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0日訊】上個世紀初，在中國義和團轟轟烈烈地鬧過之後，正在崛起的日本也刮起了民族主義風暴。一個寂靜的傍晚，正在日本訪問的泰戈爾佇立在橫濱郊外，發出深沉的感歎：
「我知道在榮譽失去尊嚴和先知者成為一種時代錯誤時，在淹沒一切聲音的聲音就是市場的喧嘩時，一個人在一群身強力壯的競技者當中被稱為理想主義者是多麼危險。……」
◎在千夫所指之下堅持言說
一個世紀過去，今天想要逆民族主義狂潮為弱小民族說話的人，其處境仍然危險。多年來關注西藏，本人被斥為「千夫所指的女人」，我的博客裡留下中國同胞大量下流汙穢的辱罵。我的兩位朋友同樣因為寫作，面臨著可怕的威脅。
一位是現居以色列的四川女詩人唐丹鴻。因為曾在西藏拍攝過記錄片，丹鴻與唯色成了好友。在西藏三月騷亂發生後，她寫了一篇文筆優美感情真摯的文章：《她的痛楚，我的恥辱》，以自身經歷敘述西藏。她因此遭到大漢族「愛國者」發佈的網絡「人肉通緝」。
另一位是新西蘭《新報》主編陳維健。在一些留學生發出針對西藏要打要殺的暴力言詞時，富有社會責任感的維健寫了《就西藏問題給中國留學生的一封信》，給予善意的開導和規勸。但他本人很快就遭受到暴力言詞的攻擊，被列為「必要除之而後快」的「狗日的漢奸」。
對此，陳維健說，寧可死在槍子兒下也要繼續言說。在這股頂著「愛國」名義的狂潮繼續發酵之際，重讀英國著名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的有關論述，筆者不能不承認到：民族主義仍然是這個時代裡最具影響力的力量之一，它可能影響我們所有人的命運。
多年前，達賴喇嘛在接受筆者的採訪時說：「中國人有自己的民族意識，藏人有藏人的民族意識，重要的是兩個民族的團結。」那麼，中藏兩族的民族主義到底有何區別？它們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相容並團結？
◎西藏：被強力扳彎的樹枝要反彈
儘管經歷過歐洲極端民族主義的血腥慘烈，伯林還是認為，民族主義不能一概而論，它「既符合於人類好的志向，也符合於人類壞的志向」。尤其是在民族主義誕生之初，它具有一種樸質的正義性。
在這次拉薩事件中，藏人呼喊的口號中有一句特別令人難忘：「我們是被你們在49年前殺死的人的靈魂！我們不怕死！你們現在殺了我們，我們還會再回來的！」（《阿什：一個藏人親歷的拉薩》）這句口號反映了藏人的生死輪迴觀，更是一個弱小民族對外族殺戮掠奪的悲憤控訴。
這就是伯林提及的「一種受到傷害的民族精神」。伯林比喻說，這就像一根被強力扳彎的樹枝，一旦放開就會猛烈地彈回去。「彎枝」（benttwig）的隱喻說明瞭，沒有一個民族能夠長期忍受外來勢力的征服和羞辱，它們遲早會有無法控制的反彈，來回應曾經遭受的欺淩。
按照伯林的劃分標準，西藏人的民族主義可以稱為「和平的民族主義」，因為它所要求的無非是文化自決，真正的自治，這些都是非進攻性的。伯林說：「民族主義通常源自人性尊嚴受傷害或遭淩辱的感覺，源自得到承認的要求。這一要求無疑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最強大力量之一。它或許採取了可怕的形式，但作為一種情感，它本身並非不自然或令人反感的。」
民族受傷受辱，是產生民族主義的一個主要原因，根據伯林的分析，民族主義的興起還有「社會變遷」作為重要前提。王力雄在《我為何對瑪曲發生的「打砸搶燒」不驚訝》一文中，就談到他二十年來幾次去瑪曲遊歷，發現那個傳統藏區今天幾乎不剩一點藏族痕跡了。這樣顛覆性的變遷，令藏人不得不為他們的信念及生活方式，向相對立的勢力做出反抗。
