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儘管中共早已成為大陸民眾的眾矢之的，但在大量的批評者和批判者當中，仍有不少人對中共的認識今天還停留於表面，沒有覺悟到它的本質就是邪惡的。
在有些人看來，中共固然不好，但還夠不上邪惡；在另一些人眼裡，中共雖然做了大量錯事、壞事，甚至犯了許多罪，但這些都是黨內的蛻化變質分子和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幹的，是黨的領袖在認識上發生失誤帶來的後果，不能因此就說共產黨的本質是壞的；還有人認為，儘管共產黨裡出了不少壞人，甚至有獨裁暴君，但黨本身還是好的；也有人覺得，中共是掌權後才慢慢變壞的，打江山時還是不錯的。
因為對中共的邪惡本質認識不清，這些人不免對共產黨仍抱有成度不同的幻想，對「三退」要麼持牴觸態度，要麼猶豫不決，因而影響了自身的被救度。要儘快轉變他們的思想，促使他們早日加入「三退」的洪流，就必須向他們解釋清楚為什麼說中共的本質是邪惡的。
一
話得先從什麼是邪惡說起。
大家知道，人類社會包含了不同的民族和國家，這些民族和國家有著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文明體系，而且這些制度和體系從古到今還在不斷的變化著。但是，不管它們彼此之間的差別和變化有多大，人類社會要存在、延續和發展，都必須具備一些共同的前提，其中之一就是人們在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文明體系下都必須共同遵守的那些行為準則和規範，也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因而被稱之為普世價值，或曰共同的善惡標準的那些東西。比如，敬畏天地神靈，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能為私慾而殺人，勿偷盜，不說謊，等等。它們構成了人類文明的底線，既是天意天道的體現，也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從歷史上看，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是在人類文明趨於成熟時，由各個民族的聖人制定並一代代流傳下來的。無論什麼時代和國家，一旦普世價值遭到踐踏破壞，社會就會發生變異和混亂，甚至走向崩潰。
明白了這點就不難理解什麼是邪惡了。什麼是邪惡？對普世價值的敵視和踐踏就是邪惡，而中共恰恰就是敵視和踐踏普世價值的典型！
中共對普世價值的敵視和踐踏源於共產黨共同的本性。
共產主義的教皇馬克思曾在青年時代的一首詩中寫道：
面對著整個的奸詐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撲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像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
可見，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即以造物主自居。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是馬克思的朋友。他曾這樣形容馬克思：「他儼然就是人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人是上帝。他要人們像神一樣崇拜他，把他作為偶像頂禮膜拜，否則就大加撻伐，或陰謀迫害。」
無獨有偶。24歲時，後來的中共黨魁毛澤東在德國哲學家泡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的中譯本上曾作了大量批註。在這些批註裡，毛直言不諱的表述了他的道德觀念，這些觀念伴隨了他的一生。
毛的道德觀念的核心是：「我」高於一切。他寫道，「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義務與責任毛概不承認，他說：「吾人惟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吾只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吾自欲逐行也，向誰負責任？」
泡爾生說：「毋殺人，毋盜竊，毋欺誣，皆良心中之無上之命令。」毛不以為然，說：「此等處吾不認為良心，認為人欲自衛其生而出於利害之觀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幹這些壞事，只是出於個人利害考慮，要是幹了不受懲罰，那就要幹。
晚年時，毛澤東還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過，他是禿子頭上打傘——無法無天。
將馬克思和毛澤東的這些話與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相對照，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共產黨堪稱是人世間自我膨脹到極點的代表，它惟我獨尊，目空一切，無法無天，為所欲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正是這種與生俱來的本性決定了它必然敵視和踐踏一切普世的價值規範。
通俗的講，在共產黨眼中，老子天下第一！我，只有我，才是主宰這個世界的救世主，才是絕對真理的掌握者。因此這世上的一切，都應該唯我的意志是從。我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誰都無權說三道四；誰要敢冒犯我，我就要把他打翻在地。試想，這樣一種黨，怎麼會把普世的價值規範放在眼裡，並受它的制約呢？！如果是這樣的話，也不叫共產黨了。正因為如此，中共不但在理論上一向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而且在行動上無所顧忌的踐踏它。毛澤東不是曾說過麼，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在共產黨的詞典裡，造反，不僅意味著顛覆一切現存的社會秩序，還意味著毀滅一切普世的價值規範。從這個角度講，中共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敵視和踐踏普世價值的歷史。
