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日訊】梁啟超——「我年輕時受知於兩位老前輩，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又一位便是梁任公啟超先生。」
梁漱溟15歲時就遍覓梁啟超著作及所編報刊共約5、6百萬字飽讀一過，寢饋其中約3、4年，慕梁大名而深嚮往其思想精神。但梁啟超比梁漱溟大20歲，且梁漱溟的父親生前曾往訪梁啟超四次未得一見，投書兩度未得一複，梁漱溟當然不敢唐突冒昧再去尋訪梁啟超了。
1920年某日，名滿天下的梁啟超偕同蜚聲軍界的蔣百里及林宰平，攜長子梁思成「移尊枉步訪於我家。由此乃時常往還。」梁啟超好佛學，早在戊戌政變時，和譚嗣同因同好佛學而時相探討。「他之所以首先來我家看我，也是因為聽說我是一個研究佛學的人。」這「聽說」，除了報章雜誌的介紹外，就是聽同來的林宰平所說。林宰平是梁漱溟「衷心尊敬服膺的一位長者」，「其人品之可欽敬，其學識之可佩服，為我一生所僅見」。林宰平「受梁任公先生臨終委託為其畢生寫作審訂出版之事」。熊十力挽林宰平聯曰：德備清和，先生既聖；學究今古，當世幾人。
1925年梁漱溟編印了其先父的遺書，送給梁啟超一部。「書中有先父自記屢訪不遇投書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歎。」梁漱溟附信特地指出這段話，請梁啟超過目。梁啟超「回信痛哭流涕數百言，深自咎責。囑我於春秋上祭時，為他昭告說‘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蓋先父於慨歎其慢士之餘，仍以救國大任期望於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當為心快，而在我為人子者，當然十分感激他。」
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鉅子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梁漱溟曾不時去看望梁啟超。一次，「看見他正俯在案上，恭筆正楷地在裱好了的壽屏上寫字，這壽屏正是他為老師康有為70壽辰而作而寫的。」此前，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在政治上已分道揚鑣。張勳復辟，康被任命為弼德院院長；段祺瑞、梁啟超馬廠誓師，討逆檄文出自梁的手筆。梁漱溟深自感服於「任公幾十年前所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氣度、精神之餘，亦慨歎於梁啟超之篤於師生之誼，念舊情深。
對於梁啟超本人的的政治敗筆，梁漱溟亦不諱言。「復辟既敗，共和三造，段梁攜手執政……但千不該，萬不該，不肯恢復國會，而另造新國會，以致破壞法統，引起‘護法之役’，陷國家於內戰連年。」
辜鴻銘——「……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他竟參予了中外當局折沖交涉，為國家貢獻非小……」
梁漱溟在北大文科哲學系時，辜鴻銘在北大文科教歐洲各國文學史。梁辜曾相遇，卻沒說話，蓋因梁漱溟當時才25歲，「少年氣傲」也。
梁漱溟有感於兵連禍結，寫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主張組織國民息兵會，印了幾千冊散發，也放了一些在北大教員休息室的桌子上，任人自取。某日，梁漱溟與辜鴻銘邂逅於教員休息室內。「此老身量高於我，著舊式衣帽，老氣橫秋。彼時我年只二十五，而此老則大約七十內外了。」辜鴻銘隨手取了一冊《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翻了翻，「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有心哉！他既不對我說話，而我少年氣傲，亦即不向他請教。今日思之不免歉然。」
馬一浮——「千年國粹，一代儒宗。」
