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之歌 他鄉非故鄉

【大紀元10月31日訊】幾千年來中國人對故土有著深厚的情懷，漂泊流浪常伴著失根的哀戚。然而今日，中國正在離開其幾千年來形成的根基，從一個傳統的社會結構向一個新的未知的狀態過渡。其中，人口流動和職業變遷是最重要的表現。

中國的流通人口，主要由農村流出的大量失業農民。全中國在外地漂流的人口，超過三億人；另外一個流動的人口為大學畢業生流動就業、異地創業造成的人口流動，形成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大規模人口移動浪潮。

在海峽的另一端——台灣也出現了同樣的「流浪」社會。大環境景氣不佳、少子化、學歷貶值等，是促發流浪社會更為鮮明成形的關鍵主因。今年八月的台灣失業率達4.14％，意味著至少有四十五萬二千人失業。

在這群不算少數的失業人口中，卻包含那些學有專精、傳統上被認為是「鐵飯碗」的專業族群，特別是流浪教師、流浪警察、流浪博士、流浪教授等現象最受矚目。

漂流中的中國大陸
文 ◎ 季達

廣州火車站每年擠滿準備回鄉過年的農民工。（Getty Images）

據統計，在中國大陸流動的人口達到三億，且大多數都是中下階級的勞動人口，為了討生活而流浪到大都市中。這些可憐的「流浪人」、「北漂人」，往往成為社會階層中被漠視的一群。

對於中國目前的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的預測，可能是世界上爭議最多、分歧最嚴重的話題。然而有一個問題，恐怕是幾乎所有人，從最左的共產主義原旨信徒到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有太多的異議。那就是，中國正在離開其幾千年來形成的根基，從一個傳統的社會結構向一個新的未知的狀態過渡。其中，人口流動和職業變遷，可能是最重要的表現。

流動人口達三億

根據中國大陸官方的數據，一九八二年全國共有一年以上常住流動人口六百五十七萬人，到一九九零年上升到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人，增長二點二五倍。一九九五年在公安機關登記的暫住人口為四千四百萬人，二零零零年，約為八千萬，而到二零零六年，這個數字已經接近一點五億。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數字，是所謂的「登記暫住人口」。

在中國，只有在超大型城市和某些發達區域才需要進行暫住登記，所以有的學者認為，目前全中國離開自己戶籍所在地而在外地「漂流」的人口，可能有超過三億人。

中國的流通人口，主要由農村流出的「剩餘勞動力」構成，按照社會學一般的概念，這個人口也可以稱為失業農民。中國官方的數據顯示，一九八四年中國約有農業剩餘勞動力九千四百八十五萬人，一九九四年超過二億人，到二零零零年為三億人。事實上，中國農業人口目前仍有八億，占全中國人口的60％。如果中國以韓國和台灣的發展速度，農業人口降低到總人口的10％，則仍有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會繼續「流動」。

和這些「農村人口」流動同時發生的，是大學畢業生流動就業，異地創業造成的人口流動，形成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大規模人口移動浪潮，伴隨著經濟的急速發展，中國大陸的傳統型社會結構不斷解體和重組，也同樣是中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新問題。

大城市中的外來人口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上海市進行了第五次流動人口抽樣調查，調查結果，每天有外來的流動人口三百三十一萬，比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第四次調查的一百九十三萬增加了一百三十八萬，年遞增率為11.4％。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市也進行了全市流動人口抽樣調查，調查結果，當天外來的流動人口為三百二十九點五萬，接近於戶籍人口一千零六十二點八萬人的三分之一，比一九八零年淨增加三百萬，大約增長一點五倍。

毗鄰香港的深圳，從一九八零年的一個人口幾千人的小鎮，到二零零四年人口一千二百萬的大都會，其城市人口絕大部份都是外來移民。當然，深圳從無到有的歷史是中國發展過程的一個特殊現象，並不能代表中國大陸社會的一般狀況。

深圳年輕的外來女工。（Getty Images）

根據中國公安部二零零六年的數字，流動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廣東、上海、北京、浙江、江蘇，聚集了流動人口總數的近七成。而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湖北則為人口流出大省，流出人口占流動人口的五成。

從整體的情況分析，中國人口的流動趨勢，主要是從中西部向東南部流動，從內地向邊疆流動，從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流動。