為什麼講它的本質是邪惡的，原因即在於此。如果說在這方面有誰可與之相比，那恐怕只有納粹德國等法西斯政權了。
二
中共的邪惡本質在它的所作所為中有著非常具體的體現。
就內容而言，所謂普世價值主要涉及三大關係，即人與天（神）、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系。共產黨對普世價值的敵視和踐踏，亦即它的邪惡，主要也體現在這三個方面。
縱觀古今中外，無論是西方的正教，還是東方的儒、釋、道，都告誡人們要信神敬天、從善惜福、感恩知報。在中國古代，皇帝們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稱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轄和制約，不時要下詔罪己，向天懺悔。這種對天意神靈的敬畏乃是普世價值在人神關系中的具體體現。但共產黨卻鼓吹無神，無佛，無道，認定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把一切信神敬天的傳統觀念統統斥之為「迷信」。為了摧毀人類的正信，它想方設法對有神論者進行洗腦，甚至不惜將他們批倒批臭，乃至肉體消滅。中共對宗教的迫害就是共產黨這種倒行逆施的一個典型例子。
在中國歷史上，儒教、道教和佛教都曾遭到過破壞。以佛教為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四次大的法難，史稱「三武一宗」滅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興道教而滅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滅，但卻尊崇儒教；周世宗滅佛其實僅僅是為了用佛像鑄錢，對於儒教和道教都未觸及，唯有中共是三教齊滅。
正如《九評共產黨》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共剛一建政，旋即就拉開了鎮壓傳統宗教的大幕，全面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在中共的暴力鎮壓下，原有的各種宗教團體相繼被瓦解和改造，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鎮壓了，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師的袍服歪曲佛經、道藏、聖經，從這些經典中為中共的政治運動找根據。
從此以後，在中國宗教界，只有做了「愛國」信徒才能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實際上，無論老百姓信的是什麼教，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行為上服從黨的指揮，承認共產黨是高於一切教會的。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黨則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要批准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黨需要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教徒們要高舉你們各自的信仰去遵行黨的旨意。如果不這麼做，就成為打擊、專政的對象。
三
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取自於自然，依賴於自然。因此，普世價值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就是強調要尊重和善待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比如，中國傳統文化講天人合一，人要尊重自然，承天順地，感恩惜福。但共產黨歷來都是反其道而行之。
恩格斯說：「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毛澤東又補上一句：「和對世界的改造」，這一畫龍點睛的補充，充分點明了共產黨對自然的態度，那就是改造和征服自然。中共更是目空一切，藐視天地自然，自以為人定勝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號稱天不怕，地不怕，並且好大喜功，樂於與天鬥與地鬥，妄想改天換地，以此滿足自我陶醉和主宰一切的慾望。
「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大躍進年代流行的這些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生動寫照。
但自然規律對於敢於冒犯它的狂妄自大者是無情的。五十多年來中共以戰天鬥地的姿態，對自然肆意搜刮掠奪，任行欺壓搾取，逆天地而行，並沒有讓「敢叫日月換新天」的癡心妄想如願的變成現實，只是把自古以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完完全全變成了利用與被利用、改造與被改造和征服與被征服的對立關係，最終不僅自食其果，而且導致了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給中華民族和子孫後代帶來了無窮的危害。
亂砍濫伐、堵河填海的結果，是中國自然生態的大破壞。至今，中國生態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海河、黃河斷流，淮河、長江的污染，把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血脈徹底切斷，甘肅、青海、內蒙、新疆草原消失，滾滾黃沙撲向中原大地。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國每年沙化土地面積從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國人均耕地近2畝，2003減少到1.43畝，在轟轟烈烈的「圈地」熱潮中最近幾年全國耕地就減少了1億畝，而圈起來的土地利用率僅佔43%。中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適合人類和牲畜飲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中國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突出。