據梁培寬先生回憶文章：梁漱溟與馬一浮初識在1921年，當時馬一浮以兩部木板刻字重印的古籍相贈，一部是宋儒楊慈湖的《先聖大訓》，另一部是明儒羅近溪的《旰壇直詮》。梁漱溟對梁培寬說過：馬老送給的這兩部書他讀後受益不淺而深愛之。尤其是羅近溪的那一部對他啟發甚多，影響尤大。1922年，梁漱溟書寫了一條幅：「毫忽不能昧斯須不敢瞞——春日讀近溪集有省」，裝裱起來，懸於室內以自勉自勵。
1932年，梁漱溟拜謁馬一浮於杭州寓所，自稱後學。有烏以風描述當時情景：「梁漱溟先生謁先生於延定巷。入門，梁先生長揖下拜，表示尊敬之意。先生答禮。就坐。先生問梁先生近做何事業。梁先生因談論鄉村建設理論與心得，滔滔不絕。既出，先生謂予曰：梁先生有辯才」。「先生頗以梁先生只注重事功而忽視心性根源，尚須商量。」
1939年，梁漱溟巡曆敵後各遊擊區後返回重慶，馬一浮當時在樂山，對梁漱溟的敵後之行說了八個字：「行勞天下，比於禹墨。」又另外稱道曰：「出生入死，奔赴敵後。」
1957年、1961年梁漱溟或專程或順途赴滬杭拜訪馬一浮、周孝懷、蔣維喬。馬一浮特意介紹梁漱溟去拜訪薛福成（李鴻章幕府，學問為馬一浮極力稱道）。
1962年，梁漱溟托學生給馬一浮帶去了《讀熊著各書書後》一長文，得馬一浮復信曰：「星賢來辱手教見示。尊撰寫熊著書後粗略一過，深佩抉擇之精。熊著之失正坐二執二取，鶩於辯說而忽於躬行，遂致墮增上謾而不自知；迷覆已成，虛受無望，但有痛惜。尊論直抉其弊而不沒所長，使後來讀者可昭然無惑。」此手劄獨得免於文革丙火，可謂有幸有緣。
一九八零年，馬一浮平反追悼會在杭州舉行，梁漱溟發去挽電：「千年國粹，一代儒宗。」
章士釗——「行嚴先生在學術界才思敏給，冠絕一時，……但多才多藝亦複多欲。細行不檢……」
梁漱溟成名之作論印度佛學的《究元決疑論》最早是投寄給上海章士釗的《甲寅》雜誌的，適值章因奔走倒袁離滬，稿子為商務印書館的蔣竹莊（維喬）所得，遂發表在《東方》雜誌上。
先師視自己論民族樂律的稿子珍同拱璧，卻放心交給梁公轉請章士釗設法帶到香港尋求發表（時在70年代初期）。先師在世時同我講過此事，先師去世後樑公也同我講過此事。
王國維——「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王國維先生字靜安。我先於一九二零年在上海張孟劬、張東蓀昆仲家見到一面。他頭頂有小髮辮，如前清時那樣，說話時鄉土音很重，而且神情靜斂寡言。我雖夙仰大名，讀過他的著作，卻未敢向他請教，亦因我於他的學問全然一個外行也。
「後來一九二五年清華大學增設國學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陳寅恪、趙元任和靜安先生四位先生為導師，而我適亦借居清華園內，從而有機會再見到他，且因我編訂先父年譜，在體例上有所請教，談過一些話，其神情一如上海見到時。梁任公家在天津，而講學則在京，故爾，每每往來京津兩地。某日從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談及他風聞紅色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途中如何侮慢知識份子的一些傳說。這消息大大刺激了靜安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遺筆，直奔頤和園，在魚藻軒前投水自沈。我聞訊趕往目睹之下，追懷我先父昔年自沈於積水潭後，有知交致挽聯雲：」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來哀挽靜安先生。」
陳寅恪——「大學問家」。
梁漱溟說「我與陳先生疊有晤會機緣，先在桂林；後在南京俞大維家。在俞家一面則陳方從英國回來，雙目失明矣。」
梁公對王國維、陳寅恪的學養德行推崇備至的同時，亦感歎於倆「大學問家」對哲學缺乏慧悟。