大陸官方的調查資料顯示，中國流動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質偏低，以初中、小學文化水平者為主。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個調查顯示，在上海的流動人口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高中占10.1％，初中和小學分別占48％和28％，文盲、半文盲占9.1％。但在農民中，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要高於非流動人口，一九九二年，中國農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為22.2％，小學文化程度者為45.1％，合計為67.3％，而流動人口中這一部份僅占35.6％，顯示中國農村大批人才外流。

不過，在一些超大型城市中，流動人口的素質高，影響力也很大。但卻未必被官方計算在所謂的流動人口當中。

表一：一九八零至二零零零年上海市流入人口與常住人口對比

資料來源：《上海人口發展報告》，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辦公室。

「北漂族」達三百八十萬

以北京為例，就有一個龐大的對北京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北漂族」。香港《明報》曾經報導說，演藝圈「北漂」族在一九九二年約二萬人，二零零六年已達三十萬。近年，「北漂」大軍呈現多樣化。資訊科技業、文學界、考試群體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張張年輕面孔，掙扎求存，追尋夢想。在二零零一年，在海澱這個高新科技區域，有十萬沒有北京戶口的大學畢業生打工。按專家的說法，目前有三百八十萬「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

這種情況，在上海也同樣存在。根據上海市政府的調查，二零零五年「來滬人員」（上海對外來人口的官方稱呼）總量達五百八十一萬人，約占全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十九個區縣中，有三個區流動人口數量超過了戶籍人口數。而進入上海的外來人口素質，和北京有明顯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上海外來人口教育程度相對較低。

表二：二零零零年上海市人口文化構成比重

資料來源：《上海人口發展報告》

廣東外來人口占三分之一

廣東省是中國最重要的人口流入地。深圳、東莞、廣州是中國吸引外來人口最多的三個城市，這三個總規模並不大的城市，外來人口的數量很可能高於北京和上海。

當地官方的數字顯示，雖然二零零七年廣東外來人口數量出現了二十多年來的首次降低，但仍然達到三千八百一十二萬人之多，占廣東總人口一億兩千萬的三分之一。

廣東的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富裕地區，由於這裏是外資進入中國的橋頭堡，港台資企業和外資企業雲集，吸引了數量巨大的外省勞工在這裏工作，主要為低度知識性的勞動力。

不久前，廣東官方的中華總工會的一名官員，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廣東省的外來工總數，最保守數字也超過三千萬。

「而在這個群體中，有一半人正處在單身狀態。」與會的省工會相關負責人介紹說。

表三：廣東外來人口占三分之一

戶籍制度落後難改

人口流動加劇，在全世界發展中國家裡都相當普遍，尤其是在經濟起飛和快速增長時期，這個趨勢被看成是一國經濟起飛的起跑階段。然而，在中國大陸，流動人口，通常是和中國自五十年代後建立的戶籍制度相聯繫的。

以北京的所謂「北漂族」為例，界定「北漂」是否擁有北京戶口是重要的標準。自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實行戶籍制度起，凡進京工作的人必須由單位調入，其中涉及到食品供應、住房、醫療、子女入學等各種有形利益，無不以無形的戶口為前提。通常，很少有人將北京的農民工視為「北漂」，儘管他們同樣沒戶口。因此，「北漂」通常指擁有大學學歷，從事腦力工作的外地年輕人。

北京的農民工人數，大約也在兩三百萬之間，但大部份北京的農民工在建築工地工作，居住在狹窄的工棚之內，生活消費極少，而且幾乎被這個中國首都的其他階層完全忽視。

在中國大陸，戶口是一個控制和管理的工具，而不是一種社會服務工具。中國的戶籍管理十分嚴格，在最嚴厲的時期，民眾外出外地都必須攜帶單位證明或者是戶口本，否則就面臨被「遣返」的命運。

中國居民管理的這種模式，雖然受到改革開放之後的社會變化的很大衝擊，但仍然是有關當局對民眾進行管制的法律基礎。二零零三年三月，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被毆打致死案件，引起了中國社會的軒然大波，並直接衝擊了中國政府整個戶籍管理體制。

當局戶籍改革的兩難之局

孫志剛事件除了直接導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之外，也引起了中國民眾和學者對中國現行戶籍管理體制的全面反思。在全世界，仍然對國內居民實行居住和工作地域限制的，大約只有五個國家，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大國。

