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日訊】每一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我也不例外。儘管偶像會隨著各種原因發生變化，但是，偶像總是偶像，該消失的消失，不該消失的永遠會聳立在人們心中和佔據著歷史的地位，這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近日，從網上看到一篇有關劉賓雁先生的文章，說劉賓雁先生已經八十歲的高齡了，頓時，我百感交集，這位一直聳立在我心中的偶像再次深深感動了我，使我陷入了深沈的思考和追憶……
“劉賓雁先生，我們大陸老百姓都很想念你呀！”
其實，我並不認識劉賓雁先生，就像不認識江澤民和胡錦濤一樣，但是，在我和我這等年紀。經歷。閱歷相同的人，特別是稍有點思想和中國良心的人，恐怕還沒有人不從內心敬佩劉賓雁先生，因為，劉賓雁先生是一個真正的。大寫的中國人，他頂天立地。不畏權勢。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雖曾為中共高官，但卻從不唯上媚俗，從不向權勢邪惡低頭，因此，先生一生坎坷，多災多難，最終，被拒之國門外，使得先生有國不能投，有家不能歸，更讓人們難以割捨地是在國內再也聽不到他那為人民發聾震聵的鼓與呼了，記得去年在《自由亞洲》電臺的節目中，先生作為特邀嘉賓回答聽眾的提問，我請楚地記得廣西省的一位聽眾對先生說：“劉賓雁先生，我們大陸老百姓都很想念你呀！”這一句話不多，但是，他卻真實地反映了老百姓的心聲。同時，也更加凸顯了先生的人格魅力及其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地位。我想，這決不是那些自稱“三個代表”的黨魁政要們所能比擬的，甚至，也是一些反共反專制獨裁鬥志有餘而對民主認識不足且人格缺陷的所謂“民運人士”無法企及的。當然，此文是寫劉賓雁先生，本與其他無關，但是，在此，我不能不想到民運界內以及人民群眾的反映：“罵共產黨不好是真實，但是，反對共產黨的未必都是好人。”我認為此言不虛，而在此提及，應該說對一些嚴重脫離實際和人民群眾及不注意自身素養形象的“民運人士”而言，恐怕也並非是多餘的。
準確地講，知道劉賓雁先生是1979年在黑龍江工作其間，當時，先生剛剛從二十年的右派苦難生涯中解放出來，用先生的話講是“從冷凍在二十年的冰箱裏走出來！”但是，先生一回到社會，立刻又投身到社會，關注起人間的冷暖和民眾的疾苦。當時，他以《人民日報》特約記者的身份，深入到黑龍江省呼蘭縣，對人民群眾反應強烈的特大貪汙犯王守信一案進行了深入地調查，寫出了轟動全國的長篇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揭露了中共官場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醜惡行徑，從那時起，人民就由此受到啟示，感覺到中國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僅僅依靠所謂的“撥亂反正”和結束文革，並不可能給國家帶來長治久安和為人民帶來福祉。我清楚地記得人們在爭相閱讀這篇文章時，無不都感慨萬端，為剛走出政治瘋狂的虎穴又進入經濟掠奪的狼窩而憂慮。時至今日，歷史已經無可爭議地證明：劉賓雁先生當年筆下的《人妖》現已是鋪天蓋地，惡貫神州。比起今日的大小貪官來，那個名噪一時的王守信也只能是小巫見大巫自愧不如了。而人們的擔心也正在被應驗著…………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到八十年代最活躍的時期，也就是說在以中共的政治改革派的領軍人物胡耀邦、趙紫陽主政之時，劉賓雁先生和大多數中國人民一樣，沐浴在改革的春風裏，充分地發揮著自己的作用，他在擔任著《人民日報》社長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之時，仍不望深入群眾，關注社會。