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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湧:那盞燈熄了

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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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20日訊】101歲的巴金走了,那盞燈熄了,我想起了少年巴金離開故鄉四川時的一幕,寂寞的夜航船上,他的心曾被遠處一盞閃爍的燈所牽引,並寫下了一首小詩:

天暮了,
在這渺渺的河中,
我們的小舟究竟歸向何處?
遠遠的紅燈啊,
請挨近一些兒吧

那一刻,他還不到十九歲。從此,在他漫長的人生中,更多的時候都有這樣一盞燈,在他的面前,或者在他心中,招引著他的生命之船,如今那盞燈終於熄滅了。我們都知道,巴金不是因為懷抱文學夢才踏上文學之路的,而是因為這樣一盞燈,讓他感到激動,讓他體會憂傷,讓他懂得憤怒,讓他情不自禁地提起筆,讓他才思如泉,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一樣東西稱為他的理想,無論是他早年熱烈信仰的「無政府主義」,還是他晚年一再倡導的「講真話」,都是他的這種理想情懷在起作用。他對人類情感的體察,他對社會黑暗的敏感,他對筆下人物寄予的同情都由此而來。比他的文學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是他內心的掙扎、向往和渴望,是他對這個現實世間的思考。他熱愛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無非是向往一個公正、平等的美好社會,就如同其他的人信仰其他主義一樣,都是出於一種真摯的理想,這種理想對於他從來都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

「妨礙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從有了政府後,我們的自由全然失去,一舉一動都要受政府的干涉。」這是少年巴金1921年春天在寫下的一句話,那時他剛剛皈依了無政府主義信仰。沒多久,他就親嘗了政府干涉的滋味,當年7月15日,因為發表文章反對四川當局不准女子剪發的禁令,他參與編撰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半月》遭到查封。他晚年之所以呼籲「講真話」,也無非是因為仍然生活在一個欲講真話而不得的時代。

早年的無政府主義理想一直在巴金的生命深處縈回不去,直到晚年他還寫過多篇文章,懷念少小時一起熱情地信仰過的同伴。儘管1958年以後,他刪改了自己作品中有關無政府主義的內容,但是1959年5月,他在《我的幼年》注解中依然深情地說:「無政府主義使我滿意的地方是它重視個人自由,而又沒有一種正式的、嚴密的組織。……自然,這種生活裏也不是沒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滿了痛苦。所以我的作品中不斷地呻吟、叫苦,甚至發出了『靈魂的呼號』。」他和他筆下的許多人物一樣發出了「靈魂的呼號」,也正是這種呼號打動了萬千青年讀者。他向往自由,向往一個全新的社會。但他從來不是一個革命者,他對革命沒有興趣。所以,他的作品中總是有一種「憂鬱、悲哀的調子」,並不總是一片燦爛,到處是鋪滿鮮花的道路。相反的,那裏常常有人間的不平,有無可挽回的悲劇,包括最美好的東西在刹那消失……可以說,正是這樣的底色使得他的作品多了一些內涵,獲得了更多青年男女的共鳴。

在巴金的信仰中,更多的是對愛和真的追求,是對善良人性的尋找,在他早年的作品中,奉獻出來的完全是他的赤子之心,是他真實的內心世界。那個時候,青年巴金有自己的迷惘,有自己的困惑,苦苦地探尋著人生的答案,他真誠地敍說自己的憂傷和快樂,這一切都和那個時代的青年們是那麽合拍,他們在巴金的作品中發現了自己,似曾相識的所思所想,愛與恨,痛苦與悲哀,追求與失落……正因為巴金那種常常憂鬱的色調,同時也埋藏在許多人的內心深處,或者說他們的世界裏也曾有過這樣一盞燈,年輕讀者才會喜歡巴金的作品。是的,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應該有這樣一盞燈,只是有些人沒有明確地意識到,有些人抛棄了而已。在許多幽暗的長夜裏,是巴金把這盞燈重新點燃了。

1932年,28歲的巴金說:「我的許多年來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淚寫成的書,我的生活的目標無一不是在:幫助人,使每個人都得著春天,每顆心都得著光明,每個人的生活都得著幸福,每個人的發展都得著自由。」正是懷著這樣的理想,這樣的夢,他踏上了文學之途。

作為一個小說家,他在不惑之年就已攀上了他一生的峰頂,他自己也曾說過,他的黃金時代大致上是二十年,從1927年到1946年。《寒夜》之後,他最重要的創作生涯實際上已經過去,我對那個創造的巴金,將滿腔熱忱傾注筆端的巴金,眼眶中常含著淚水的巴金,孜孜於為年輕一代提供文學糧食的巴金充滿敬意。在那個二十年中,他日夜致力於用筆構建一個精神世界,以此來抵抗世俗社會的平庸、腐朽、肮髒,用他的筆反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譴責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批判一切與人性相違背的家族專制,努力掙脫舊觀念、舊價值的鎖鏈。當然,他只是一個單純的、乾淨的文學中人,他只是用文學作為入世之媒,在自己的崗位上扮演了一個獨立的角色,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他開創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辦的文學期刊,都注定了要載入出版史、文學史。

今天,還遠不是為巴金的文學成就蓋棺定論的時候,文學只有放在時間的長河中,經歷時間的淘洗,才能分出來,哪是金子,哪是泥沙。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巴金對理想主義的那份真誠,不能否認,他早年的作品曾震撼過、滋養過幾代人。雖然巴金直到臨終之時,還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一個從少年時代起就追求無拘無束的精神生活,一心向往一個沒有任何世俗羈絆的人,最後卻籠罩在世俗的榮耀和名聲中,想解脫也解脫不了,這真是莫大的悲哀。誠然,我們也不該忘記,他在1949年以後主動選擇了留在「單位」外,不拿工資而靠稿酬生活。

由於不可抗拒的時代原因,巴金真正的文學創作生涯實際上在1949年就結束了,而且「文革」十年連唱讚歌的自由也被剝奪殆盡,當他有機會再次拿起筆時,燈光已漸漸黯淡,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還有許多未了的心願,他要發起建立現代文學館,他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他為自己曾聽信過謊言,說過假話而痛心疾首,悔之莫及,他大聲呼喊「講真話」,並以垂暮之年留下了一部《隨想錄》。在他生命的兩頭,一頭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這些沈甸甸的長篇小說,另一頭是講真話的《隨想錄》,雖然真話還說得不夠、說得不透,但如果不是這些文字為他挽回的榮譽,巴金將死不眠目。

在輾轉於病床的時光,巴金曾一次次地向家人、醫生、記者提出安樂死的願望,甚至向女兒發過脾氣,說不尊重他,不把他當人看。其實,他不知道他的生命早已不屬於自己,他的生死也不是他的家人、醫生所能決定的。在一個無所不能的政府之下,這位少年時代起就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世紀老人,最終連求安樂死都不能。這真是對他的無政府主義理想最辛辣的嘲諷。

「遠遠的紅燈啊,
請挨近一些兒吧」

這聲音很遠,這聲音也很近,燈熄了,巴金老人終於走完了他的長長一生。

──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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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0 11: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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