中共建政之後的一九五七年，頒布了中國的戶籍管理辦法，所有居民不得自由地在國內搬遷移動和工作。這個戶籍，在隨後五十年的時間裏，不但是一個中國大陸居民的身份證明，更聯繫著他所有的社會福利，包括教育、醫療、退休、房屋福利和其他社會福利等。因此，一個「城市戶口」尤其是大城市的戶口，是中國民眾生活水平和質量最直接的因素。

中國大陸八十年代進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出現大幅度的增長，然而「以計畫經濟為背景建立和完善起來的中國戶籍制度，構成了城市中國與鄉土中國的分立壁壘。衍生在制度之上的各種特權與利益分配使得戶籍制度改革錯綜複雜，也給現行城市化進程設置了重重障礙，延緩了城市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城市發展的滯後，城市公共資源的有限，也構成了戶籍制度改革的『瓶頸』。」（唐克、楊匯泉《戶籍制度改革與城市化進程的反思》）。

中國建設部部長汪光燾承認：「如果中國在未來十至二十年，不能成功將逾億的農民轉移到城市來，讓他們安居樂業，那麼中國的發展可能會遇到相當大的障礙。」

然而，放棄分隔城市和鄉村的戶籍制度，同樣也會為中國帶來許多現實問題。一些中國學者估算，大城市每增加十萬名流動人口，每天就需增加五萬公斤糧食、五萬公斤蔬菜、十萬千瓦小時電力、二千四百萬公斤水和七百三十輛公共汽車。這些流動人口還會產生十萬公斤垃圾，排放二千三百萬公斤生活污水和污染物，流動人口的持續增長也加大了城市管理的難度，如在戶籍、工商稅務、勞務市場管理方面和城市規劃、環境衛生等方面。

從這個估算當中，我們幾乎可以看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的城市貧民化景象。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放棄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等於是加速人口流動的速度，或許可能出現城市貧民窟，甚至導致管理失效的結果。

根據中國的官方資料，一九九四年全國公安機關查獲暫住人口中的違法犯罪人員五十六點九萬，違法犯罪率高達12.8％，約為全國違法犯罪率的四倍。北京市近幾年來（九十年代中期）外來流動人口違法犯罪案件逐年增多。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一九九零年外來人口犯罪率為25.5％，一九九二年為37.6％，到一九九四年已達到50％。城鄉結合達到70％，而且刑事大案、要案不斷增多，嚴重擾亂了社會治安。特別是外來流動人口聚集地區，賭博成風，逼賭、嫖宿、賣淫，甚至吸毒、販毒等活動層出不窮，給北京市的治安管理帶來了許多新問題。

然而，中國的戶籍舊體制同樣帶來了無法解決的問題。

流動比例低，阻礙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時報》表示，最大的負面影響是削弱了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利於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及人才市場。在美國，每年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遷移，各類人才及勞動力的充份流動，是保持美國經濟活力及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流動人口比例也近五分之一，歐盟超過10％，而中國不僅流動比例低，而且極不穩定並缺乏保障。

其次是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對農業現代化及農村人口的轉移形成體制性障礙。目前，美國城鎮人口比例高達90％以上，發達國家也都在80％以上，全球城市化平均水平為46％，而中國僅為33％。中國大量的農村人口需要轉移，但事實上進城限制卻沒有從根本上放鬆。

再者是遏制了消費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大量城市務工農民，連基本的生存條件及安全感都沒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穩，城市需求及消費畸形發展。

此外，《中國經濟時報》又指出現行戶籍制度加劇了城鄉割裂，阻礙了城鄉統籌，加劇了社會分化。與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利益直接掛鉤，不同的戶籍有不同待遇，不僅人為地把本應平等的身份劃分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貧富差距。

因此，如何建立新的戶籍管理（服務）體制，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最大問題之一。

土地集體制束縛農民

土地也是中國流動人口維持流動的重要原因。在中國的憲法中，農村的耕地是所謂的「集體所有制」，農民不擁有自己耕種的土地，其擁有權必須依靠一個來源可疑的「集體」體現。對於農民來說，土地是他們最大最重要的資產，這和城市居民的房屋性質一樣。

在中國，農民依靠「承包」來使用土地，這種土地的使用權是以「人在農村」作為前提的。因此，中國農民雖然「流動」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卻仍然要回到鄉村中去維持自己的「土地使用權」。這導致了一個結果，即農民由於沒有對耕地的最終處置權，所以他們寧願讓土地拋荒，也不願意讓自己變成「城市人」。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農民一方面抱怨在城市中不能獲得「城市人待遇」，另一方面卻不願意放棄自己的「農民待遇」身份。

