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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陈良宇案背后的矛盾

【大纪元10月12日讯】【新世纪特稿2006年10月11日】中共高层查处陈良宇,迅速地通过香港媒体放出种种“内幕”,欲将事变限制在“反腐败”,并故作深沈地要人们跳出中共权力斗争的“局限”来看待此事,用心可谓良苦。不过,显然出自上海陈良宇派系中人之手的署名“笑笑”的文章却不客气,一篇《胡锦涛被套牢陈良宇是赢家不是输家?》,写得生动逼真且杀气腾腾,让人大开眼界。

中国大陆的腐败,是其极具特色的政治体制下的恶果。试图将“反腐败”与大陆专制政治切割开来,且联系国际反腐败的趋势,从具体转向抽象,想的是不错,效果则难说。

然而,看“笑笑”的文字,祝均一、陈良宇等人简直是大义凛然且忍辱负重的国之栋梁,为上海民众的利益,不惜断送其个人政治前程,堪与中共之诸多先烈比肩了。只是,从“笑笑”文中可见,中纪委查案固然盛气凌人,其外调武警担任保卫毕竟尚属自保之举,而上海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包围中纪委调查组,却实在相当过分,十足的“地头蛇”压制“强龙”模样。而“陈良宇既是输家也是赢家”的关键之举,所谓“上海提高社保和劳保发放标准的政策”,查当时的报导,却只见“高龄纳保”。上海提高社保和劳保的民生保障之举,应该是比“高龄纳保”更为重大的变化,但笔者不才,却未能查到相关报导。同时,未见中纪委被赶出上海,却有上海民众示威的报导,“笑笑”的文字,也就只能参考而已。

但是,“笑笑”所言,陈良宇要用其行动,“来彻底砸碎中央对地方为所欲为的局面,彻底砸碎步步为营企图否定邓小平、江泽民改革路线的人的妄想”,显然不完全是空话套话,有其实际的内容。这一场弄得像是政变似的事变,其意义看来远远超出“反腐败”,而涉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大局。

“中国的重大矛盾”

看着眼前这一场背后矛盾错综复杂的政治事变,笔者不由得想到,六月末七月初,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StephenRoach),接连发表两篇以“中国的重大矛盾”为题的报告,认为西方人士的“宏观”角度往往导致“忽略了阐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张力──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角力”,他则尝试以“反宏观”来分析中国的现实矛盾。

罗奇的那一番分析,与眼前这一场事变,恰形成某种对照。罗奇认为,“在旧有的国有经济模式中,经济的控制权是近乎绝对的,但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里则不然。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向省、市和乡镇层面分散,使得北京在执行宏观调控时遇到极大的困难”,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持续的分散结构和日趋的市场化并行存在”。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地方层面的专案,由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融资进行”,地方银行的影响力“把监管机关和央行的角色矮化,而‘分散效应’的盘根错节也影响了中国的高层政策官员”,“削弱了在宏观层面的政策拉力”,“如果中国官员在政策调控上出手过重,投资行业面临崩溃的风险便很大”。

这一分析,的确触及到现实深层的矛盾。

中国大陆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政治领域里基本保持着其传统的专制结构,经济领域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化有很大的进展,然而其基础结构也依然保持着,国有体制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并借助于新的改革争议而积聚起新的扩张能量。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观察,所谓“北京模式”或“中国道路”的价值理念的经济基本点,体现为“越是经济周边的东西,像销售、轻工业、服务业,越是市场化,经济的核心部分像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等,还是社会主义化,尤其是金融体系,中国改革这么多年,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最糟糕的”。

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社会主义”的“帽子”不是空洞的标签,其实质即为保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不变,甚至发展。这一点,现在已是越来越清楚了,而且不断地祭出种种的什么什么“安全”或“国家利益”来为其保驾护航,不断地刮起什么什么“旋风”来动员民众予以支援。

在国有体制与市场经济发展之矛盾的基础上,罗奇指出的“持续的分散结构和日趋的市场化并行存在”之矛盾,发展起来了。

结构分散,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其实它倒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而与中央集权或中央计划经济相对立。中国的问题则在于,它的结构分散仍然是行政性计划体制的某种延续,表现为行政结构“条”与“块”之间的利益博弈的状态,而这种结构下的集中与分散,则并非取决于市场。

在改革中,行政权力结构有限度地分散化,传统的高度集中导致压抑地方积极性的局面有所缓解,倘若能向联邦体制演变,当为很有希望的发展。但是,国有体制下政府控制市场、垄断资源的基本格局,至今尚未根本改变。