經常以普通記者和作家的身份撰寫反映人民群眾疾苦的文章，既使我這個經常忙於警務的員警，也不忘找先生的文章讀，至今，我仍記得先生在一篇文章裏這樣描寫一位中國人：“在高高的電線杆下，一個像知識份子模樣的人站在那裏好像在等公共汽車，從他那張明顯缺乏營養而且寫滿滄桑的臉龐以及呆滯的目光裏，我斷定他像許多中國人一樣地有過許多不幸和無奈。於是，我感到了一種無名的沈重…………”這一段描寫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裏，每當我看到一些如先生筆下的中國人時，我就能立即想到先生的這段話，而且心中不乏一種沈重感。也許，這就是文學的魅力和作用。不過，我想，不論是什麼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還是所謂的什麼“民運人士”、“政治反對派”，如果他缺乏基本的良知和道義以及對人的關愛和同情心，那他將什麼也不是，當然，他也寫不出流芳百世為人永遠銘記不忘的好文章，李杜詩篇之所以萬口傳，就是因為他們情系祖國心愛人民，說良心話，做良心事。劉賓雁先生的文章之所以為人們所不忘，也同樣是與他的人格魅力不可分割的。借此，我不能不再次提醒自己和一些需要提醒的朋友，不要覺著自己反專制求民主並為此付出點代價就了不起啦，就飄飄然啦，做事脫離實際，說話言不由衷，寫文章假大空，這些與專制獨裁者無貳的行徑不但無益于民主大業，同樣也得不到廣大人民的認可。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的分界線就在於做為人能否真實地反應事物的本來面目，專制獨裁者們放棄了真善美與人類文明為敵從而自取滅亡的前車之鑒雖然尚為被執政的中共所汲取，但是，作為我們一些有志於民族復興和民主事業的人絕不能蔬於個人品質的修養，文明層次的提高。否則，我們就真的會如老百姓所說“共產黨不是好東西，可誰又是好人哪？”如果我們不能在老百姓中間樹立起良好的形象，我們就根本不配做什麼“民運人士”“異見人士”。當然，也就無法去和人民一起去為中國的民主做出任何貢獻。試想：如果劉賓雁先生來到老百姓中間，他所受到的歡迎程度不但不能和中共的官員同日而語，恐怕也是我們一些所謂的“民運人物”甚至是個別自我膨脹的“先驅”“之父”們所望塵莫及的。這絕不是無的放矢，前幾天，我到農村做調查時，就有農民問我關於劉賓雁的消息，並不無感慨地說：“現在，像劉賓雁那樣的人很少了！”儘管農民們可能對政治不甚瞭解，但也足以反映出劉賓雁先生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極其深刻的影響。因此，對我們所有追求進步的人來說，劉賓雁先生足資楷模。用哈威爾先生的話就是：“民主和專制的較量，最終的較量是人格的較量。”一言以蔽之，在說多餘的也就沒有用了。
胡趙時期，劉賓雁先生為改革竭盡所能，鞠躬盡瘁，奔走呼號，成績斐然。他擔任著許多刊物的主編和顧問，其中有《法制文學選刊》、〈〈法律諮詢〉〉等。也因此，他與我的恩師于浩成交往甚密，在1986年春，于浩成老師給我寄來一張與劉賓雁先生等人的照片，其中還有邵燕祥先生、戈揚先生、沈昌文先生等人。那時的劉賓雁先生雖不能說是風華正茂，倒也是如松似柏，挺挺拔拔。這張照片我一直珍藏在影集裏，雖歷經三次抄家，直今仍完好無損。每當我思念恩師于浩成時，就打開影集，默默地注視著於老師和劉賓雁先生等人的像，回憶著他們的功績，歎息著他們現在的處境和無奈，痛恨著獨裁的惡行，同時，也激勵著自己奮鬥的決心，鼓舞著自己的鬥志。也許，這就是個人心目中偶像的作用，榜樣的力量。……
讓劉賓雁先生及那些像劉賓雁一樣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的人士回到祖國罷！
2001年夏季，我在北京上訪其間拜會許良英先生時，德高望重的許先生在向我談論中國的民主和從事民運的國內外有關人士的個人品質時，對劉賓雁先生也是推崇備至。在許先生的心目中，劉賓雁先生是中國的良心和知識份子的脊樑。用許先生的話說：“是條漢子！”與此同時，許先生也不無遺憾地提到一些所謂的“民運人士”政治品質和人格問題。許先生說：“如果連做人都成問題，還搞什麼民運！”