這種雙重的矛盾，為中國經濟繼續發展所必需的城市化過程增加了障礙。如果農民的土地是私有，他可以考慮出售或者出租自己擁有完全處置權的土地，然後在城市中創業或者移居。但中國土地所有權問題的改革，卻面臨另外更為嚴厲的障礙。

處理社會流動關係未來發展

在中國的歷史上，「流民」一詞屬於貶義。大多會和四境不寧，民怨四起，甚至是亂賊峰起民不聊生等詞聯繫在一起。事實上，中國歷代末期，由於經濟變化和工商業的增長，往往導致貧富懸殊嚴重，土地兼併加速，大批失地農民流亡，充當賊寇或者到城市謀生的情況，尤以明末為甚。

有些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長期和平導致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導致貧富懸殊，貧富懸殊導致大量流民，大量流民導致政權癱瘓，是中國歷代王朝的一個死結。

近代西方國家同樣有類似的問題。無論是十七世紀的英國還是後來的歐洲大陸，工商業發展和貧富懸殊，都帶來了類似的問題。德國的史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把文明發展當成一個生命過程，同樣，他也對德國工業化期間德國人的心態做出描述。

德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世紀那種子承父業的生活方式大為改變，他們無法確知未來的謀生方式、工作技能甚至居住的區域。

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總結說，德國人這種集體性的不確定感和不安全感，是德國納粹上臺的社會背景因素，「願意放棄一些自身的權利來謀求安全」。

事實上，不確定感是人類焦慮的主要來源。目前中國大陸也正處在這樣的階段當中。經濟學界把一個國家人均GDP一千美元到八千美元，列為是社會極度混亂和最可能發生徹底垮塌的時期，這正是社會從一個「確定」走向另一個「確定」的中間階段。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人口流動並不比西方和日本更為嚴重，但關鍵在於中共的社會體制無法適應這種新的發展趨勢。中國政府仍然按照全面管死不留漏洞的原則進行社會管理，最終必使社會總體效率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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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社會悄悄到來
文 ◎ 唐浩

每年寒暑假期間大批流浪老師趕往全台各地的學校應試，爭搶絕少的教師員額。（法新社）

近年來全球經濟不景氣，一波「流浪」的風暴正在國際社會悄悄醞釀著。而在台灣，律師、教師、教授這些看似穩定且錢途看好的職業，也因僧多粥少，人氣由紅翻黑。想有個穩定的工作嗎？先流浪吧！

「踏在回家的路上，未來的前途茫茫，曾經是我無知的選擇，淪落異鄉流浪……」九零年代初期，知名歌手王傑的一首《永遠流浪》，曾深深敲擊中港台三地無數遊子的漂泊心靈。

今天，這首歌又悄悄在更多人的記憶深處，迴盪而起。

二零零五年，日本社會觀察家三浦展以《下流社會》一書勾勒出日本社會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導致年輕人生活失去希望與願景，缺乏向上奮鬥的動力，從而造成更多中產階級向下流動、淪為社會底層階級。此書一出，熱賣暢銷突破百萬本，引發日本社會廣泛迴響。

二零零八年的台灣，同樣受到景氣衝擊、造成中產階級人數持續衰減，除了「下流社會」的現象在台灣浮現外，另一個「流浪社會」的現象也儼然成為新一波的時代趨勢。

昔日風光，今日流浪？

「流浪教師」、「流浪警察」、「流浪博士」、「流浪教授」，甚至「流浪律師」等名詞，出現在台灣媒體上的次數越來越頻繁。為什麼？大環境景氣不佳、少子化、學歷貶值等，是促發「流浪社會」更為鮮明成形的關鍵主因。

根據台灣的張老師基金會一份研究指出，台灣的勞動參與率在一九八七年達到60.9％的高峰後，便開始逐步回落，失業率也相對隨之攀升。二零零一年十月台灣失業率一度登上5.33％的歷史新高，此後雖然失業情形略有緩解，但隨著台灣產業大量外移至勞力成本較低的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台灣失業率仍始終維持在 4％以上的局面。

