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8日訊】從中學考上大學的中國人大體都記得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如何偉大，如何了不得，如何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引進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可是在我一個讀過幾本法律書，讀過幾本非主流歷史書者的眼裏，具體事件中的“五四”卻另有一番景象。
我們不能否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反對“巴黎和會”對中國的強盜行徑確實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權利，上街遊行，喊口號，以強烈表達這種愛國熱情也是值得鼓勵和讚賞的。但是，萬事都有個度，超過一定界限的言行就不能再簡單地讚美，無原則地倡導。1919年5月4日那天，學生痛打章宗祥，火燒曹汝霖的趙家樓事件，我想就應該有新的視角對待。
曹汝霖晚年在美國寫過一本《一生之回憶》，其中涉及此段巴黎和會前後的事情：“時因東海商借日款，銀行方面無意再借，章公使商請外相後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島撤兵問題，即請章公使與後藤外相直接商議。結果，日外相照會章公使，聲明三事：一、青島租借地，俟與德國簽定和約後，仍交還中國。二、日本軍隊撤入青島或濟南，惟留一小部分保護膠濟鐵路。三、將來交還青島時，在青島內，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並稱進入濟南的日軍系暫時性，不久即撤，並沒有涉及其他事項。餘將原件交與外部，並在國務會議報告。在會議時，對居留地有議論。餘以為居留地等於租界，將來收回各國租界時居留地自當同時收回。遂議決複章公使，章使照複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語。此是普通辭令，所謂同意，明明指日外相來文之三項。此即青島撤兵換文之經過。那知後來巴黎和會竟引為攻擊之藉口，以為承認山東權益，豈非奇談，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轉引自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中國友誼出版社）根據丁先生的考證，曹汝霖上述說法基本上符合事實。
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麼學生們在並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況下即大打出手，火燒民宅，在曹汝霖的回憶中，我們甚至看到沖進曹宅的學生徒有洩憤破壞之志，所謂愛國云云真不知該如何評價，連曹汝霖的父親請求他們可以將財物拿走，但不必破壞的話都懶得聽，因此曹宅在焚毀之前已經被砸得滿目狼藉。他們在痛打章宗祥的時候甚至誤以為他是曹汝霖（關於這一細節在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中有較詳細的記載），其不負責任之暴民戾氣於此可見一斑！在此過程中，員警一直沒有動用武力，直到事發後員警才抓獲二十多個跑得慢的學生，而帶頭破壞的人早已逃之夭夭，看來，自己滿足破壞欲，讓別人受過，即使在如此“偉大”的運動中也不可避免。
“五四”運動隨後波及上海，連續兩個月裏如火如荼，最後，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都被免職，蔡元培校長也黯然辭職南下。曹汝霖的《一生之回憶》中有如下評價：“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又聞與此事有關之青年，因此機緣，出國留學，為國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脫離政界，得以侍奉老親，還我初服。所惜者，此事變化，以愛國始，而以禍國終，蓋學潮起始，由於學子不明事實真相，誤聽浮言，激於愛國心，以致有越軌行動，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長蔡孑民先生，發表談話，勸學生適可而止，學潮似已平息；然反對者以尚未達到目的，又鼓動街頭演說，加以背後有組織，有援助，遂擴大範圍，遊說至上海等處。迨至我們三人下臺，錢閣引咎，蔡校長亦辭職南下，反對者已如願以償矣。”（同上）
不管曹的回憶是否都是真心話，但此事現在檢討起來，頗有憶昔撫今之慨。國難之際，政府與人民似乎更需和衷共濟，政府的不當行為容易引發民眾憤怒，例如，當時中國政府在外交上的密約行為就是非法行徑，民眾不知就裏，憤怒一下也無不當，只是無論怎樣，只要政府沒有主動使用武力，民眾斷不可率先用武，否則愛國就會走向反面，害國害己。五四運動無疑取得了巨大勝利，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最後拒絕簽字，不能說沒有五四的功勞，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粉飾“五四”運動中那些錯誤甚至犯罪行徑，更不能為了意識形態的需要，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從某種程度上說，長期以來“五四”運動所受到的主流意識形態非理性虛美，開啟了學潮過度幹預政治的先河，將民間與政府不必要的對立，將民間非理性的打砸搶行為，置於愛國口號的卵翼下完全正當化、合法化、理想化，以至於20世紀中國動輒全民運動，動輒打倒政府，社會一片混亂。至於從更加宏觀廣闊的背景看待，“五四”上接戊戌時代文化激進主義遺續，下承百年劫難——更加猛烈和非理性地摧毀中國數千年文化傳統，這段公案尚需細細清理。
85年過去了，可是這樣的反思卻還沒有開始，長歌當哭，長夜何歎？
2004/4/28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