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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恐怖的絕大多數受害者都是不具名的。以下是1938年第24260號檔案一份「普通」文件的摘錄
現在,進一步分析這些大屠殺受害者的類別是可能的。我們現在有一些關於上世紀30年代末古拉格囚犯人數的統計數據,有待在下一章予以詳細討論。這一資料涵蓋了所有囚犯群體,而不僅僅是大恐怖期間被捕的人,但未詳細說明葉若夫時期被判送入集中營的受害者類別。儘管如此,一些模式還是可以識別的,尤其是接受過某種形式高等教育的受害者人數(1936至1939年占比超過70%)激增...
多數關於大規模鎮壓的指示與政治局通過的所有其它決議一樣,自然是由斯大林批准。不僅如此,根據近來可得的檔案資料看來,斯大林也是多數鎮壓措施的制定者和始作俑者。例如,1937年8月27日下午5時,中央書記處收到了西西伯利亞地區黨委第一書記米哈伊爾.科羅申科(Mikhail Koroshenko)的一封來信,內容是關於對一些被控從事破壞活動的農學家審判的程序。10...
關於恐怖集權化的問題,來自政治局的目前可查閱的文件證實,大規模的鎮壓確實是黨的最高層、政治局,尤其是斯大林採取主動行動的結果。最血腥的鎮壓之一──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發生的「肅清前富農、犯罪分子和其他反蘇分子」的行動,其組織和實施頗能揭示出中央和地方機構各自的角色。
關於大恐怖已有諸多著述。它在蘇聯也被稱為「葉若夫時期」(Ezhovshchina)。毫無疑問,當尼古拉.葉若夫掌管NKVD時(從1936年9月到1938年11月),蘇聯社會每個層面都感受到了鎮壓的效應,從政治局一直到街上被捕的普通公民。數十年來,大恐怖的悲劇在一片沉默中被忽略。西方只在莫斯科見到三場引人注目的公開審判,分別是在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
這項新立法的基石是1932年12月27日內部護照(internal passport)的推行。對人口的「護照化」對付的是幾個精心定義的目標,正如這項法令的序言所解釋的:它意在「消除一切社會寄生現象」,以防止富農「滲透」進城市中心和市場,並限制農村人口外流,保護城鎮的社會純潔性。所有超過16歲、尚未被剝奪權利的成年市民,如鐵路工人、建築工地的長期工,以及國營農...
在「社會主義新社會」被剝奪公民權的其它社會類別中,神職人員的遭遇尤其糟糕。1929年和1930年的顯著標誌是,這個蘇維埃國家對教會發起第二次大型攻勢,跟進了1918年至1922年的襲擊。上世紀20年代末,一些高級教士反對向蘇聯政權宣誓效忠。接替吉洪擔任教會元首的謝爾蓋大主教(Metropolitan Sergei)已宣布效忠。儘管如此,東正教會在蘇聯社會依然...
儘管農民整體上在斯大林對社會的改造中付出了慘重代價,但被劃為「社會主義新社會」之「社會外來分子」的其它社會群體,也蒙受侮辱,被剝奪公民權利,失去工作和家園,社會地位進一步降低並遭到流放。「資產階級專業人員」、「貴族」、神職人員和自由職業者、企業家、店主和手藝人,都是20世紀30年代初發起的反資本主義革命的受害者。其他城裡人,根本不符合「無產階級工人和社會主義...
在受飢荒影響的所有地區,鐵路票的銷售都被立即暫停,並由格別烏設置特別的路障,來防止農民離開所在地。1933年3月初,祕密警察的一份報告指出,在一個月內,就有21萬9,460人被攔截,作為限制飢餓農民大批遷往城市的行動的一部分;18萬6,588人被押回原籍;其他人被逮捕並被判刑。對於被逐出城市者的命運,則未提及。
整個一系列壓制性法律中,包括1932年8月7日頒布的一項知名法令。它在農民和政權之間的戰爭達到頂峰時,起著決定性作用。該法令規定,只要犯下「任何盜竊或損壞社會主義財產的行為」,就對其進行處決或判處關集中營10年。它在民眾中逐漸被稱為「穗法」,因為根據該法被判死刑的人通常不過是從集體農場的田裡拿了幾穗玉米或黑麥。從1932年8月到1933年12月,超過12萬5...
