣，當然用不著 “飛行集會”了。他們在充滿自由的空氣中遊行，在黑衣人海中有披麻戴孝的，在莊嚴口號聲中有敲鼓奏樂的，活像一幅遊行嘉年華會的圖景，沒有鎮壓，也沒有逮捕。這真是自由的可貴啊！
那時的我和阿權一樣，對於不能公開自由上街，沒有行使公民自由的權利，而要用那種需要付出高昂代價的“飛行集會”去表達反對意志，感到深惡痛絕，深深地體會失去自由的痛苦。但是為了爭取自由，在極權專制的社會下， “飛行集會”也許仍然是一種可行的宣示力量的方法。
2003年8月12日
2003年10月10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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