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3日訊】近幾個月以來，香港一份政論雜誌每月都刊出一篇文章，揭露中共地下黨的活動，點了不少地下黨員的姓名，記述他們怎樣滲透各機構團體。作者初用筆名牛虻，後改用真姓名梁慕嫻。據她自己透露，曾肄業香島中學，並在該校入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派入學友社，成為了該團體的領導核心成員。七十年代初，移居加拿大溫哥華而退黨。歷來少見這樣大膽的文章，所以，頗引起一些對政治有興趣的人的注意。
多瞭解中共地下黨在香港的活動，是對香港政治的認識有所幫助的。本文根據一些現象、動態、歷史、觀察、推理、思考等等，對這方面作一些補充。
中共在港地下活動的歷史
香港存在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歷史悠久。中共成立於一九二一年，翌年，香港發生海員大罷工，即派出鄧中夏來港，指導罷工。海員工會的主席蘇兆征，便是當時吸收入黨的第一個中共地下黨員。一九二五年，因「五州慘案」和「沙面慘案」，更為了支持北伐，爆發了省港大罷工。當時罷工的糾察隊隊長鄧發，後來到了延安，成為了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抗日期間，在港設有由廖承志領導的八路軍辦事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不少左派人士，都是由廖承志機要秘書潘柱主持拯救行動，得以逃回國內的。在日治的三年零八個月，新界西貢是東江縱隊的一個據點，曾協助不少英軍戰俘逃離集中營。抗日戰爭結束，國共曾達成協議，把東江縱隊部份人員遣往東北，但不少都送到香港來，從事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建國前，不少人又送回國內，去參加內戰。
一直以來，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主要是為了支持國內的「革命」。但在建國後，重點有所改變。新華社前社長周南曾透露：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已決定香港的工作方針是：「隱蔽精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等待時機」。據聞，還有後面的兩句是「裡應外合，解放香港」。由此可見，工作重點已轉移到香港本地來了。那時候，還想像不到會實行「一國兩制」的。實行「一國兩制」，就不用「解放」了，卻要逐步加強控制。
哪些人是地下黨員？
只要不是政治上的白癡，都不會懷疑香港存在著中共地下黨組織。既然是地下組織，當然不會公開身份，一些黨員因為組織關係，自然會認識一些其他黨員，但不知道很多人也是黨員。尤其是局外人，怎樣去分辨某些人是不是地下黨員呢？大概有幾個方法：
一、 擔任某些職位的人，大抵都是黨員。例如中聯辦和外交專員公署，那些頭頭必然是。甚至司機和廚師，也會是黨員，因為涉及行徑秘密和飲食安全。此外，一些立場鮮明的左派團體，例如工聯會、民建聯、教聯會等擔任領導職位的人。能夠放心讓一些非黨員去擔任嗎？
二、 一些立場並不十分鮮明的團體，例如勞聯、學友社等等，即使掛名的領導人不是黨員，但在領導層掌握實際領導權的人，必是黨員，甚至大多數成員是黨員，這樣才達到控制的目的。用非黨員來做掛名的領導人，主要是為了掩飾團體的本質，更容易發揮統戰的作用。
三、上述的兩類人，較容易識辨而且並非最要害，必須警惕和提防的，是那些滲透、潛入、埋伏在政府部門、公共機構、民間團體、泛民主派政黨政團的中共地下黨員。過去，港英政府聘用公務員的政治審查很嚴謹，凡有親共嫌疑的，一概摒除。但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態度大為改變，門戶開放，讓不少中共黨員和親共份子進入。大抵港英認為，中共遲早都會控制香港，讓這些人進入政府部門，有利平穩過渡。回歸後，尤其是高官問責制推行後，經有關方面推薦，內部又有呼應，更多人進入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而且職位越爬越高，赤化更嚴重了。
識辨地下黨員的方法
要識辨這些人，還是有一些方法的。
一、 瞭解其家庭背景。中共雖然曾高舉反封建的旗幟，但在意識上卻是極其封建的。很重視一個人的背景，不單是其階級成份，更重要的是，其父母兄弟姊妹是否與黨有關係，有了這樣的關係，便容易被信任，從而吸收入黨。
二、 曾就讀過的學校，參加過的社團，活躍過的組織。這些學校、社團、組織，雖然沒有鮮明的親共立場，但也會有地下黨員在其中，從中物色人選吸收入黨。入黨後，等候時機，再轉派去打入其他要滲透潛入的社團和組織。
三、 既要看從什麼社團和組織轉來，更要看經什麼人介紹和途徑而轉來的。好些社團和組織，早已有地下黨員存在，但力量還不夠大，還要陸續滲透潛入，以便裡應外合，做穿針引線的人。