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饑荒,一直被公認為是蘇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根據現今可得的無可辯駁的證據,有超過600萬人死於這場飢荒。然而,和俄國在沙皇治下不定期遭遇的一系列飢荒不同,這場災難是新體制直接導致的後果。在此問題上反對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尼古拉.布哈林,將該體制形容為是對農民的「軍事和封建剝削」。飢荒是可怕的社會退步的一個悲劇性例證。這種退步...
中央當局渴望從他們所稱的「特殊被流放者」的勞動中,以及1932年以後勞改地(work colonies)囚犯的勞動中,儘可能多地賺取利潤。對中央當局來說,遺棄被流放者是不得已而為之。正如監管勞改地囚犯的格別烏官員普茲茨基(N.Puzitsky)所指出的,這可能會被歸咎於「地方領導人的過失犯罪和政治短視。他們尚未習慣於將前富農移民的想法」。
1930年和1931年,共有180萬3392人被正式流放,作為去富農化計劃的一部分。有人或許想知道,有多少人在其「新生活」的頭幾個月死於寒冷和飢餓。西西伯利亞的檔案中包含一份驚人的文件。1933年5月,該文件被西西伯利亞納瑞姆(Narym)黨委一名指導員,以報告形式發送給斯大林,內容涉及從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放逐的兩個車隊6,000多人所遭遇的命運。儘管該文件涉...
放逐行動的特點是,出發地與目的地之間完全缺乏協調。因此,被捕的農民有時被關在臨時監獄(營房、行政大樓和火車站)裡數個星期。大批人設法從那裡逃了出去。格別烏給第一階段分派了240支車隊,每隊包括53節車廂。根據格別烏的規定,每支車隊包括44輛牲畜運輸車,每輛載有40名被放逐者;還包括8節運載工具、食品和被放逐者私人物品(每個家庭限480公斤)的車廂,以及一節運...
農民們只是在整個3月和4月才設法推遲了集體化。他們的行動並未促成一個擁有領導人和地區組織的中央抵抗運動團體建立。因過去10年中不斷地被當局繳獲,武器也供應不足。儘管如此,反抗仍難以被撲滅。
對新近獲得的檔案的最新研究證實,農村的強制集體化實際上是一場由蘇維埃政權向小農群體宣布開打的戰爭。超過200萬農民被放逐(僅1930年至1931年就有180萬人),600萬人死於飢餓,數十萬人直接因放逐而致死。不過,這些數字並不能完全展示這場人類悲劇的規模。這場戰爭遠不限於1929~1930年的冬天。它一直拖延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並在1932年和1933...
1926年底捷爾任斯基去世後,格別烏由維亞切斯拉夫‧魯道福維奇‧緬因斯基(Vyacheslav Rudolfovich Menzhinsky)領導。他此前是格別烏創始人的左右手,也是波蘭裔出身。到此時,格別烏被斯大林召喚得更加頻繁。他正準備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發起政治攻勢。1927年1月,格別烏接到命令指示它加速劃分農村「反蘇維埃和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分子」。
格別烏的日常活動,包括將數以千計的人們判處軟禁或關集中營。不僅如此,這個祕密警察機構還參與規模完全不同的具體鎮壓行動。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那些表面平靜的年月,從1923年到1927年,俄國周邊的共和國——外高加索和中亞——經歷了最血腥和最大規模的鎮壓。19世紀,這些國家大多數都對俄國的擴張主義進行了強烈抵制,只在臨近此時才被布爾什維克再度征服:阿塞拜疆是在19...