「王靜安先生有言：餘疲於哲學有日矣。（按：王先生譯出日本文哲學書最早）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而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也。另一位大學問家陳寅恪先生亦曾有言：哲學紛無定論，宗教難起信心。此其感想與前王先生之言甚相類似，吾故連類及之。如兩先生既各有過人之才智，蔚成其學養及其不朽的著作，而竟然若是缺乏哲學的慧悟，則信乎人的才智聰明各有所偏至也。」
胡適——「胡先生為人平正和易」。
「一九一七年，我與胡適前後相差兩個月到北京大學。那年胡適二十六歲，我二十五歲……他最早開始用白話文寫文章……這是開創性的……這是他的功勞。」
「胡先生頭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能不歸功於他。」
「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卷上，下卷就寫不出來。因為他對佛教找不見門徑，對佛教的禪宗就更無法動筆，只得做一些考證；他想研究佛法，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識字……禪宗不立語言文字，胡先生對此就無辦法。」
陳獨秀——「其為人圭角畢露，其言論鋒芒逼人」。
梁漱溟與陳獨秀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李大釗請客的一次飯局上。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南陳北李」，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兩大創始人的李大釗、陳獨秀曾是梁漱溟的至交和同僚。
梁漱溟高度讚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梁公將陳獨秀同胡適之作比較：「……然未若陳先生之精闢廉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
「胡先生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幹。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屬新文化運動的靈魂。此則唯借陳先生對於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乃得引發開展。自清末以來數十年中西文化的較量鬥爭，至此乃追究到最後，乃徹見根底。」
梁公對陳獨秀的為人處世則不贊一詞，稱他「細行不檢，於人口實」，「其為人圭角畢露」。這使人想起了魯迅對陳、胡的評論。魯迅說：如果把人的韜略比作武庫，那仲甫是在門口貼著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內皆武器，來者小心！」；適之則是寫著「內無武器，來人放心。」梁漱溟作為哲學家，其議論平實、準確；魯迅作為小說家、雜文家其描述詼諧、深刻。然二人「所見略同也」！
熊十力——「熊先生精力壯盛時，不少傳世之作。」
梁漱溟與熊十力的相識富有戲劇性。梁公在成名作《究元決疑論》中評議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尊佛法，對熊十力說佛家使人流蕩失守的議論指名道姓責斥「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無知……」。不意熊十力樂而受之，給梁漱溟寫信，說讀到梁的文章，「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細談。」不久，熊即從天津來京與梁把握快談。這便是梁漱溟與熊十力四十餘年交誼的端始。
熊十力入南京支那內學院求學，轉而講學，又入北大講學，皆得力於梁漱溟的介紹、推薦。多年來，熊與梁漱溟的學生多人隨同梁公進退，同住同行，相從不離。梁公雖從未有絲毫以師長自居之意，為文作書，從來以同輩視熊；實際上，熊十力曾從學於梁漱溟則是事實無疑。