四、 其晉陞的過程和速度，順利而且快。為什麼這樣順利和快？為什麼不符合其表現和能力呢？恐怕是因為黨的關係，有為其開路引薦的裡應外合的人。
地下黨員做些什麼工作？
這些滲透、潛入、埋伏的中共地下黨員，會做些什麼工作，發揮怎樣的作用？
一、刺探情報。情報不單只是這些部門、團體、組織的動向，對一些問題的意見，將要推行的工作計劃，因為這些大多是公開的，很容易知道。更重要的情報是：（一）內部有沒有不同傾向意見的派別，以便進行拉攏分化；（二）主要領導人的背景、性格、弱點，特別是弱點，如有合意，便進行收買，甚至進一步吸收入黨；（三）與其他部門、團體、組織的關係，特別是彼此之間的矛盾，將其擴大化，以達到分化瓦解的目的。
二、 掌握群眾。先建立起威信，騙取得一些群眾的信任，這樣才可以進一步爬上更高的領導地位，掌握權力。掌握了群眾，在適當的時機，更可以篡奪領導權，或製造內部分裂，破壞工作。
三、 最後奪權。即使完全掌握了領導權，實際上是已經奪了權，也不會即時改變該團體組織的政治面貌和傾向，因為要繼續去利用來欺騙群眾，再作更廣泛的滲透潛入。
四、 徹底破壞。假如最後的奪權不成功，而又被揭發出來，再不能在那裡立足，便?掉這個團體組織。以團體組織內人員的身份，製造散播打擊言論，使其社會形象受損，更進一步拉走所掌握的群眾，使其脫離去另立爐灶。
退黨的地下黨員不少
在建國之前，中共打著革命和愛國的旗幟，的確曾吸引了不少熱血有理想的人加入，甚至犧牲了生命。但是在文革之後，特別是「六四」事件之後，很多黨員都覺醒了，知道了過去受騙，幡然退黨。根據中共黨章的規定，退黨的方法很簡單，只要三個月不交黨費，便算是自動退黨。對這些退黨地下黨員，中共也採取不同政策。
一、 加以勸告挽留。即使一時勸告挽留無效，也聲稱假如日後回心轉意，可以再次入黨。對這些已經退了黨的人，還派人不時與其經常聯繫，表示並沒有放棄，而且還向其索取情報，委託任務。直至經一段長時間，確知已無法挽回，才逐漸疏遠。
二、 一時疏遠，放長線去再釣。一些人退黨後，假如沒有什麼政治立場的明顯改變，事業又有所發展，如有再需利用的時機，會再去接觸，再引其上釣。
三、嚴重警告。明知上述兩種方法不會生效，對這樣退黨的地下黨員，予以嚴重警告：（一）退黨後，不能洩露任何黨內秘密；（二）不能參與任何反黨活動，發表反黨言論；（三）不能與以前有過組織關係的人來往。假如違背這些警告，必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報復，視為叛黨。由於中共勢力強大而又手段狠辣，很多人都會被嚇怕而接受這樣的警告，從此完全脫離政治。更有一些因而移民海外，隱姓埋名。
發展地下黨員新策略
中共一直都有在香港發展地下黨員，但吸收黨員的方針，與以前已有不同。為了回歸後能更有力控制香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直到回歸和回歸後，吸收黨員的對象，已著重高級公務員和專業人士，根據其事業前途和社會地位，完全不計較階級出身和思想覺悟了。中共拋棄了過去的理念，只為了部署去接管權力。這些人，與以前為理想而參加中共的，完全兩樣。
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胡耀邦和趙紫陽被貶，「六四」進行血腥鎮壓；在所謂經濟開放政策下，貪污腐敗越來越猖獗，維權事件彼伏此起，道德淪亡。香港的資訊發達，稍有良知理性的人，都瞭解中共的獨裁專制殘酷的本質，還會加入一個這樣的組織嗎？除了依附權勢以謀個人名利的人，中共能吸收得一些什麼新黨員呢？這些人大多數現在的年紀在五十左右以下，其中不少已晉陞到政府或社會機構的最高層。中共透過這樣的地下黨員，去控制特區的權力和管治，特區的前景堪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一步一步變質。
領導地下工作的「市委」
稍留意政治的人，都會知道，領導中共香港地下黨的，是香港工作委員會，亦即香港的市黨委。這黨委以前設在新華社，黨委書記是新華社社長；其後設在中聯辦，黨委書記是中聯辦主任。其他的黨委，有地下黨各線的領導頭頭。
這個地下市黨委，其水平影響著整個地下黨的運作，不論是思想上或工作上，水平都是很低的。這些人既未經鍛煉，又不瞭解香港社會實況，所以既出不了好主意，也不善於使用幹部，只懂得怎樣去滲透潛入，以達到控制權力的目的。
據雲，國內的幹部，都不願調來中聯辦工作。原因是不像在國內，可大撈油水，而且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受到輿論的監察，往往動輒得咎，例如副主任黎桂康最近就因為所謂與特區政府的「十項協議」，弄得一身蟻。更有一些，在香港找尋各種關係，準備逃亡到海外去。據說，所有從國內調來的中聯辦人員，在港任期已不能超過七年，以免他們可取得居港權。
一個這樣的地下黨領導層，又領導著一個已經日漸蛻化的地下黨，將會把香港特區帶領到一個怎樣的境地呢？
－－原載：《動向》，2009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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