行文至此看到一個報導，因為抗議當局「愛國主義教育」活動遭到軍警鎮壓，西藏曲龍尼姑寺的一位尼姑自殺身亡。儘管藏傳佛教教義反對自殺，但最近一再傳來藏族佛教徒自殺抗議的消息，可見這個現實令一些藏人覺得生不如死。如果這樣下去，藏人本無進攻性的民族主義演變為進攻性的，也就不是那麼難以想像的了。
◎中國：巨無霸的民族沙文主義
對西藏人來說，中國大漢族勢力是一個自以為文化更先進的、更優越的外來勢力。這個勢力在軍事和經濟方面強大無比，對西藏民族存亡的威脅可以說是致命的。因此，用單純的「民族主義」一詞來定義它已經不夠。
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也被稱為「沙文主義」。民族沙文主義者一般都是對自己的民族感到過分的驕傲，因此看不起其他民族，帶有極偏見的情緒。他們把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唯我獨尊，損人利己，就如泰戈爾所譴責的：「巨無霸的自私自利」。
是什麼原因，使一百年前還是積貧積弱的漢民族，成為藏人眼中滅絕它民族文化的沙文主義者？回顧歷史，漢民族曾在清兵入侵、鴉片戰爭及後來的抗日戰爭中飽受屈辱，但那些創傷已經時過境遷，今天，滿人已經被漢人全部同化，日本早已投降示好，昔日八國聯軍的後代，已經和中國人成為生意上發財的好夥伴。大漢族還有什麼恥辱需要報仇雪恨？
因此，當今喧囂的中國民族主義並不屬於「雪恥型民族主義」，並不具有值得同情的合理性。這種民族沙文主義在目前造成險惡而複雜的局勢，這要歸功於催生它、操縱它的中國統治者。
共產黨在其殘酷統治時期給中國造成的深重傷痛和恥辱，已經被人們選擇性地遺忘。近年來中國經濟進入高峰，成為新興的超級大國，當局通過一切文化手段，給具有暴發戶心態的中國人，灌輸有關「強漢盛唐」的輝煌回憶，這就像鴉片一樣激發起「中華帝國」復興的夢幻，從而構建了當今中國盲目而狂妄的民族沙文主義。
在海內海外五星紅旗招展、吼聲震天之時，筆者想起泰戈爾的沉痛之語：「在這種麻醉劑的作用下，整個民族可以實行一整套最惡毒的利己主義計劃，而一點也意識不到他們在道義上的墮落。」
◎優秀的民族主義者不憚批判自己
最優秀的民族主義者往往不憚於批判自己。魯迅就曾抨擊中國人向來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由於偏執的、具有進攻性的民族主義違背自由原則、踐踏人權並造成災難，因此，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一直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批評者。例如泰戈爾就曾說：「只要一息尚存，我將不會容許民族主義戰勝人性。」
但我們所主張的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目前似乎敵不過愛國主義者的狂熱呼喚。西方學者將前者定義為為「普遍善意」，將後者定義為「對自己所屬民族的天然偏愛」。他們認為，這二者可以調和，具有互相包容共存的可能性。但從當今的漢藏衝突來看，由於強大民族的統治者缺乏善意，二者的包容還很遙遠。
歐洲在經歷極端民族主義的血腥慘禍之後，痛定思痛，今天走向各個民族平等融合的歐盟，基本上消除了民族主義猖獗的環境。只有中國知識份子不放棄自己的話語權，以自由的、人性的言說，去抵制愛國愛黨的「狼奶教育」，使中國民族沙文主義轉化為具有普遍善意的和平型民族主義，西藏問題才有一線希望。@
──原載《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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