台灣主計處公布的最新統計顯示，二零零八年八月的台灣失業率仍達4.14％，意味著至少有四十五萬二千人失業。

的確，這些苦無工作、四處遊走的流浪工作者在台灣、甚至世界各地向來不在少數，但因為他們彼此分屬不同產業類別、較無共同的特殊專業屬性，因此過去較少引人矚目。

然而，今天的「流浪社會」現象，卻是那些學有專精、傳統上被認為是「鐵飯碗」的專業族群也陷入大量失業危機中，遂而引發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其中，以教師、警察、博士的流浪現象，最受矚目。

流浪教師

僧多粥少，全台應考為一職

「環境不景氣，大家孩子越生越少，再這樣下去，我們幼稚園也只能關門了。」位於台灣高雄、一位不願具名的幼稚園園長無奈表示，少子化現象對他們這群最基層的教育工作者來說，可謂首當其衝。

台灣嬰兒的出生人數，堪稱每下愈況。從一九九七年的三十六點二萬人，下滑至二零零七年的二十點四萬人。而今年截至九月為止，更僅有十四點三萬。

嬰幼兒人數的衰退潮，率先衝擊了幼教事業，緊接著層層向上推擠著小學、中學甚至大學教育，也為各級教育體制埋下經營困頓的伏筆。不僅即將出現老師沒有學生可教的難題，目前多數學校的教師員額也已經出現緊縮、遇缺不補，甚至部份私校還出現資遣老師的情形；同時，每年不斷從大學畢業的大批準教師，也面臨無處謀生的窘境。

台灣的流浪教師現象，便是由此而生。流浪教師協會理事長陳朝松指出，儘管教育部聲稱這些奔走台灣各地、爭取正式教師職缺的流浪教師人數只有三點五萬人，但據他估算，實際人數起碼有七萬人。

甫成為台北縣某高中正式教師的許方瑜，出身台灣師範大學正規體系、甚至擁有海外碩士學位，但過去一年多，她也是眾多流浪教師當中的一員。「之前聽過許多人參加多年教師甄試都失敗的案例，所以當我決定要走教師這條路，心理壓力是蠻大的。」她說。

許方瑜表示，現在師資市場是徹底的僧多粥少。大批還沒找到正式教職工作的流浪老師，每年寒暑假期間紛紛趕往全台各地的學校應試，去爭搶那唯一一個的教師員額——甚至許多還只是任期一學期的代理教師工作，一旦學期結束，只能繼續流浪。

台灣師資市場僧多粥少。（法新社）

「對參加教師甄試的流浪教師來說，在身心上、經濟上都是考驗。而接下來的放榜更是一次次挫折經驗的累積。」許方瑜頗有感慨地說。

少子化固然是教育市場委靡不振的病灶，但大學過度設立師資培育課程，則是另一個推波助瀾的因素。

「現在幾乎每個公私立大學都設有教育學程，造成擁有教師資格的人過多，供需失調。」退休教師劉秀綿觀察指出。每年幾萬名準教師從學院裏傾巢而出，不僅素質良莠不齊，也更加強化師資市場的競爭壓力，對流浪教師們更為不利。

流浪警察

搶工作，警校鐵飯碗四成不保

往年，台灣警察的招考任用，與負責招生培育的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連成一氣，由警政署調查確認缺額員警人數後，再由警校開出名額進行招生，因此警校畢業後的警察或警官，基本上都能「一個蘿蔔一個坑」，順利考上警職。警察也被認為是穩定的鐵飯碗工作。

但因警察工作屬於國家公務人員體系，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八十五條〈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的規定，警察不能只讓特定人士（警校畢業生）報考，因此警察特考便逐漸對外界開放。首先讓具有大專政治、法律、行政等科系學歷的畢業生應考，而自二零零六年起，更完全開放給各科系大專畢業生報考。

考試制度的調整，致使本應智勇出勤的準警察忙於特考輔導。（Getty Images）

然而由於警校學生在學期間不僅學習一般科目，還有其他各類型的警備訓練課程，因此在應付文科考試的準備上普遍較一般大專生薄弱，造成「警校生拚不過一般生」的落榜情形。而根據規定，警校生畢業後三年內未能通過特考者，將取消資格、不得再考，同時得入伍服役、並賠償在學期間國家所支付的數十萬元學費。對落榜的警校生，無疑是雪上加霜。

台灣老牌政論雜誌《新新聞》在今年七月率先對「流浪警察」現象提出警告。而根據警政署透露，去年七百多名警校畢業生，便有三百多人未能通過警察特考。平均十個「準警察」，只有六個才能成為「真警察」。