特别是金融体系,开放民营的程度有限,听命于政府、服务于国有经济的本性仍然保持着。中国数十个省市,在浙江出现了“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模式”,那里的银行早就开始向私营企业放贷,它们成为中国业绩最好的银行。可以说,浙江体现着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却一般地仍遵循着“依赖于大规模政府投资、国家行业政策以及得到政府支援的外国投资”的模式,其银行业本身的竞争被扭曲、其集中受到制约,相反,因服从于行政权力的分散而分散,形成了行政分散环境下的地方权力-金融体系,于是,政绩考核体制支配下的地方投资冲动、发展冲动及其利益保护主义,逐渐地抵消着行政分权改革的进步性而走向反面。所谓“科学发展观”,体现着对这种现实的某种反思,而要改变这种现实,却极其艰难。

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地方分权,向联邦体制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势是民有民营格局取代国有格局,在竞争基础上,集中与反垄断并存,然而,在现实中,国有体制在变革的浪潮中竭力维持着其基础结构,地方分权有所进展却受阻于政治制约,难以发展为联邦体制,于是,竞争终究受到垄断的阻挡,反垄断立法难以触动行政性垄断的现实,则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拼的是资源消耗,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而现代市场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金融业,却因为仍然只是以扶持国有经济为己任,不要说以金融业推动经济的竞争与集中,其自身的竞争与集中尚且处于扭曲的状态。

在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状态中,“中央计划经济”分解为“地方计划-市场经济”的混合物,而市场经济本身增长、创新的“自下而上”本性,则隐藏在这种分散状态的地方体制背后,使其在增长过程中举足轻重。这样的中央地方关系格局,再加上党政派系的复杂分野,陈良宇之类重要地区的大员,其“尾大不掉”也就毫不奇怪了。

腐败与反腐败,看上去黑白分明。即使腐败之人举起“反腐败”利剑砍向其他腐败之人,也同样会赢得掌声。然而,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却是一盘复杂的棋局,其中的是非,搅成了一团乱麻,且暗箱操作,黑幕重重,我等局外之人只能看个大概,根据有关迹象推测一二,那麽,现在也只能说,腐败普遍地蔓延,普遍地反腐败当然有阻力,也有现实的成本,而有选择地反腐败成为现实的选择,顺便地也就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中共高层查处陈良宇,是以“反腐败”为名义而行维护中央权威之实,而武警的人事调动布局,成为其中重要一环,足见幕后矛盾之尖锐。“笑笑”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其中的图景,看上去似乎比爆料“反腐败内幕”报导描绘的图景更为真实了一些,只是,或者以“反腐败”而掩饰权力之争,或者以颂扬地方豪杰而掩饰其腐败劣迹,都不足为训。

中共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整治上海之际,唱出了“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的高调。

这一高调的出处,据“笑笑”披露,是温家宝──中共的这位总理认为,上海已经是一个“懂得利用官民结合的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中国落后和穷困地区“懂得利用官民结合的特殊的利益集团”情况比上海还要严重。

地方的官民结合,成为共同利益体,在中国,这实际上是联邦体制的自然基础,是一种自然趋势。中共为维护其一己私利而无视这一点,是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或根本反对这种趋势。中共的一己私利,是其“特殊利益”。

在这一特殊利益支配下,中共反对根本改变国有体制支配的格局,反对政治改革而维护其一党专制,反对联邦制而维护其中央集权,这样,才使得地方的利益也同样地扭曲为所谓“特殊利益”,出现中共所谓“特殊利益集团”。

笔者已多次指出过,中共已经形成了《共产党宣言》所明确否定的“特殊利益”。按照《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中共,则的确已经有了这种“特殊利益”。它为维护其专制地位,根本不准其他政党真正能成其为政党,根本不准真正能成其为政党的政党出现──也就是说,其他政党生存的条件,是其不得争取执政的地位,只能匍匐在中共脚下成为“花瓶”,美其名曰为“参政党”。为维护它作为这种“特殊政党”的地位及其“特殊利益”,中共不惜动用国家机器,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权利,使得今日之中国,成为中共之家天下,国库成为中共之党产,腐败遍于国中,清廉不容于仕途,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平民百姓苦而不敢言。

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则比较复杂。

中共反对联邦体制,坚持在地方有限分权的状态下依然保持中央集权。它坚持维护国有体制的正统地位,就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被严重扭曲,“可持续发展”的活力被追求GDP增长的“地方计划-市场经济”所压抑,以“科学发展观”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大权操之于中央政府。显然,这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状态,却是计划体制下的常态。

改革不能不走地方分权之路,而在国有体制支配下,地方分权难以改变政府控制市场、垄断资源的格局,则地方“特殊利益集团”应运而生,在中共这一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羽翼下,撑起其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共倘若要“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必要的功课是“从我做起”,先检讨中共自身,看看是否能够改掉它自己的顽症,否则,自己种下不和谐的种籽,却要求收获“和谐社会”之果,天下岂有这等美事。

现在,中共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即将结束,无论它顺利或不顺利,也无论它如何追求“和谐社会”,它面临的矛盾客观存在,倘若没有相当的理论智慧和政治智慧,仅仅只靠笔墨装饰或政治权术,就不过还是“技止此耳”了。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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