是的，做人是一個大問題。中國需要民主，就向需要空氣一樣。但是更需要為民主奮鬥的好人，只有許許多多向劉賓雁先生這樣百折不撓、視功名利祿如糞土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真正民運人士才能推動中國的民主前進，才能獲得人民的認可和支援。否則，總是在圈子裏爭論什麼體制內體制外、什麼黨什麼派的，實在讓人感到厭煩和失望。君等不見，真正在中國搞民運的，並不都是海外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什麼人物，也不全是國內的什麼“民運人士”，卻是那些默默無聞的民間人士在辛勤工作。如剛剛獲得“尤裏西斯報告文學獎”的陳桂隷夫婦，他們對中國農民的維權作出的貢獻已是有目共睹。同時，被輿論界譽為“是繼劉賓雁以來的又一位反映社會現實的報告文學家”。所以，“天地之間有杆稱，那稱砣就是老百姓”這句一點也不假，當中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已喪失殆盡的時候，我們任何一個矢志於中國進步事業的人士都不能忘記提高自己，否則，不僅愧對人民，也對不起個人的選擇和付出。
因為從網上看到一篇有關劉賓雁先生的文章才使我的腦海裏再次浮現出自己的一樽偶像，並引出這些話。儘管人微言輕，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公民，充分地行使自己的話語權，表達個人的觀點，抒發感情上的喜怒哀樂，恐怕並非是多餘的。至於別人的看法如何，也就讓他見仁見智去罷！不過，真的能使一些同道引起共鳴，倒也是幸事一件，也不枉我在此想念劉賓雁先生一場，潑費筆墨一回。
我有個怪異的想法，人活著時應看到別人的評價和毀譽。這樣，可以促使人多做好事，少幹壞事。否則，總是“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的歷史文化現象著實可惡，它使得多少流氓政客成功地統治天下，禍害國民。雖然，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根絕這一現象，但我們這些追求民主政治的人現在就應透明一些，不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都要坦坦蕩蕩，嘻笑怒駡，皆成文章。如此一來，將會象大浪淘沙那樣，最終會在中國的民運戰線上磨練出一枝純潔的隊伍，而象劉賓雁先生這樣的人，將肯定是隊伍中的一員或准旗手。我特寫下此文，以表達對劉賓雁先生的思念。
最後，我在此向胡溫新政權呼籲：希望你們念都是中國同胞的情份，為了國家的進步事業和聲譽，本著人道主義原則，讓劉賓雁先生及那些象劉賓雁一樣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的人士回到祖國罷！
作者簡歷
1953年出生于江蘇省豐縣。因文革初中後即綴學。1972年隨父在黑龍江省林業部門工作。1973年當兵，任班、文書。1977年復原到黑龍江省糧食系統工作。1980年至年在黑龍江省公安部門工作。任股級偵察員。曾因公致殘。1986年至1997年在江蘇省徐州市公安局工作，再次因公致殘。投身民運，捐款給絕食的大學生。後被公安機關通報批評處理。1994年新年在於浩成先生家中結識王丹，並與其保持密切聯繫。參與捐款支援”互助基金會”1995年春，王丹再次被捕後，扔予以關注。先後寄錢物給其家中。1996年月王丹被判年重刑，同年月，俆州市公安局根據北京情報。研究決定予以辭退。因負傷在家，於1997年3月宣佈。1997年至年在外流浪，依靠乞討治病和生存。1998年被徐州市公安局從上海市帶回。1999年元月，為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呼籲而被判刑年。2001年月又因”煽動巔複國家政權犯罪嫌疑”刑事拘留。後取保後審一年。曾在中國公安戰線曾獲三級警督。三等功臣。國家二等乙級傷殘員警。現仍在第二次負傷未癒的治療其間。由於無收入，僅靠朋友捐助及微薄稿費生存。
──轉載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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