「警專目前有舉行模擬考制度，讓學生能多熟悉考試的模式，一方面避免學生臨場應考時失常，二方面也提醒學生要專心準備考試。」台灣保一總隊分隊長王士傑表示，警校對這個現象也正在設法改善，「此外，上級也會要求擔任這些學生管理工作的隊職幹部，盡可能在能力範圍內給予同學相關必要的特考輔導，例如幫學生收集歷屆考題等。」

流浪博士

奔波兼課，學術夢越來越遠

「只要七點八分，就能上大學！」這項堪稱台灣教育界年度傳奇的現象，連總統馬英九都忍不住說：「現在考不上大學比考上還難。」

然而，深究之後，許多教育界人士擔憂，少子化現象造成大學招生嚴重不足，未來恐將連帶出現大學收入不足而倒閉、教授無處可去的社會問題。換言之，這是「博士版」的高級流浪教師。

事實上，現在的大學教職市場出現供過於求的嚴峻局勢。「十年前，教育部開放大學廣設林立，學校對博士的需求也就大幅增加，公私立大學也紛紛設置博士班因應。」空中大學商學系副教授江啟先指出，「但現在，學校需求減少，力求降低人力成本，使得越來越多的博士無法在學界找到立足之地。」

多數選擇攻讀博士的研究生，目的就為了進入學院作育英才。但花上多年青春與經濟成本後，卻遇上就業市場的寒冬。有人被迫轉往其他行業另謀他途，有人則持續堅持己志、但卻過著終日趕場兼課的打工生活。

一名助理教授去年接受媒體訪問，自曝雖然仍掛有「教授」之名，但實際上卻在台灣四個縣市的學校奔走、兼課，沒有正式的職務保障。每堂課鐘點費六百五十元，比部份一對一的私人家教時薪還低；寒暑假也沒有收入，年度工資和工人差不多。

「我的工作是流浪教師與客車司機的混和，每周開車時數比教書時間還多。最慘的是周五，一天八堂課，上午七時三十分從台北開車到宜蘭，下午再趕到苗栗，剛好繞北台灣一圈，回到家已是晚上十一時多。」他說。

台灣的大專院校每年生產出三十二萬以上的畢業生，但就業市場有限，造成學歷貶值現象，博士、碩士、學士在職場上相互排擠，博士只能找過去提供給碩士甚至大學生的工作，也令他們情何以堪。

登上網絡，更是常常可見擁有博士學位、或者正攻讀博士的網友們，在自己的部落格（博客）上抒發己志，大嘆教職難覓，只能四處流浪，但許多學院老教授與行政高層卻不知他們的民間疾苦。

沉潛莫傷哀 自勵路定開

流浪社會，無疑是個結構性的趨勢問題，也是難以避免的社會課題。但是，切莫因為一時的流浪失意，而終生懷憂喪志。

「其實這也是個檢視自己究竟只是有張學歷、還是真的擁有『學力』的機會。」江啟先強調，擁有學力的人，終究不會被埋沒；對於其他人來說，或許也能藉此看清自己的真正興趣、繼而開啟人生新路向的契機。

「天生我才必有用，」大詩人李白的經典詩句，給著我們永恆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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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與政策轉向 流浪教師雪上霜
文 ◎ 陳柏年

「小班化」是一個可提高學習效果，又能解決流浪教師的好方案。（法新社）

台灣教育部統計預估，國一新生人數將從九十六學年度起的三十一萬七千人，逐年減少到一百零五學年度的二十一萬四千人，如此一來，各縣市國中將面臨大量減班，班級數量達六千九百八十八班；扣除退休教師，教師超額高達近五千人。

針對此一問題，前行政院長張俊雄提出「五年精緻國民教育方案」，預估五年後，全台新生總班級數將自六萬一千一百八十九班減為四萬八千七百六十二班。現任教育部長鄭瑞城則公開宣稱，成立專案小組研究偏遠地區國小併校減班，大環境下教職縮減勢在必行。
有鑑於保障現有教師職位，今年度台北市教育局的教師甄試僅招考缺額一半，明年即停辦正式教師聯招。然而師資教育年年仍舊培育出大量的準教師。

民國八十三年教育改革，大舉開放師資培育法的結果，七十七多所大學院校爭設教育學程，大專院校學生只要修習教育學分，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教師實習，都可以成為「合格教師」。日漸稀少的學生對應每年膨脹的師資，使「流浪教師」雪上加霜。