蘇維埃刑罰制度的其它怪異之處,包括存在兩個殊異的刑事訴訟系統:一個屬於司法性質,另一個則屬於行政性質;還包括存在兩個拘留系統:一個由內政部掌管,另一個則由格別烏掌管。除了容納通過正常法律渠道獲刑者的常規監獄外,整個集中營網路也由格別烏掌管,留作關押在其專門管轄下因犯罪獲刑的人之用。這樣的罪行包括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動、土匪活動、偽造和由政治警察自身所犯的罪行。
從1923年初到1927年底的略少於5年裡,社會與新政權的對峙暫告一段落。列寧於1924年1月24日去世。自1923年3月第三次中風以來,他就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了。圍繞繼承權的內鬥,在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政治活動中占據了很大部分。同時,社會也在舔舐著自己的傷口。
新刑法典中制定的新刑罰之一是終生流放,而如果返回蘇聯,就會立即被槍決。早自1922年起,這種刑罰就作為一項長期放逐行動的一部分,被付諸實施。此行動影響了近200位被懷疑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知名知識分子。他們中有很多是參與反飢荒社會委員會的顯要人物。該委員會於當年7月27日遭到解散。
1922年6月6日,莫斯科上演這些法律上的滑稽表演數週後,一場自二月底以來就在報刊上宣布的大型公審開始了:34位社會革命黨人被指控從事「針對蘇維埃政府的反革命恐怖活動」,其中最突出的是1918年8月31日刺殺列寧未遂和參與坦波夫農民起義。被指控者當中包括名副其實的政治領袖,例如以亞伯拉罕‧戈茨(Avraham Gots)和德米特里‧頓斯科伊(Dmitry D...
俄國已知的上次大饑荒發生在1891年,影響了多數相同地區(俄國中部、伏爾加河下游和哈薩克斯坦部分地區),並導致40萬至50萬人死亡。國家和社會基本上都為了挽救生命而奮戰。一位名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ch Ulyanov)的年輕律師當時住在薩馬拉──受飢荒影響最嚴重的一個地區的首府。他是當地知識界唯一一個不僅拒絕參與援助飢餓...
科學主義將被徹底剷除和清算,這是其不可抗拒的歷史宿命。
當局似乎在奉行不惜一切代價以飢餓迫使農民屈服的政策。面對當局的這種態度,較開明的知識分子開始作出反應。1921年6月,農學家、經濟學家和莫斯科農業協會的大學講師們成立了一個反飢荒社會委員會。在首批成員中,有傑出的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yev)、曾任臨時政府食品部長的謝爾蓋.普羅科波維奇(Sergei Prokopovic...
1921年春布爾什維克政權其它最優先的行動,包括「平定」所有落入農民手中的地區。1921年4月27日,政治局任命圖哈切夫斯基將軍領導「肅清坦波夫省安東諾夫分子的行動」。有近10萬人供他差遣,其中包括許多契卡特別小分隊,並配備有飛機和重型火炮。圖哈切夫斯基以異乎尋常的暴力,對安東諾夫部隊發動了戰爭。他連同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權代表委員會主席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大...
在該國的另一端,在舊首都彼得格勒與新首都莫斯科,1921年初的局勢幾乎一樣具有爆炸性。經濟近乎停滯,運輸系統逐漸陷於停頓。大部分工廠被關閉或因缺乏燃料以半速運作。對城市的食品供應有完全停止的危險。所有的工人都在街上、在周圍村莊裡搜尋食物,或在冰冷、半空的工廠內閒坐著並交談。由於要用物品換取食物,其中很多工廠已被搬空。
1920年底,布爾什維克政權似乎勝利在望。白軍的殘餘部隊已被擊敗,哥薩克人也遭遇挫敗,馬克諾的分遣隊正在撤退。儘管對白軍的戰爭實際上已經結束,但新政權與大部分人之間的衝突在日益激化。1921年頭幾個月,對農民的戰爭達到高峰。當時,各省實際上並未完全被布爾什維克掌控。在坦波夫省──西西伯利亞的伏爾加河諸省(也包括薩馬拉、薩拉托夫、察里津和辛比爾斯克)之一,布爾...
對囚犯和人質的屠殺,屬於規模最難衡量的暴行。他們被扣留,僅僅是基於他們「屬於一個敵對階級」或「在社會上不受歡迎」。這些屠殺是1918年下半年「紅色恐怖」邏輯的一部分,但是規模更大。布爾什維克拿一種說辭來不斷地為這些基於階級的屠殺辯護。此說法聲稱,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形成,為了協助這一艱難的誕生,沒有什麼不可以做的。
在農民與布爾什維克當局鬥爭的一系列事件中,「De-Cossackization」──將頓河和庫班河的哥薩克人作為社會群體系統性地消滅,占有特殊的地位。一個新政權首次根據共同責任的原則,採取一系列措施,專門消滅、滅絕和放逐一整塊地區的人口。這一地區,蘇維埃領導人已習慣稱之為「蘇維埃的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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