梁漱溟與熊十力「雖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而在治學談學上卻難契合無間。」梁公將此歸結於「由於先生與我彼此性格不同」。梁漱溟對於學術問題非常嚴肅、認真，決不隨和、苟且。梁公在稱讚「熊先生精力壯盛時，不少傳世之作」後，即毫不客氣地指出「比及暮年則意氣自雄，時有差錯，藐視一切，不惜詆斥昔賢。……吾在《書後》一文中，分別的或致其誠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歎其荒唐，要皆忠於學術也。學術天下公器，忠於學術即吾所以忠於先生。吾不敢有負於四十年交誼也。」
康有為——「康之為人無足取也（康之為人行事越到後來越惡劣）。」
1912年，梁漱溟送妹妹到西安某女校教書。在西安逗留期間常去臥龍寺盤桓，聽寺僧講，「康有為嘗來此寺將珍藏於寺中的部分佛典逕自攜去據為己有。康有為海內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聞知此事深感不平」。梁漱溟回到北京後，就著手依據法律途徑，運用法律手段，迫使康有為歸還佛典。為此，梁公走訪請教了名律師黃遠庸。（因手頭缺有關資料，容後補充。）
黃遠庸——「……在輿論界的影響僅次於梁啟超、章太炎諸先輩。」
梁漱溟因欲狀告康有為借竊古書而向黃遠庸諮詢請教法律問題，這是梁黃的首次見面。
梁啟超名文《中國三少年》所讚賞的民初三個有為青年第一人就是黃遠庸，餘二人為張君勱、藍公武。
「當時黃遠生（黃遠庸以筆名遠生行世——筆者按）作為名律師、名記者居處考究，但對我這身著竹布長衫的青年毫無輕慢之意，接談得極為懇切，對我提出的各項問題，答復甚仔細，指點得很耐心。」「我與黃遠生前後僅三次見面而甚相契，是因彼此肯定對方的為人。」
1913年，梁漱溟編了一冊《晚周漢魏文鈔》，登門求黃作序，黃慨然允諾，序文中亦多對青年後生嘉許鼓勵之意，令梁漱溟75年後仍「至今難忘」。
梁漱溟的成名之作《究元決疑論》即有感於黃遠生的橫死而作。
黃遠生為袁世凱所脅迫，時人誤黃為袁黨。梁漱溟則「終覺其操行可信，當不至如此。」黃遠生歎複曰：「決不敢謂足下所疑之過情，且深感足下既見疑矣，乃不以為不可教，且譽其操行可信，遠庸不知何修而得此於足下」。黃遠生逃脫袁世凱的魔爪，只身潛抵上海，不久赴美，旋即為國民黨刺殺，死於非命。消息傳來，梁漱溟「痛心之極，深憾沒有來得及把我剛找到的真理貢獻給他。此真理即指佛家對人生的認識。以是之故，我遂有《究元決疑論》之作。結束語便是：」餘欲造新發心論而未就，比見黃君遠生《想影錄》悲心憤湧不能自勝，亟草此篇，原為世間拔諸疑惑苦惱，惜遠生不及見矣！
馮友蘭——「芝生老同學」。
1984年2月6日至9日，我應梁公之邀在北京梁公木樨地22摟寓所聽梁公談毛澤東，曾親見一位身軀高大肥碩長髯的老者來拜訪梁公，梁公起身迎他，來人稱梁「梁老師」，梁答曰：「不敢當」。這是我親耳聽到他們之間的對答。後來我看到一張馮友蘭家居的相片，感到那位老者很可能就是馮友蘭。
梁公因成名早，25歲即執教北大，許多學生與他年相若，有的還大很多。梁公長子梁培寬先生告訴我：梁公從不稱他們為學生或視為門人弟子，總是以「同學」相稱相待，即使對追隨他多年的學生也如此。馮友蘭是梁公所執教哲學系班的學生，梁公對其迎合江青，批判孔子的言行幷不留情面，多有批評指責，但在禮儀上則一如既往，不以老師自居，也不慢待他。梁公有信致馮友蘭，稱其「芝生老同學如晤」即是明證。何為「不亢」，此之謂也。梁公舉手投足，言行隨意，已達儒家「隨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也！
梁漱溟去世後，馮友蘭挽梁公聯曰：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盧作孚——「盧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懷念的朋友。」