根據教職人力網站統計，今年的公立國中聯合甄試教師錄取率，最高是偏遠的金門縣，雖有14.5％的錄取率，但是考上後要求調回本島的比例極高，使得教師職位仍然不穩定。而錄取率最低者為台北縣，僅有1.8％，國小教師甄試的錄取率更低，僅有0.1％。

以今年嘉義縣國小老師甄選為例，三十個缺額竟有五千五百九十二人報名；其中一般教師競爭類別甄選八人，報名人數多達二千九百五十人，錄取率只有千分之三，難怪有人笑說比中樂透還難。

嚴苛篩選下，既要縮編甄試名額，又企圖以代理老師保障正式名額，自然製造出許多流浪教師的問題。

根據人力銀行九月統計，約有逾十萬名準教師上網求職，供需失調、學非所用的狀況，形成社會隱憂。

或許在眾多學者提出的解決方案中，「小班化」是一個可以提高學習效果，又能解決流浪教師的好方案。

近日高雄市教師會，正積極籌備於十一月十五日舉行「高雄市二十五人小班制」公民投票，這是台灣發起的第一個人民公投，他們提出呼籲：「多蓋一間教室，總比多蓋一間監獄好」，要追求更好的教育環境，提高師生比例。

然而這個提案在送審階段就已經被延宕二年，多數市民仍然所知甚少。或許面對公部門行政效率低、國庫困窘、教育多面棘手難解的問題下，「人民當家做主」，會是一條萬難中的可行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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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膽識靠筆試 流浪警察隱憂多
文 ◎ 吳世澤

警專生受完兩年警察養成教育，將有四成成為「訓而不用」的流浪警察。（法新社）

考試院基於公平原則，二零零六年起不再限定警察特考的應考資格，然而由於高學歷的普遍和經濟的不景氣，使許多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紛紛投入警察特考，嚴重衝擊警專畢業生的出路，從而繼「流浪老師」後，也出現了「流浪警察」。

不僅如此，二零一零年起取消基層特考男女比例的限制後，不但可能對警專生進一步產生排擠效應，而且女警能否適任外勤的警察工作，也是警界的一大隱憂。

警察特考成為高學歷跳板

依現行規定，兩年警察養成教育的警專生畢業後，如果沒通過警察特考，一樣當不成警察。連續三年考不過特考，還要賠償四十多萬元受訓的費用。

除了須面對大學、碩士學歷的競爭者，加上坊間警察特考補習班的助陣，難怪「正統」警專學生錄取率節節下降。

二零零六年名落孫山者就高達四百八十五人，去年和今年加起來也有五、六百名應屆畢業生落榜。廣開大門至今，流浪警察越來越多。

由於警專須完成兩年學業，學生投考前對警察工作都有基本認知，從警意願較高，不易受到挫折而影響工作。相較特考班僅須受九個月的訓練，背景多半是法津系或師範學院的畢業生，抱著準備考試或等待教師機會的心態，大都對警察工作缺乏認同感。

通過警察特考進來的人，依規定沒有賠償受訓費用的壓力，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以致造成警察成為部份找不到工作的流浪老師、高學歷者暫時的跳板，反而有些有意願當警察也受過正統養成教育的人，不僅當不成警察，還要賠償費用的不合理現象。

「訓而不用」的流浪警察越來越多，不只是資源浪費的問題，對警界和整個社會治安的影響，也都令人擔憂。

取消男女比例限制 排擠警校畢業生

警政署為符合男女平權觀念，兩年後將取消基層特考男女比例的限制。然而就警大錄取分數來看，女生錄取分數平均高於男生約五十分。如此警察未來恐將出現女多於男的情況。

而且女警很多是一般生考進去，所以排擠到警校畢業的男警職缺，不僅使得流浪警察的問題更形嚴重，同時還會衍伸出其他問題。

例如當女警比例超過男警時，面對歹徒時怎麼辦？懷孕時，總不能挺著大肚子去抓歹徒，拿盾牌面對群眾吧！實務上，現行女警在派出所大部份都是專責值班，也很少有深夜勤務，危險工作大都由男警包辦，所以有女警的單位，男警都比較辛勞，是不爭的事實。

因此，門戶大開雖說是刺激警政產生質變的好事，可是如果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勢必衍生更多的問題。◇

──本文轉自第92期<<新紀元週刊>>封面故事
http://mag.epochtimes.com/0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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