四
誰都知道，要維繫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人們的行為就必須遵守一些基本的規範，比如不能隨意殺人，不能說謊，要守人倫，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這是普世價值在人與人關係中的基本體現。但中共從不把它們當回事，不但殺人如麻，說謊成性，而且隨心所慾的破壞道德人倫，肆意踐踏他人的人格尊嚴。
以殺人為例。早年的中共即以好殺著稱。當年，中共廣東「農運大王」彭湃曾厲聲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乾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
他傚法明末張獻忠發佈「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海陸豐暴動後有一萬數千人被殺，甚至出現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燒殺之慘烈，令人心驚膽顫。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謂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盤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從二千多萬下降到一千多萬，他們中許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
中共不僅在奪權時大開殺戒，掌權後依舊嗜好殺人。1951年，剛上台不久的中共就揮舞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如火如荼的所謂「鎮壓反革命分子」(史稱「鎮反」)運動。毛澤東明確指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使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說被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中甚至規定，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
與如火如荼的「鎮反」運動同時並舉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以「消滅地主階級」為目標的「土改運動」。「土改」中，殺地主是無須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說你「有罪」，你沒罪也就有了罪。你田多幾畝，錢多一點，生活比別人過得好一些……都是「罪」。當時，殺人大權掌握在區委書記手中，他想殺誰，就可以殺誰，不要講任何理由，不要經過任何手續，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攔。如果碰到嗜殺的區委書記，硃筆不留情，興之所致，在名單上一個一個勾畫下去，那一方的地主便遭殃了。據中共自己公佈的數據,到1952年底，全國共消滅「反革命分子」達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中共不但殺對手時殘酷無情，而且殺起自己人來也毫不手軟。早在上世紀初,中共就在它統治下的「蘇區」狂殺所謂的AB團，最後殺得自己的隊伍幾乎沒有多少會打仗的。夏曦是留蘇的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甚維克」之一，對1930年代蘇聯的「肅反」有親身體驗，相當傾慕斯大林掌控的克格勃。1931年4月，中共中央領袖王明派他去領導「湘鄂西邊區」。這位「欽差大臣」到達蘇區之後，立即效仿蘇聯建立「政治保衛局」，並親自主持工作，特別強調黨內鬥爭和審查幹部。為了確立黨的控制，大規模殺戮潛在的反對派，許多幹部都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處死。夏曦後來到了洪湖，與地方黨領袖發生爭執，他立即組織「肅反委員會」，審查全體黨員，大抓「反革命分子」。賀龍後來回憶說，夏曦殺了幾個月，一共殺死一萬多人，洪湖的縣、區幹部，差不多都殺光了；紅軍也被殺掉一萬左右，殺了幾十個紅軍連長。這位表面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殘酷打擊、無情鬥爭」，下手之狠毒，絕不留情。他看著柳直荀被拖到鬥爭台上亂棍暴打得喊救命，這時，只要他站出來說一句話，柳便可得救。但他卻閉著嘴一言不發，眼睜睜地地看著一同參加革命的老同學被活活打死。
中共八十多年的歷史堪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暴力殺人史。儘管在不同時期，中共殺人的多少不同，殺人的力度有所變化，但它的殺人本性從未改變過，也決不會改變。如果說中共的政權過去是靠暴力殺人來奪取和鞏固的，那麼今天的中共為了維繫這個日薄西山的政權仍在一如既往的殺人，只不過殺人的手段要比以前變得狡猾和隱蔽罷了。不僅如此,而且可以斷定，為了維護一己的私利中共明天仍然會繼續殺人。只要這個邪惡存在一天，中國人民頭上每天都會懸著一把屠刀,大家隨時都可能成為中共的刀下鬼。
概而言之，上述三方面實際上也就是對天意神靈的褻瀆、對自然的掠奪和破壞，對人的愚弄和踐踏。
如果說這樣一個敵視和踐踏普世價值，敢於挑戰文明底線的黨還不邪惡，那還有什麼是邪惡的呢？@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