盧作孚是中國近代交通運輸業的鼻祖。毛澤東談民族工業時說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講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化學工業不能忘記範旭東，講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梁漱溟與盧作孚結交在抗日初期的1937年。1941年梁漱溟將自己創辦的勉仁中學遷至北碚，四六年梁漱溟從政界退出，息影北碚3年，著述《中國文化要義》。梁漱溟在北碚所從事的種種活動，都得到盧作孚及其胞弟盧子英的熱心支持和幫助。
梁漱溟在同盧作孚的交往中，「感到作孚先生人品極高。我嘗對人說：」此人再好不過！他心中完全沒有自己，滿腔裏是為社會服務的事業。這樣的品格，這樣的人，在社會上找不到。‘作孚先生有過人的開創膽略，又具有傑出的組織管理才能，這是人所共見。人們對他瞭解較多的在此，人們常稱道他的自然也多在此，但豈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更是極難的呀！
「作孚先生是民生輪船公司的創辦人和領導者。他在當時舊中國，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的情況下，創辦民族工業，迂回曲折，力抵於成，真可謂艱難創業，功在社會。」
梁漱溟早在1918年前後就聽周孝懷老先生對盧作孚稱讚備至。時隔六十五年，梁漱溟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周老將拇指一翹，說道：」論人品，可以算這個！
這麼一個好人，有大功於國家社會的大好人，卻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慘遭橫死，被逼自縊身亡。梁漱溟1983年作文紀念盧作孚時，感慨系之：「作孚先生與我是同年……如果他今天仍健在，也當是九十歲高齡了。」梁公且一反作文常態，非常感情地寫道：「作孚先生是個事業家、實幹家，是個精神志慮超曠不凡的人！我們應當永遠向他學習！」
蔣百里——「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
「蔣先生素來熟習日本情況……他說：中國人固是大難臨頭，而最後失敗卻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這是1936年中國新年大年初一蔣百里在上海接待來訪的梁漱溟時談的。「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這是一九三七年初蔣百里對梁漱溟講的話。
這一年，蔣介石在約談梁漱溟時，梁轉達了蔣百里自動請纓去山東視察防務的要求。蔣介石表示同意，幷說：「我即委託你陪同百里先生前去，幫助他多瞭解山東情況‘。梁蔣在山東見了韓複矩、胡宗南。後來，蔣百里出使歐洲，還給梁漱溟寄來一張明信片，」雖寥寥數語，而承他遠地相憶，頗動我心。「蔣百里堅持抗戰的議論傳誦一時，」然而料不到先生本人卻竟未及親見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惜！
張君勱——張君勱是忠厚長者。
我曾在一次聽梁漱溟先生談話時插話問梁公：張君勱，《毛選》裏毛澤東可把他罵慘了。梁公說：「他不瞭解張君勱。張君勱是個老實人。其實，老實人，不是一個聰明人，忠厚長者。」
張申府
「更有少時與我為同學友，而其時卻正求學於北大的，如雷國能（在法科）如張申府（崧年，在理科）諸兄是。」「申府好收書，又多舊藏。申府富於學識，資助我者不少。（70年前張申府與我在順天中學同學）。」
據先師講，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梁漱溟、李大釗、張申府、雷國能四人有一張合影，被中共作為李大釗早期活動照片收在中共黨史資料裏。
朱謙之
「同學中特出人物莫如朱謙之，後來與我關係非淺；我曾資助其赴日本留學。謙之收藏頗富，得其助益不少。朱謙之故後，其夫人何絳雲猶時時供給一些。」
任繼愈
「任繼愈不行。任寫了篇文章評論宗教的，也可以說是詆毀宗教的。毛看到了，也許是送給他看的。
