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2日訊】近日，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的新書《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在北京被查禁的消息，引起了海內外輿論的關注。中共宣傳部門以近年來慣用的、於法無據因而見不得光的做法–有關官員只以電話下達禁令，不陳述具體理由，不留文字記錄；就這樣不明不白的，一本只因為談論了“民主”、“自由”話題的經濟學隨筆，就遭到了“不准銷售，餘書封存”的命運。
事實上，從自詡比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厲害一百倍”的毛澤東開始，中共歷代為政者的禁書、燒書、以言論治罪、大開文字獄等等，就從來沒有中斷過。茅於軾禁書事件，僅僅是中共當局林林總總、罄竹難書的文化專制行為中的又一個新例証而已。故事一點兒都不新鮮，甚至陳舊得讓人有時光倒流之感。但它引發的思考卻超越事件本身，值得為當世人和後代人立下歷史的鑒照。
自1990年代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發生雪崩式大崩潰以來，有一個問題，困擾了人們多時：誰之罪？是我們的父一輩參與左翼運動的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錯了？抑或是，居心叵測的“腐朽沒落的西方勢力”的“妖魔化”造成的冷戰惡果？簡言之，面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潰敗，我們的父輩應該怎樣面對自己？我們又應該怎樣面對自己的父輩？
筆者不同意時下流行的這樣兩種看法：一是，當今北京官方和民間廣為流播的“西方陰謀論”，認為錯不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錯在“西方的冷戰陰謀”，所以總書記胡錦濤還要聲言“高舉毛澤東的旗幟”，社會上還在大唱“東方紅”和“社會主義好”，文革樣板戲和各種意識形態挂帥的文化政策又在大行其道。這裏面的荒謬其實很容易拆解──頂天立地的“共產主義大廈”可以在一夜之間倒塌殆盡，問題一定不是來自外在的風霜雪暴，而是大廈本身基礎、結構的弊陋。二是，今天的許多反共人士又容易陷入的兩極化思維──共產黨人都不是好東西，我們的父輩從一開始就錯了，“社會主義理想”本來就是虛假的、不道德的。“今是而昨非”，歷史必須重寫，一切都得推倒重來。這樣簡單化的思考，痛快則痛快矣，殊不知，它卻同樣落入了共產黨式的“打倒推翻”的意識形態巢臼裏。如果以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主導未來，中國歷史，恐怕又要進入新一輪“翻燒餅”式的惡性循環了。
在這樣一篇短文裏，筆者無意于展開對世界和中國共運史的回顧與清理。茅于軾談論“民主”、“自由”的新書被禁，倒是讓我想起前些年一個同樣類型的禁書事件。1990年代末期，為了紀念中共建黨周年，一本1949年以前中共機關報──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的社論和評論文集，題為《歷史的先聲》，剛一出版就被中共宣傳部門嚴厲查禁，發生了中共“第三代查禁第一代”的反諷趣事。這些大多為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共領導人執筆的文章，批判當時國民黨政府“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一黨專政”的專制獨裁政策，呼籲民主、自由，要求建立多黨參政、議政、執政的聯合政府，竟然成為當今中共為政者的最大禁忌。這真是歷史給中國人開的一個大玩笑。
眾所周知，當年意氣風發、雄論滔滔，可是鼓吹並施行“一國一黨一領袖”的專制獨裁，莫以毛澤東為甚也！為什麽幾代人拋頭顱灑熱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理想，竟會成為今天北京為政者最大的禁忌？權力。權力的貪婪、佔有及其既得利益，權力的腐蝕、腐化與腐敗，造成的對於理想的背離、背叛和褻瀆。以一黨之私取代一國之利，以一己之權欲需要，把國家的發展、人民的安危耍玩於股掌之間，這正是從毛澤東開始的中國共產黨人，自掌握政權以後就一步步開始走上的扭曲理想、背叛民主、踐踏自由，令道德貶值、革命變質的墮落之路和頹敗之路。這就是我們今天常常聽到有良知的老一輩共產黨人所感慨的：“如果我知道革命會造成今天的結果，我當初一定不會參加革命。”這就說明，馬克思的原始學說也許有它自身的問題，但是發生最大問題的，常常不在於出發之始的理想，而在於自認為“真理在手、權力在握”之後。只要權力不受監督，為政者缺乏自省能力，理想就一定會被權力腐蝕，革命就必將由此變質變味。從歷史上看，這不獨共產黨使然。恕我直言，從“白色恐怖”到“紅色恐怖”，今天中國共產党步上的其實是當年國民黨的腐敗老路；推行以族群劃線的“綠色恐怖”，今天台灣執政的民進黨，似乎又在步上國民黨的老路──這樣一個“革命-權力-腐敗”的循環怪圈，已經成為中國幾代人揮之不去的噩夢。這，恰恰正是今天，像茅於軾一樣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所呼籲、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理想，依然始終鮮活、始終沒有在中國過時的原因。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