毛大為欣賞，馬上成立宗教研究所，派任繼愈當所長。所長不能光杆一個，要網羅一批人，我記得我一個最熟的朋友叫朱謙之的被拉去參加這個宗教研究所。」
這是筆者記錄的1985年8月11日上午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談話。
杜心武——「杜先生於道家之學造詣不淺」。
「據我所知，先生……自幼（八歲）好習武藝，結交名手，竟以此蕩其家產。十四歲即在川黔滇一帶山區為商旅保鏢。以加入哥老幫會頗早，年輩居上海黃金榮、杜月笙之前……」
梁漱溟與杜心武相識結交約在1919年，其時，杜心武在農林部任職。杜心武20餘歲時棄武習文，考中秀才，旋又東渡日本求學，畢業於西京帝國大學農科。其間，結識了宋教仁。辛亥後，宋教仁出長農林部，遂引薦杜入農林部任職。
1928年，梁漱溟與杜心武相會於上海。「午飯時，主人為我備有素菜，以我習慣不肉食故.因而引起杜先生談其不同意見。大意謂佛家之茹素及其靜坐法皆於人生非宜。道以自然為宗……道家是‘性’‘命’雙修的，先修命以為基礎；佛家乃遺命而修性者。自古道家以養生為主，杜先生之言固是其代表。……拳術之至者通於道。道非它，性命自然之理耳。通於道，可得‘神全’。因述其少年時所遇矮師之事。……於旅客中遇一老人奇矮。自己年方少，好弄，輒戲耍狎侮之。老人戒勿逞能，以若所能者不堪一較量。試相較量，自己每被擊中而不得一擊老人。於是叩頭拜認師尊，請問姓字。老人曰但以矮師稱呼我可也。自己內心總不甘服，其後曾伺隙進擊者兩次，亦均失敗。一次值老人俯首就地洗面，從其身後猛然一棒。棒下，面盆碎於地，乃見老人迎面而立，指笑我淘氣。一次值老人雙手端持一鍋燉肉脅持碗筷而行，又從其後猛然一棒，則見老人穩立對面，所奉食具竟無一失。不禁訝問：」難道你老背上還有眼睛麼？‘老人答云：「何必眼睛才是眼睛。’——以為通身全有眼睛之用。」
杜心武曾在全國國術比賽表演大會上應群眾堅請表演步法，「起步行走如常人，徐徐為周圈繞行而已。台下眾人方嘩笑不滿意之間，臺上忽而步法展開如飛，迅即如閃電，不見其身，但見一黑影團團而轉。正在台下駭異轟動時，先生在臺上則悠然而止，穩立台心，向群眾微笑點首，面不改色，氣息宛如平常焉。」
梁漱溟從生命、宇宙、自然的高度來演繹這一現象：「此一表演，人或贊為絕技，而實非一種技巧。《莊子》不雲乎‘臣之所好者道也，而進乎技矣！’試問外國體育家賽跑，縱然最快者誰又能達此境地？而且所難者猶不在其快速，而難在氣不喘噓，面不改色。」「……人類生命特點在得解放於動物式的本能進入理智生活一路。通常在對外行動時，人以意識揀擇和後天習慣來代替自發的本能，同時人身內部生理氣血運行則付之植物性神經，不須經過意識。但道家於此，全然翻轉來，既在內部生理運行上滲入自覺意識，而可能達於某種的自主自如，而當其對外則往往任天而動，無所容心。此時他的身體動作（例如步行）徑可接通宇宙生命自然之力（此為動物式本能之所從出而遠超過之），不用人為之力，是以他逸而不勞也。」「即此一事，可見杜先生於道家之學造詣不淺。」
梁漱溟洵洵大儒，又是位虔誠的佛教徒，但他毫無門戶之見，於杜心武的道家修為傾心推許，廣為傳揚。
杜月笙——「我願陪梁先生同去同回」。
1941年，梁漱溟赴香港創辦《光明報》。當時在香港避難的青幫頭子杜月笙竟在某日請梁漱溟一個人到「告羅士打」酒店的雅座「吃茶」。「杜一見面，首先講了許多恭維的話，說什麼我在《光明報》上發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許多人都表示贊同，等等。然後話題一轉，說：」重慶方面很希望先生回去，有什麼主張，盡可以與蔣先生面談。當面交換意見不是更好嗎？‘他還說：「我們這些人素以信義著於天下，說話從來是算數的。我願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漱溟婉言拒絕了他。杜月笙後來還請了梁漱溟吃茶，仍碰了軟釘子。
（因流亡海外，有關資料欠缺，個別人物無法撰寫，暫付闕如。敬祈讀者原諒。）
【原載《北京之春》06年5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